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太平天国战争的情报战
作者：虎符
当满清朝廷刚刚清除了白莲教的威胁，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挑战又到来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国远征舰队炮口下坍塌的，远不止是虎门炮台的那面威字影壁墙，还有那扇在近代化军事力量面前已经不堪一击的国门。在英国之后，美法接踵而来，中国顿时沦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地，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雪上加霜的是，依据中英《南京条约》第六、第七条，清政府除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外，还须向英国支付军费、鸦片货款、赎城费、商债共计2100万银元。
巨额赔款加上清廷已经投入的7000余万战争费用，使得道光政府财政压力巨大，道光皇帝下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官员勒限催追完交。”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间，清廷平均每年外流白银超千万两，导致对百姓压迫空前严重，仅地丁税一项就增加了三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外国资本凭借特权和产能，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社会矛盾空前突出。
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于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
历经14年，波及18省，开国建制，颁法设官，另立衣冠图章，并且在和清政府军队的互相攻伐中催生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湘军集团。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与地方督抚大员、满人权贵与汉官、旧八旗绿营与地方武装集团等等事关国本的关系都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这一论断是正确中肯的。
《孙子兵法》作为已知的中国现存最古老军事著述，并不像行军手册般具体讲解排兵布阵，但却学说性地阐述了先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充分展示了老祖先们的军事智慧。在《谋攻篇》结语中，更是作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可见军事情报的收集，从来都是进行战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铁律同样贯穿于整个太平天国起义全程。
一 重视谍战的太平军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颁行印书。在其总共二十九本目录中，《行军总要》赫然在列。
该书作为太平军行军作战指导书籍，将敌前情报收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置，可见其对情报重视程度。实际上从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军就大量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后收集清军动向，使将领们能够随时依据情报灵活应对清军围堵。在金田、三里墟、官村之战中，太平军全部是以伏兵取胜。而同时期的清军，军纪败坏，战力低下，防间保密意识极差，营地周边居然不禁生人，任由窥视，轻易就被太平军渗透得如同筛子一般。在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贼情汇纂》中有如下记载：“盖贼探我营则另有伎俩，多遣卖食物人近我营盘，日与我兵勇相见，稔熟闲谈，便可得实话矣。”由此观之，其屡战屡败实属正常。
反观太平军，其同时期防间保密工作远胜清军。金田起义爆发后，清廷推行“以贼制贼”策略，遍发告示诱降起义队伍中的不坚定者，同时设法悬赏利诱使人打入起义军内部传递太平军动向。作为应对，太平军首先强调军纪，肃清营盘周边，生人勿近。并且推行四点措施：
第一，盘查。但凡有兵士自远方来，必先委派本营中机巧士兵远远细问其来自何处，隶属某军，本部统兵官姓名等信息。
第二，观发。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披散辫子，前额蓄发，清廷谓之“发匪”，所以查验来人前额头发长短也可以有效识别其身份。
第三，禁议。在行军途中严禁“街头巷尾交头接耳，私谈议论”，犯者斩首示众。
第四，颂经。以拜上帝教经文作为口令，无定制，无规律，每日俱改。规定营中所颂经句务必烂熟于心，蓦提一句则必须随接下句，如接不出则以奸细论处。
