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823年(5)

我问他歌德在他初来的时候是否也很快乐。他回答说，当然咯，歌德和快乐的人在一起总是很快乐，不过从来也不会超出限度；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变得严肃起来。他总是埋头工作和研究，对艺术和科学充满兴趣，这大体上是他主人的持续不断努力的方向。晚上，那位公爵常来看他，他们常常就学术上的问题交谈到深夜，以致他常常感到交谈的时间太长，因此他常想，什么时候公爵才想离开。“另外，自然科学研究，”他补充说，“也是当时他们喜欢探讨的课题。

“只是到了午夜时分，他才按铃叫我。当我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已将他的铁制的带滚轮的床从房间的最底下的一端向上推到了窗子的旁边，然后躺在床上观察天空。‘你在天空里什么也没有看到吗？’他问我。我回答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那么你到值勤室去，问一问站岗者，他是否和你一样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于是跑到站岗者那儿，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站岗者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主人，他依然躺着，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天空。‘听着，’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要么此时我们有次地震，要么此时我们得了一分。’这时，他让我坐到他的床上，并且向我说明，他是根据哪些迹象得出这一结论的。”

我问那位善良的老者（指歌德以前的男仆），那时的天气如何。

“多云，”他回答说，“一丝风也没有，四周静悄悄的，而且天气很闷热。”

我问他，他是否马上相信歌德所说的那句话。

“是的，”他说，“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在第二天，”他继续说，“我的主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宫廷里所作的观察。他说，有位女士悄悄地跟她的女邻座说：‘听着！歌德在胡言乱语！’可是公爵和其他的先生相信歌德所说的话，而且他的预言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几星期之后，传来了一个消息：就在同一个晚上，麦西那[32]的一部分被地震破坏了。”

1823年11月14日星期五

傍晚，歌德派人给我送来了请帖，邀我去看望他。由于洪堡在宫廷里，所以他更欢迎我到他那里去。我发现他还像几天前一样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他热情地和我握手，一边非常温存地说了几句话。他的身旁是一块大的炉前护热板，它的影子由于桌子上放着蜡烛而投在他的身上。首相先生也走了进来，加入了我们这一伙。我们坐到了歌德的附近，轻松愉快地进行交谈，以便他只消专心地听我们谈话。不久，枢密官、医生威廉·列拜茵也来了。他给歌德诊脉，然后对在座的人说，歌德的脉搏跳得很活泼和很轻荡。我们为此感到高兴。歌德则说了几句玩笑话。“要是胸口的一侧不再疼痛就好了！”他接着抱怨说。

列拜茵建议给歌德的胸口贴上一块膏药；我们对歌德说，这种药有很好的疗效，歌德表示乐意接受大家的建议。列拜茵把话题转到马里恩浴场，这似乎唤起了歌德对马里恩浴场的愉快的回忆。大家制定计划，明年夏天再到那里去，并且补充说，希望大公爵也能一道去。听了大家的远景规划，歌德感到格外高兴。大家还谈到了斯琴玛诺夫斯卡夫人，回忆起她在这里的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里，男人们个个力争得到她的宠爱。

列拜茵走后，首相读了几首印度诗。这时，我和歌德就他的关于马里恩浴场的《哀歌》进行了交谈。

晚上八点，首相走了；我也想走，可是歌德请我再待一会儿。我又坐了下来。话题转到戏剧方面，明天席勒的《华伦斯坦》要上演，因此我们就谈起席勒来。

“我对席勒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说，“我真正喜欢读他的长篇剧作中的某些场面，并且感到佩服，可是接着我就发现许多违反自然真实的毛病，读不下去。就连对《华伦斯坦》也还是如此。我不得不指出，席勒的哲学倾向已经损害了他的诗，因为他的哲学倾向使他把理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凡是他能想到的东西，他认为都得实现，不管它是符合自然，还是违反自然。”

歌德说：“看到那样一个有卓越才华的人为那些对他无益的哲学思想方法煞费苦心，真使人感到悲痛。威廉·洪堡把席勒在痛苦地进行思索的日子里给他的一些信带给我看了。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席勒当时怎样殚精竭虑，想把感伤诗和素朴诗完全区分开来。可是他无法为感伤诗找到基础，这使他感到不可名状的困惑。”这时歌德微笑着补充说，“好像没有素朴诗做基础，感伤诗就不能存在一样，感伤诗仿佛是从素朴诗生长出来的。”

歌德继续说：“以某种无意识状态，几乎本能地进行创作，这不是席勒的风格，相反，他必须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反省一番。因此他对自己作诗的计划总是琢磨来，琢磨去，逢人就谈来谈去，没有个完。

