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一

艺术是古代文化最为明显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讨论古代希腊主义（Hellenism，一译“希腊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时，艺术始终是关键主题之一。对艺术的考察或许也能以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所谓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内各种文明的融合。因此，本卷的全部篇幅都在阐述希腊艺术传统的发展以及它在丝绸之路上独具一格的传播。

此处提到的“艺术”是一种广泛的形式。本卷的作者们将人物形象、各种装饰物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更广义的视觉文化都包括在内。这是因为，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整体上其实和气势恢宏的建筑具有同等重要性。过于狭义地定义艺术实则无益。需要说明的是，几乎很少有古代世界的艺术品能够符合现代人把艺术当作一种高雅文化的观念，即便它们来自古代罗马或者中国。我们所面对的艺术品已与人们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这就为我们解读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古代艺术，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有一种共性。除了一些特例（保存至今的建筑、石窟绘画，或许还有某些反复使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宝石）外，它们大多发现于后来的考古发掘之中，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系统性的。从古希腊到中国的唐朝，我们目前所研究的实物和图像都是偶然幸存下来的。我们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了解取决于它们的材质、发现时的状况、考古遗址的可见性、考古调查中的倾向、公开的档案以及非法发掘的破坏痕迹。简而言之，我们所依靠的只是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图像中的极少部分，它们是研究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试图叙述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发展过程时，我们面临两项根本性的挑战：一是从地中海直至中国北部，跨越诸多文化圈和历史时期的材料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二是凭借我们已有的知识很难叙述一个准确且有很强连贯性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材料是碎片化的、不全面的。本卷的作者们意在以一种全局的视角来解决这一难点，因此会提供一些学术知识的概要，内容涉及文中提到的诸多富于独特性却又相互关联的艺术文化。同时，作者们更多地关注许多特定的话题、媒介、重要考古遗址和有争议的问题。

除了证据上的困难外，希腊化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模式。本卷中一个反复提到的主题即艺术谱系。人们可以探究一些艺术传统的延续和转变，而这些艺术传统打破了下述研究中的地理和时间界限——独特的图像学、具有某种风格的全部作品、宗教思想的视觉展示、工艺技术以及视觉化的特定表达方式。这些传统来源于不同的地区和环境，包括南亚、中东的伊朗人社会，特别是佛教。佛教从印度经中亚向中国的传播是本卷讨论的艺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将希腊化世界和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探讨它们在长时间内是如何相互产生联系的，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了希腊艺术的历史，以及它从公元前4世纪至晚期古典时期之间在亚洲的传播。

希腊艺术的起源要更早一些。对古希腊艺术和文化的研究通常从青铜时代，也就是公元前二千年代的被称作迈锡尼和米诺斯的宫殿文化开始。(1)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我们发现了希腊语的最早证据、后来希腊诸神的痕迹，以及与邻近埃及和中东相媲美的奢侈品和建筑工艺。与荷马相关的著名希腊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样反映出青铜时代的文明。它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成型，成为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但迈锡尼社会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解体，而在公元前1000年时的铁器时代，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艺术的延续。因此，我们所谈到的希腊艺术传统的起源实际上要更晚一些，即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古风时代，此时希腊大陆和爱琴海沿岸的城邦受近东和埃及的影响发展出了新的艺术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艺术的许多基本特征开始发展。基于一些目前尚未完全理解的复杂原因，公元前500年左右——大致与雅典建立民主制同时——希腊的艺术家们发展出了以自然的手法来展现事物的技艺，将视觉幻觉主义、现实主义与常用的形式相结合，将艺术形象提升到一种理想和通用的水平。这段时期内发展出的希腊艺术的要素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代达到鼎盛。它们在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期间重获新生，故而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但除了这些古典希腊艺术的方法外，新的风格和主题也有所发展。在希腊化时期，当希腊艺术的遗产像希腊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经过阿黑门尼帝国（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前330年）的故地时，希腊艺术的作品也得到传播。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家们发展出了新主题、新风格和以自然主义视觉手法表现作品的新技艺。

希腊艺术在希腊化时期的传播具有深刻和普遍性的影响。和之前相比，希腊人想象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更为广泛地和其他文化产生了交流。希腊艺术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巴克特里亚的继承者们传播到中亚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希腊艺术的遗产此时也出现在一些非希腊文明中，最典型的是帕提亚人所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与此同时，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的全部传统，以致于学者们努力寻找罗马帝国时期的艺术与希腊化时期相比究竟存在哪些独特性。