虽然上述四点对比中国历代军队的保密规条并无出彩之处，但的确有效防止了清军渗透，使对方束手无策。除了制度保障外，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对于防间保密也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在周锡能一案中可见一斑。
周锡能，广西博白人，早年上过私塾，后经博白县拜会领导人黄文金之堂兄黄文安引荐加入拜上帝会。虽参加清廷科举屡试不第，但在多由文盲百姓组成的拜上帝会成员中，他绝对属于凤毛麟角的读书人。入会后，他卖力写传单，搞演说，走村串寨发展会员，表现积极，因此很得黄文金看重，成为早期太平天国运动骨干人物。金田起义后，官至左军十四军军帅。但是随着清军围堵日紧，太平军进入艰苦的转战突围阶段，而且在转战过程中，粮荒、盐荒等物资困难无时无刻不在困扰太平军，大大小小战斗不断，随时有老兄弟战死沙场，本来就抱着投机心理加入太平军的周锡能毫不意外地发生了动摇。
1851年6月，周锡能借接引金田起义离散人员入伍之机，叛变投靠清廷，钦差大臣赛尚阿以六品官衔诱其携朱八、陈五二人潜回太平军内部以为内应，并伺机暗杀起义军领导人。12月13日，周锡能回到永安面见杨秀清。因此前同他一起出发的太平军尽数未归，回来时却多了两个陌生人，询问原因时其回答又支支吾吾，遂引起杨秀清怀疑，但杨并未当场表露，反而说要上奏请封，麻痹三人，私下里却安排人手监视，果然发现了马脚。周锡能一伙一到营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收集永安城中粮草、兵马屯驻地等信息。20日夜间，又带着朱八妄图策反监军朱锡坤、巡查黄文安，当即遭到二人拒绝，但是因为朱八与朱锡坤的叔侄关系，二人并未将此事上报。
众所周知，杨秀清最爱搞天父附体那一套，他后来被洪秀全诛杀也与此有极大关系，这次他又装作天父下凡，告知洪秀全周锡能反叛，以天父身份命令立即捉拿周锡能。在审讯过程中，眼看审理进入僵局，杨秀清又再次装作天父附体，当面将周锡能暗中的活动一桩桩、一件件揭露，并且找来朱锡坤、黄文安二人对质，彻底摧毁了周锡能的心理防线，使其对叛变一事供认不讳。审理结束，杨秀清以知情不报之罪杖责朱、黄二人，并且枷号军前示众。以叛逆罪名处死周锡能、朱八、陈五、周锡能之妻蔡晚妹、儿子周理。
此次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使涉案众人俱是心服口服。周锡能斩首前大声忏悔：“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朱锡坤则戴着刑具在军前惶恐劝说众人引以为戒，莫以他为榜样，使其余诸王以下众将士深受震撼。并且洪秀全根据周锡能审讯记录，略作修改后便交给何震川、卢贤拔，以《天父下凡诏书》为题，迅速刊印，编成小册子颁发全军，用这一真人真事，告诫天国全体将士，一定要切实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此后直至定都南京，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周锡能反叛的事件，可见太平天国在防间保密工作上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
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太平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实际上更为严峻，加强情报工作成为其必然选择。太平天国在统治地区基层设立乡官，除组织生产训练外，还要负责情报收集。“予以资本，遍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报。”这些情报人员本身出身底层，这种底层出身的人积极的一面是他们可以很好地混迹于普通百姓之间，较难识别。而且随着人员经验增加，刺探手段也愈加进步，《贼情汇纂》亦云太平军“近探我营之术愈精愈确”。
除了在控制区和对峙前沿广泛进行情报收集外，太平军还在各大城市部署眼线。在1853年4月至1854年间，还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及其周边分期分批派出了大量侦查人员，以期为北伐军内应，总数达千人左右。其目的清楚明确，首要任务就是查探道路，了解守军驻扎、调动情况，观察清军营盘，打探火药库等军事设施位置，摸清京城地理环境，画出图样送交后方，部分人还受命以投毒等手段制造城内恐慌氛围，甚至连清帝行踪也有人打探掌握。除此之外，他们还派出人员在各处租赁房屋，建立据点，以便长期潜伏北京进行情报收集和传递，颇有后世安全屋的意思。
这些侦察人员组织相对严密，为保证联络安全，他们制定了暗号和一些特殊的信物，如白鸡翎、火镰片、木莲蓬、青针包、字帖等作为识别手段。这些信物出发前发放至各人手中，以便向同僚暗中表明身份，同时也是完成任务回到己方营盘时的身份证明。
二 侦察与反侦察
