第6章 媒介变革与新闻理论研究变轨——2015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综述(4)

互联网时代人人有了发声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自由表达观点，传播信息。公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角色，互联网思维下传统的受众成了“用户”，可以自己生产内容并传播开来，并获得广泛关注。正因为人人都可以发声，舆论的广场就变得众生喧哗，往往莫衷一是，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在新时期面临全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点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五个“事关”深刻说明了新闻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中的地位。2015年对于舆论研究多集中在网络舆情分析。有学者指出“网络受众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自由，其话语权利也得以最大化实现。借由网络舆情，人们开始左右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走向，甚至影响公共决策。”[39]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的情绪、立场往往影响舆论的发展。作者指出网民参与网络事件虽是个体，但在封闭、集中的网络互动中结果呈现为群体行为，显现出鲜明的群体心理特征。而当下网民心理特征突出表现为仇富心理，仇“官”心理，同情弱势群体，坏消息综合征等几个方面。网络舆论扩散到现实社会中，就会产生舆论倒逼现象。有学者在对自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现象及其表现予以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我国舆论监管的合理化建议。作者认为“舆论倒逼下的网络民主建设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应对，转变观念，提升政府与媒体应对机制；第二，把握规律，合理应对，改革网络舆情管理方法；第三，关注民生，重视舆论主体的素质养成。”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发布更加便捷与快速，人人都可以充当图片、文字或视频的第一发布者，也可以通过转发或分享链接间接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即新媒介的不断涌现，正在不可避免地打破着旧有的舆论格局，特别是公民主体意识及诉求表达欲望的日益增强，网络“舆论倒逼”现象时有发生。研究对自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现象及其表现予以简单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对舆论倒逼的生命周期和运行模式进行探讨，并将舆论倒逼的合理引导视作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进而尝试性地提出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一些合理化建议。[40]对于舆论研究比较具有历史性、宏观性的是汤景泰的《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主题——基于CNKI（1998—2014）的数据分析》一文。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工具，以截至2014年12月公开发表的论文数据为基础进行量化和内容分析，研究了我国网络舆论研究发展的阶段特点与知识图谱。在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论文中，时间分布上以2004年和2008为两个重要节点，这说明网络热点事件和互联网发展趋势高度重合。在代表性作者群体中，多所高校研究实力较为突出，而学者间合作较少，仅见同地域小团队合作。[41]从内容来看，网络舆论研究涉及广泛，舆论主体、主题、演化机制、影响及管控等方面都有研究。

蔡惠福，周伟业在《关于准确全面把握受众接受心理时代性变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正在发生的时代之变、社会之变、媒介之变必然引发受众接受心理的诸多变化，重视和研究这些变化是媒体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面对当下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媒体应该尽力满足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受众接受心理变化问题，应该充分认识到受众接受心理变化的复杂性，既要讲适应受众心理变化，也要讲责任和担当，防止被市场绑架，从“媒介中心主义”堕入无原则的“受众中心主义”。[42]

杨帆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生动度假设（Vividness Hypothesis）和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详细探究受众处理视觉信息时的心理动因。作者以HPV疫苗广告为个案，中西方论文中对有关概念的阐释为指引，中国南方城市的大学生为样本做了一项控制实验。研究发现生动信息在生动度感知、回忆效应和积极回应这三方面的传播效果主要是由想象力与图片添加是否产生显著互动决定的，而非信息生动度本身。与常识相反，图文并茂类信息会削弱对高想象力人群的劝服效果，但同时信息对低想象力人群的影响会得到强化。实验结果为在中国传播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劝服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认知心理学思考路径。[43]

隋岩和苗伟山对网络群体事件进行了深入，他们梳理了西方的学术谱系脉络：社会冲突视角、社会运动视角、公民参与视角和传播学视角，并总结了2014年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研究的文献综述：研究类型上体现了多元化视角和多学科对话的发展趋势；研究话题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等话题有所下降，而环保事件、政府公权和社会矛盾则持续热门；在理论和方法上，学者们开始尝试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方法上量化和混合的方法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最后，文章比较了中西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差异，强调在全球视野和本土实践中互动中现实情怀的重要性。[44]