他近来的一些剧本都一幕接一幕地跟我讨论过。

“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甚至不和席勒，谈我作诗的计划。我把一切默默地记在心上，往往一部作品已完成了，旁人才知道。当我把已完成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给席勒看时，他大为惊讶，因为我事先对他只字未提我写这部诗的计划。

“但是，我急于想知道你对明天即将上演的《华伦斯坦》的看法！你会看到一些伟大的人物形象，这出戏将给你留下意想不到的深刻印象。”

1823年11月15日星期六

晚上我在剧院里，第一次观看《华伦斯坦》的演出。歌德昨天讲的话，一点也不过分。这出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打动了我的内心深处。演员们大多数受到过席勒和歌德本人的影响，他们把剧中全体重要人物展现在我的眼前，同时使我想象到每一个人物的个性，这是单靠阅读所不能办到的。因此这部剧本对我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以致我整夜都忘不了它。

1823年11月16日星期日

晚上我在歌德那儿。他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扶手椅里，看上去身体有些虚弱。他首先问我对《华伦斯坦》有何看法。我向他谈了这出舞台戏给我留下的印象；他显然乐于听我说。

索勒[33]先生来了，由歌德的儿媳领了进来。他是受大公爵的委托来给歌德授金质奖章的，歌德对奖章的出示以及紧接着的讨论和晤谈似乎感到很愉快。

歌德的儿媳和索勒先生到宫廷里去了，眼下又只剩下我和歌德两人。

歌德想起他的诺言，他曾答应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次让我看一看他的关于马里恩浴场的《哀歌》，于是他站了起来，把一支蜡烛放到书桌上，然后把诗拿给我看。我很幸运再次看到了这首诗。歌德又从容不迫地坐了下来，让我安安静静地进行思考。

我读了一会儿以后，就想把我对这首诗的一些看法告诉歌德，可是我觉得他似乎在睡觉。于是我利用这有利的时机把诗读了一遍又一遍，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觉得这首诗里贯串着这样一个主题：青年人狂热的爱情，由于高尚的道德而和缓下来。此外，我觉得这首诗里所表达的感情，要比歌德其他的诗里所表达的感情强烈。我由此得出结论：这是受拜伦的影响，歌德也不加否认。

“你看到一种非常狂热的心境的产物，”他补充说，“当我囿于这种非常狂热的心境的时候，我似乎觉得为了它世上的一切我都需要，可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再陷入这种状态了。

“我从马里恩浴场出发，对所经历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在这时我就写了这首诗。上午八时，我在第一站写下了诗的第一段，然后在马车里继续写，就这样从一站到另一站我把记忆中储存的东西写下来，到了晚上，一首完整的诗就写成了。因此，它有某种程度的直接性，它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浑然一体，完善无缺。”

我接着说：“这首诗在其整体风格上有许多特点，和你其他的诗不一样。”

歌德回答说：“原因可能是我用现实打赌，如同人们用一笔巨款作赌注一样，我毫不夸张地希望这笔赌注尽可能地升值。”

我觉得歌德的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歌德的工作方法，而且它有助于我们解释他的普遍受人赞扬的多样性。

这时将近九点钟，歌德请我叫他的仆人斯塔德尔曼过来，我照办了。

接着歌德让他的仆人把医生开的膏药贴到他胸口的一侧。当时，我站在窗口，我在身后听到歌德在向斯塔德尔曼诉苦，说他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似乎变成了慢性病。仆人给歌德贴完膏药后，我在歌德身旁还坐了一会儿。他也向我诉苦，说他有好几个晚上根本无法睡觉，吃饭也压根儿没有胃口。“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他说，“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什么材料也不能收集，精神很不好。”我求他不要过多地去想他的那些作品，我说，这种状态不久就会过去，我试图用这种方法安慰他。可是，他说：“啊呀，我并不性急，这样的状态我已经经历得太多了，我已经学会了忍受痛苦。”他穿着白色法兰绒做的晨服，膝盖和脚上盖着和裹着一条毛毯。“我根本不想上床睡觉，”他说，“我宁愿整夜坐在椅子上，因为我反正睡不着。”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我离他而去。

当我走进楼下的仆人室去取我的大衣的时候，我发现斯塔德尔曼非常愁闷。他告诉我，他为主人的状况感到忧虑；如果主人抱怨，这就是不好的兆头。另外，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变得很细，而在此之前，他的脚还有些肿胀。明天一早，他想去见医生，为的是向医生说明这些不好的症状。我试图安慰他，可是他仍担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