根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记载，最早可考的太平军密探进入北京时间是1853年4月，一个名叫李炳银的人先期进入北京，以骡马市旁南德胜店为据点，多方打探清军出兵消息。五月又有第二批三人到京，以通盛店为据点。北伐军在静海进攻受阻驻扎待援期间，接连不断大量派遣密探入京，为日后进攻北京城收集情报。但此后由于战事不利，便在1854年正月后终止了这种行动。这些情报侦察人员中，除少数为山东山西籍外，大多数都是直隶人，参军前所从事行业五花八门，粮商、布商、手工艺人、农民、学徒、长工、僧侣、乞丐一应俱全，口音习惯、身体条件等都符合当地人特征，很多人熟悉道路情况，职业隐蔽性好，直接就是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本色演出。更有大胆的侦察人员扮作清廷官员和随从，坐着轿子、骑着马匹招摇过市刺探军情。
太平军情报人员大量涌入，使得清廷大为紧张。作为应对，清廷临时筹建京城巡防处，广设谍网对太平军情报人员暗中实施反侦察活动。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城御史、顺天府衙门等机构在明处大肆搜捕。据京城巡防处统计，自1853年10月15日至1855年6月20日，共审理355例案件，涉及人犯779人。本着宁可抓错不可放过的原则，一旦抓获疑似太平军情报人员，立即严刑拷打、严厉惩办，一经招供，全部斩首，无例外者。一时间冤假错案丛生，时任兵部侍郎王茂阴在其奏折中言“闻各处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先自严讯取供，熏以香烟，往往有实未杀官兵者，因熏急难受，又不知杀伤官兵必死，遂亦妄供，迨至辗转交审，前供难改，因而诬服。”“巡防处稽查形迹可疑之人，拘捕过严，有无辜而死于西市者。”
京城巡防处在北京城搜捕太平军密探，在城外也派出大批人马对北伐军进行刺探，在直隶、天津、山东等地设立情报网点大举收集北伐军情报，规定“凡太平军距州县城三百里内者两日一报，二百里内者一日一报，一百里内者一日两报。所得情讯直接禀报奉命大将军，为围堵北伐军立下汗马功劳。”
在太平军方面，随着情报收集力度加大，防间保密工作也进一步加强，1853年6月，太平天国设立牌证与凭证制度，对内以门牌与船牌甄别，出外则发放路凭。
《行军总要》“陆军号令篇“内规定对于信使”必先给路凭一张，盖用佐将印信”。而且这些凭牌记号时有变更，《贼情汇纂》中就有关于图案变更的记载，“前在江宁，因内应事发，（潜伏太平军中进行颠覆活动的张继庚暴露被杀）盘诘甚紧，忽改用伪王妃松树立凤之印，非此凭据，万不能出城。”清廷密探往往因此暴露，这两种制度对于防间保密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在太平天国初期和全盛期，其情报与反情报工作一直可圈可点，特别是在金田起义后到定都天京的那段时间内，对太平军将领们的决策起到了很大的积极影响。没有准确的情报支援，太平军不可能在清军包围圈内辗转腾挪，太平天国运动在星火阶段就会被扑灭。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起义一般都有其局限性，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朴素的纲领，其本质目的也不过是想用一个新王朝更替旧王朝，以新压迫阶级取代旧压迫阶级，太平天国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清军就立江南江北两大营凌迫围城，其领导层在这种外部威胁下，在远未定鼎天下的时刻，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化堕落，其奢靡、荒唐，实在让人看不出有一丝新朝开国的气象，以天京变乱为转折点，太平天国的情报工作随之一同转入低潮，在人心离散、信仰崩塌的时刻，其情报人员素质偏低的弊病开始真正凸显。
一直以来，太平军情报人员的主要来源都是社会底层，在前文对北伐军侦察人员的构成叙述中可见一斑。《贼情汇纂》不无鄙夷地说：“贼所遣之人多暗陋乡民。”但这也确是事实，除了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外，很多人其实是被封官许愿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物质奖励刺激着进行情报刺探的。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奖励都有些什么：“给我棉被一条，京钱一吊”，“贼人头目李姓给了我京钱四吊”，“应许给我顶戴”，“回去给我头目”，等等诸如此类。最让人无法直视的是，女性也被当做物质激励手段发给这些情报人员。由此可观其队伍素质。而且由于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很多人没有经过缜密训练，遭遇盘查就惊慌失措，一遇拷打便吐露实情，否则也不会存在上面那些供词。
天京变乱后，虽然李秀成等将领依然重视情报工作，但在军心已散、对手又加强了防范的情况下，情报收集力度立见疲软，已经不足以使太平军将领们依据情报做出正确决策。在武昌守兵不足三千的情况下，陈玉成不敢进攻。在主帅胡林翼重病、湘军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李秀成数十万大军裹足不前，甚至还主动放弃武昌，此后太平军几乎再无胜仗。
而此刻，一个全新的凶悍对手却开始渐露峥嵘，最终成为太平天国的掘墓人。