薛可、黄炜琳和鲁思奇研究了形象传播效果，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个人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言人，研究个人代言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意义。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家访谈法确定了四类主要的中国国家形象代言人。以国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为研究平台，探讨了国际媒体对这四类代言人的关注度，并通过国际受众研究，得出这四类代言人对中国国家形象国际影响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①从传播效果角度，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代言人的总体报道偏向正面，传播效果好；②从媒体关注度角度，国际媒介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度最高；③从传播分类研究角度，第一夫人代言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最好。[45]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价值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有读者以德勒兹主义为思想路径，从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和阐述[46]；也有的通过经典理论的重构来梳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重构”。总体来说讨论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不同的视角以及框架下中国化的过程。[47]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历来都是新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新闻的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下，会有诸多的不适应。在新技术格局下，职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等边界早已模糊，以功能界定成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次新的尝试。加拿大学者艾佛·夏皮罗采用更理论化的路径，将现行民主体系的大众化进程与剧烈变迁的新闻操作实践相关联，力求在学术界、业界和公众认知上达成对新闻业操作实践及其理念根基的新共识。[48]石力月等人认为虽然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解释，但是无论何种解释都与“公共利益”有所关联。具体到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复旦学生与广州媒体人关于“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49]不同于以往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概念、起源、应用以及本土化等研究，这研究完全从新的视角来分析现今社会中，怎样探索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这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随着以沉浸传播主导的“第三媒介时代”的到来，我们强烈感到现有新闻价值体系时时在“内爆”，并牵动着新闻业的生死存亡。从多元的定义中，我们看到新闻价值的内在变化及其变迁的历史轨迹。从对新闻标准的追寻，到对新闻组成关系的判断，到以受众角度分析新闻的效果，再反推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反映出了新闻价值本身所包容的多面意义。但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新闻价值以“服务于人”作为它的基本定位；第二，无论哪种学说，都认同社会变化带来新闻价值的变化。以上述两点作为基点本进行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的定义推演和要素建构。

新闻价值是如何形成？在第三媒介时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对于这双看不见的手，该研究借助“风筝模式”，从社会、公众和媒体三部分做了分析。①从社会层面看，新闻价值的演变是在消费需求、市场竞争、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创新等诸多影响因素交织作用下向前发展的。②从公众层面看，受众需求影响新闻价值，受众需求的多样化使新闻价值泛化。③从媒介层面看，新闻媒介形态的变化影响新闻价值的偏向。

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变革包括：内容生产和编辑过程的变革、把关人和把关过程的变革、新闻传播过程的变革、新闻的社会权利发生变革。

第三媒介时代“以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成为其新闻价值的定位。首先强调以人为中心：新闻价值最初定义的潜在核心，在第三媒介时代得到极致强化；其次是新闻服务指向的升级：从满足人的信息需求，到人的工作、生活、娱乐一体的全面需求；最后是以技术提升新闻服务于人的能力：达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第三媒介时代的新闻价值研究，探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不断变化中的开放的结构。“数据一旦流动，就创造出透明。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在技术进步、人的自我发展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不断推动新闻价值的演进和变革。”[50]

2015年1月1日，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微博中批评《解放日报》只给了外滩踩踏事件一个“小豆腐块”，网友以截稿时间和编辑惯例为由进行了辩护。据此，祁涛通过分析截稿时间及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编辑常规与新闻生产准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编辑中的特殊惯例及其展现的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认为截稿时间、编辑惯例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关系，他认为在截稿时间和编辑惯例对新闻稿件处理产生影响的同时，新闻宣传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在发挥指引作用。该报若能及时改变由其宣传理念设置的报道框架，也许会做出更接近受众需求的报道。

截稿时间到底会对新闻内容产生怎样的影响？截稿时间和出版流程是解释《解放日报》如此报道外滩踩踏事故的充足理由吗？编辑惯例如何体现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祁涛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截稿时间及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二是编辑常规与新闻生产准意识形态的关系；三是编辑中的特殊惯例及其展现的新闻报道价值取向。

得到的结论是，截稿时间、编辑惯例虽然对《解放日报》报道外滩踩踏事件造成了诸多影响，但却不能成为否决吴飞教授批评的充要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不影响签付和出版流程的报道方案，以充分体现人文关怀。[51]

许加彪和杜丽洁通过对辩式新闻的媒介选择与价值旨意的分析，认为声音的多元是社会治理的常态，媒体通过对某些社会争论议题的选择，对文本进行构建，从而达到社会理解与共存。论辩式新闻基于媒体的议程设置与修辞表达，逐渐建立民众的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引导受众对社会存在做出公正评判，以期实现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理性思考。论辩式新闻，需要实证的精神，也是实证精神的体现。在论辩式新闻的文本中，为了证明某一观点，要有大量的论据作为支持。在新闻中引入论辩的形式，是为了实现过程中的实证精神。概括而言，虽然论辩式新闻的形成需要过程，但却在逐渐地培养着属于新闻的批判性思维与实证精神。在传播过程中，首先基于“议程设置”功能，媒体选择议题，然后呈现关于这个议题的公众论点，通过不同媒介载体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需要一定的标准衡量才可构成论辩式新闻。对于公众来说，公共事务暗含着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博弈，但主动性的思考方式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与他人分享经验，将自身融入到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实现面对社会现实的共同感。[52]

在对新闻价值论的研究中，关注层面也较为多元。主要有针对第三媒介时代下新闻价值要义的变革的研究，研究认为网络社会的演化和受众需求的变化都在冲击着传统的新闻价值内涵，也有研究关注在传统的编辑惯例模式的影响下，对新闻价值的认知的突破空间，提出打破惯例生产优质新闻恰恰是新闻媒体的荣耀所在，也有从论辩式新闻的价值和精神角度进行的分析，认为新闻中注入论辩的形式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