最后，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内，这种希腊传统的一些因素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这也是本卷要讨论的一点。在它们的推动下，佛教信念通过新的方式而传递。通过这种方式，希腊艺术传统的一些方面传播至中亚和中国，甚至一直延续到公元3、4、5世纪及以后。

这便是下述几章要讲述的内容。但考虑到资料的复杂性和选择性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这种叙述真的能被称作是一个简单的、单线性的“故事”吗？当我们尝试从所有形式的材料中归纳出清晰的结论时，势必要诉诸比喻。我们可以谈论一种艺术发展的“叙事”，但这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视角：我们知道故事应当如何构建。这同样冒着整合各种矛盾和荒谬的结论的风险。我们可以讨论希腊艺术的“影响”和“传播”，但这种说法意味着希腊文化倾注给其他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我们从证据中得出的一直是这样的印象，即艺术家们和他们的赞助人吸收了希腊（或罗马）艺术中符合他们目的或对他们而言有着特殊价值的部分。无论我们选用哪种比喻来说明古代艺术的迁移，都会存在各自的困难：“传播”“输出”“混合”……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丝绸之路”也是一种比喻），但我们要一直提防古代艺术研究中过度简单化或还原论的观点。古代艺术始终有违于我们的解释并且令我们感到惊讶，即便当我们试图从广义上去理解它时也是如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使用文化标签来描述一些古代民族和他们的艺术（“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帕提亚的”“巴克特里亚的”），或者是混合的文化标签（“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印度—帕提亚的”“印度—斯基泰的”“印度—希腊的”）。这些标签本身就可能具有欺骗性：人们经常没有细致地对其进行审查，直到它们开始具有误导性或者难以定义。但我们还必须要使用它们作为方便的“手段”。然而当我们开始考虑希腊艺术在希腊社会以外的地方传播时，这个问题便更为错综复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希腊艺术”或“希腊化艺术”实际上是“其形式可追根溯源至希腊罗马传统的艺术”。这种说法并不会向我们暗示使用这种艺术的人的文化身份，或他们是否将这种艺术看作是“外来的”还是独特希腊式的。但使用这种命名法会立刻提示一种解释。我们再一次别无选择，只能用这种语言作为一种简便的方式，以求以一种可操作的方式来理解古代的材料。但同样重要的是以它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它，考虑古代艺术在它本身特有的环境内的意义。

即便本卷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现一幅关于古代世界的艺术及其互动的全面图景，但它在一些方面以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待艺术。“全球化”的概念不能被直接地用在这一主题上——它有太多不合时宜的联系——但或许我们现代全球化的经验能够让我们对此处讨论的古代艺术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共鸣有着更为细微的理解。(2)举例来说，我们从现代的视角不难想象一种文化的某个方面——例如英语或者古代希腊艺术——如何能在某一特殊时间和地点与某种源头产生联系，但同时它也能自行发展，实际上脱离了这一源头。希腊艺术的诸多要素已经在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居住之处成为类似于一种共同视觉“语言”的事物，最终得到解放并融入不同的文化中，甚至在几个世纪之后，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历史根源可能一无所知的人们来说仍旧具有某种意义。艺术史家的全景式视角使我们得以追溯这条谱系，就如同一名语言学家可能会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的传播与发展一样（然而还是用了一个比喻！），而这些是那些日常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所看不到的。这就是本卷的目标。

（彼得·斯图尔特撰　徐朗译）

(1)关于爱琴青铜时代艺术的最新概述，参见D. Preziosi and L. Hitchcock, Aegean Art and Archite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关于希腊—罗马艺术广泛而又具体的探讨，参见J. Boardm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Classical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关于希腊—罗马艺术在亚洲的传播，尤其参见J. Boardman, 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

(2)相关讨论参见J. M. Versluys and M. Pitt, eds., Globalisation and the Roman World: World History, Connectivity and Materi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A. Gardner, “Thinking about Roman Imperialism: Postcolonialism, Globalisation and Beyond?” Britannia, Vol. 44 (2013), pp. 6-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Falser对全球古代艺术（主要是犍陀罗艺术）的敏锐评论。参见 M. Falser, “The Graeco-Buddhist Style of Gandhara -a ‘Storia Ideologica’, or How a Discourse Makes a Global History of Art,”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 Vol. 13 (2015), pp.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