三 湘军的情报战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满清政府几乎所有军事单位都已腐化不堪，八旗子弟早不复先辈弓马娴熟的本领，领着铁杆庄家提笼架鸟倒是一个比一个擅长。承袭明制的汉军绿营更是一团糟。军官钻营媚上，士兵偷懒油滑，窝娼聚赌，克扣粮饷，兵额空缺。到了嘉庆末年，各省绿营更是兴起了吸食鸦片的潮流。“战五渣”是对他们最中肯的评价。历朝历代，只要政府军还保有一定战斗力的话，农民军就基本没有赢的可能。很多王朝在初期中期也不是没有农民起义发生，但结果都只是投入长江的一粒石子，顶多激起小小涟漪。而每一个王朝末期，农民军的壮大，都伴随着政府军的堕落腐化，太平天国能够兴起同样与八旗绿营的败落息息相关。
1853年，太平天国发展达到顶峰，太平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如猛虎驱羊，所向披靡。清廷深感八旗绿营不可救药，饬令各省大办团练以助“攻剿”。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湖南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以书生为骨，湘农为肉，借鉴戚继光纪效新书编制操练，同时灌输儒家礼教纲常思想。湖湘子弟勇猛彪悍、看重乡谊、吃得苦、耐得烦、舍得死、霸得蛮，逐渐取代了清廷旧式绿营成为与太平军交战的主力，这便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湘军。
这支军队建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在成军不久的1853年12月，就在陆营十二营中设立总提调，下设响导处与侦探处。1854年又于粮台设立侦探、采编二所，每营湘军都有专门的情报班子以及大量的斥候与探差。除此以外，湘军情报机构还与其余友邻单位以及地方州县团练情报人员并网工作，互通信息。他们组织健全，联系广泛，触角深远。
然而，情报工作并不是仅凭一个机构就能很好完成的。在湘军成军初期，由于与太平军接战较少，加上湖湘人士体貌特征与口音关系，湘军情报人员很难打入太平军内部，情报收集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湘军东征之前，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以及战略意图依然不甚了解，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统帅将领凭借军事经验作出猜测，甚至还出现了“太平军西征北伐同时进行，南京城内只余三百人”的可笑说法。湘军东征中途受挫与其情报工作开展不力有直接关系。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湘军情报机关依然坚持大力收罗与太平天国相关的一切情报，到了1855年后，其对太平军的了解已经大大加深，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贼情汇纂》一书。
湘军情报机构注重信息采集，其情报机构在前期最大的成就便是将《贼情汇纂》编辑成书。本书分十二卷二十万字，涉及范围包括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官制、军制、礼制、文告、宗教、粮食、各种人员数目以及各类杂项。叙事从实，不事润饰，对太平军各类文告、印章、服饰、旗帜、战阵等都有绘图说明。对天京圣库里有多少金锭、金叶、金饰，多少银子、银饰，分门别类给出统计数字；甚至通过对太平天国主要人物籍贯、职务、履历、性格、社会关系等线索的研究，准确得出了“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的结论。时至今日，该书在太平天国研究史料中的地位仍毋庸置疑，也没有哪一个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者不知道它。抛开其学术价值，它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它之前，从未有人将对手信息采集罗列得如此详尽。
《贼情汇纂》的作者张德坚，曾任清廷湖北抚辕巡捕官，其人眼光深远，深知情报工作的价值。他主动采访官绅、难民、俘虏各色人等，还多次化妆深入太平军控制区，将收罗到手的情报汇编成册，四处送交各督抚衙门，但是未能引起鼠目寸光的清廷官僚重视，直到遇见曾国藩。1854年9月，张德坚将所著《贼情集要》（贼情汇纂前身）上呈曾国藩，在对比缴获太平军文书后，发现该书数据准确，与其中内容相呼应，由是引起曾国藩重视。于是他设立采编所，认命张德坚为总撰官，将所缴文书全部交由他整理，遂于1855年7月成《贼情汇纂》一书，对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855年，湘军东征大军在湖口为太平军所败，双方在武汉进入拉锯作战状态，在其后两年中，湘军因为统帅决策失误导致战事起色不大，胡林翼在前期面对坚城顽固坚持进攻，在汉阳周围碰得头破血流。虽然其后朦胧意识到无法速战，也总结出太平军“极力固守，养锋蓄锐，相持日久，觑我懈怠，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御”的战术特点，但并未坚定他使用围困手段对付太平军的决心，不久之后此公故态复萌，“逐日督队往攻，血肉之躯与炮石为敌，伤亡水陆勇丁三千余人。”