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80后作家张悦然与70后作家葛亮有一个对话，谈到了关于小说“叙述”的问题，颇值得参考。张悦然强调现在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因为“人们实在读了太多小说，他们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你云淡风轻娓娓道来”，她认为“叙述者倒是可以跳出来，因为文本形式需要更灵活和自由。但是你要确保自己不讨厌，并且你有理由证明这些话和你的人物在一起，而不是脱离了他们”。相比之下，葛亮似乎更传统一些，他信任“故事”，倾向于“叙事者的声音，是对读者的某种体恤、引导，或者提示”。事实上，七十年代生人乃至八十年代生人在小说中塑造的“叙事个人”，越来越成为其文本的标识。

以不那么看重叙事者的葛亮为例，自觉不自觉地，“叙事个人”也已成为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小说集《七声》大多以人物命名，这也体现了葛亮的古典主义倾向。但是，请注意，在《七声》里恒常出现，屡屡吸引了我们注意的，不是那些让我们无限唏嘘的人物，而是毛果。毛果是谁？大概读者都会觉得有七八分像葛亮自己。换句话说，毛果是被葛亮叙述出来的“自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选择。一方面，毛果身上，显然包含了作家葛亮的许多生活体验，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作为观察视角，毛果的中规中矩的人生，又与小说主要人物构成对照，具有了某种差异感。换句话说，毛果就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平淡的生活里饶有兴致地打量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及至读到《安的故事》，我们才恍然大悟，毛果不仅是叙述者，他甚或就是这部小说集的主人公，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每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这个腼腆、安静的乖孩子，对他人怀着友善之心，在目睹形形色色故事的同时，也在完成自身的成长。他温婉体贴的叙述语调，迅速获取了我们的好感。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放弃了对故事客观性的要求，全然站在他的立场上，无条件同意他向我们讲述的一切。这就是“叙事个人”的力量。

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叙事个人。虽然小说讲述的是那些活跃在天桥上的做假证、贩卖盗版光碟的人们，但是，读者绝不会忽略躲在所谓“底层”后面那个“我”。那个“我”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是兄弟，虽然他往往脸色苍白，患有神经过敏症，有着小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那么敏感、热情，我们正是在相信了他之后进而坚定地站在了边红旗们一边，反对警察、城管对他们的“围剿”。也是因为“我”的存在，我们才走进边红旗们的心灵深处，发现那一点属于理想主义的亮光。“我”才是那个控制故事节奏、情绪的那个人。这也是“叙事个人”的力量。

这是七十年代生人对小说的有力改写。大抵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无论多么惊奇的故事都无法再持久地占据读者的注意力了吧。唯有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保证了和小说人物在一起，支配着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决定了叙事价值的走向。我预感，将有更多的“叙事个人”被创造出来，实现对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改写。

当然，若是将七十年代生人的个人性问题完全归结于创作者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必得回到这一代人的创作和阅读的起点，回到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八十年代中去。毫无疑问，“个人”话语肇始于此“黄金时代”。发出个人的声音，倡导回到日常生活，是冲出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重重包围的勇敢之举。此时的个人，尽管形单影只，尽管不乏稚嫩，但仍然是肩负着社会使命的个人，依然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尽管大部分七十年代生人将文学阅读的起点构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涌入及在其影响下的先锋派，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八十年代精神的孩子，在写作观上承继了八十年代的教诲，那就是在逃离意识形态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以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为首义。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贺照田提醒我们：“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首先在于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而这样一种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的历史有效性必然置自己于一种悖论处境，就是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开始。”这段话有些缠绕，简单说就是当意识形态的无物之阵消解之时，反叛的对象消失了，对自我的过分强调就因为失去了历史依凭而变得虚无。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正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所创造出来的“个人”在小说文本里摇曳多姿，闪烁着个性的光芒。通过这些类型丰富、形态迥异的“个人”，我们走近了他们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借以打量自己。

《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