直至“四月以前，执意不悔，欲以力取”，将东征湘军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幸好，湘军在战术层面对于战场情报的分析利用做到了准确及时，在武汉战役的历次战斗前，湘军几乎都及时侦察到了太平军的动向，做到有备而战。如金口之战、奓山之战、山坡驿之战都是因为情报及时，使湘军获得宝贵的反应时间，挫败了太平军攻势，从而在武昌城下站稳脚跟。等到主帅胡林翼真正意识到太平军惯于防守反击，针锋相对制定出控扼要隘、深沟高垒、步步为营的正确方针后，战争胜负的天平顿时就倾向了湘军一方，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湘军拿武汉毫无办法。改变策略后，仅7个月武汉便坚城易手。究其原因，最后的胜利与其高效的战场情报工作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这一优势，使得湘军能够将战术层面的胜利转化为战役层面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
在此后的九江战役中，湘军依然保持了战场情报优势，胡林翼根据“石达开败走之后，逆首林启容知武昌贼势必败，日夜添设守具，聚集米粮”，“小池口新作石城，则有近二年之所增设者也”的情报，正确制定了长堑围困方针，并且散出假情报麻痹湖口驻防的太平军，攻克湖口，最终拿下九江。
攻克九江后，面对陈玉成进攻湖北、江西、皖北的动作，胡林翼再次决策失误，虽然他对太平军的人数、战术以及战略意图都十分清楚，但就是无法冷静分析，制定方略。那一段时间，湘军表现总结起来就是：四面出击，处处分兵，顾此失彼，孤军冒进，不顾后路，最终导致三河惨败。可见情报获取之后，对其的分析判别同样重要。
到了1860年，湘军与太平军在皖南的争夺达到白热化阶段。由于与友军的情报交流因为各种条件局限做得较差，没能通过蛛丝马迹分析出太平军在实施战略迂回，凌迫南京城7年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踏平。此后又因各处战事不利，被太平军重重围困，其间湘军又是依靠情报得力绝处逢生，他们不仅清楚知道当面敌军将领姓名，而且对其战术意图也知悉得十分清楚。在决定性的安庆会战的一系列外围战中，湘军总是能根据所获情报预判太平军下一步动作，使其处处受制，并且利用对太平军内部情况的了解，各个击破，终于在1861年9月5日破安庆城。自此天京西线门户洞开，战略主动权易手，太平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
1862年，湘军兵临天京城下，开始长达三年的长围，期间多次与数倍的太平军交战，都因情报工作得力始终保持了对天京的围困，直至最终破城。
湘军围困天京，主帅曾国荃根据此前情报总结与别部湘军和太平军交手的经验教训，以堡垒战术步步为营，耐心拔除天京外围太平军据点，逐渐收拢包围圈。同时广派哨探侦察太平军动向，使战场单向透明。在外围打击太平军小股部队，接连挫败李秀成、李世贤等人一次次的进攻。1862年5月22日，探报侦知太平军在六郎桥一带大掠民粮，曾国荃派周日升率部截击，杀数百人。6月24日，从宁国撤回的太平军联络天京守军夹击曾国荃部，也被提前侦知，湘军捡起太平军经典的防守反击战法，待太平军松懈之时杀出，使其折损过半。之后李秀成8月驰援，李世贤9月进攻，都被湘军一一挫败。被逼急的太平军以地道、决引长江等手段对付湘军，亦被一一侦知。湘军以长壕对付地道，以移营对付决堤，可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使天京太平军一步步陷入绝境。1863年9月27日，湘军彻底完成对天京城的包围。曾国荃从李鸿章处得知天京缺粮，向苏州求援的信息，湘军便又将精力集中于彻底断绝天京城内粮道的工作上，一面严厉打击敢于向天京运粮的商人百姓，一面攻克陆路运输通道印子山，掐断水门，使得城内粮尽援绝，最终于1864年7月19日以爆破手段破城，太平天国自此成为历史名词。
纵观湘军情报工作，除在防间保密方面与太平军各有千秋外，有三点远胜于太平军：
第一，组织结构健全，懂得建立专门机关负责收集情报。虽然无法与近代军队的参谋部制度相比，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具备部分参谋部职能。相对而言，太平军的情报收集方式要粗放很多，并无与湘军侦探所、响导处等相对应的机构。其情报人员由各级将领点选派出，直接对将领负责，对情报的判别理解程度全部依赖将领个人素质，往往导致无法充分准确利用情报。
第二，工作细致，情报收集途径多样化。主要有：采访官绅、问询难民、审讯俘虏、参考时人对太平天国的记录、收集整理缴获的文档器物、策反太平军阵营中不坚定份子、收集投降人员提供的情报、以各种侦察手段获取情报，一本《贼情汇纂》就是对这种细致的最好证明。
第三，人员素质高。湘军是一支以书生为骨干的新型封建军队，这些人拣选出来的情报人员大多有胆有识，经验丰富，而且一直提倡务实求真，杜绝了那种捕风捉影的情报收集方式。
正是由于这些情报工作中的优势，使得湘军一扫绿营面对太平军时的全面被动局面，在和太平天国的互相攻伐中越战越强，奠定了在清廷军事力量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最终在情报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