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历史地理的时空坐标
第一章 甘肃人文历史与少数民族
第一节 华夏文明的兴起与甘肃古代少数民族
一 甘肃华夏文明的兴起
甘肃是我国远古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自从“甘肃，华夏文明的源头”这一课题被提出后，国内外的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史料，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假设。按照学术观点的先后和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外来说阶段、中国本地中原说阶段、中国本地多元说阶段。在每个研究阶段，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受到了学者的高度重视。甘肃是全国华夏文明生态的缩影，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宝库。甘肃的历史文化类型众多、资源丰厚，是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典型标志。最具有深远影响和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就有：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桑志华于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三件人工打制石制品，证明甘肃是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1]；1976年，“平凉人”头盖骨化石出土闻名于世，其发掘地在泾川县泾明乡牛角沟，据考证为距今三四万年的晚更新世平凉遗址。该化石为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个体，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属于晚期智人。比北京山顶洞人早2万—3万多年[2]。新石器遗址几乎遍及甘肃各地，目前发现的共千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为1958年发现的距今8000—4000多年的秦安大地湾遗址。1986年，天水市放马滩秦汉墓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为我国甚至世界的地图及科技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这些被发掘的史料都成为解读中国早期文化之谜的重要线索。正如李学勤所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3]而这些成果无一不包含少数民族先祖的贡献。
西北多民族共同居住、融合并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羌、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此交融互动、汇聚互通，进而形成了各族群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一）齐家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我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的总趋势是由多元逐渐融合为一体。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即大致在距今5000年—4000年，在发育古文化的主要地区，形成了一些支系繁盛、生产力进步的强势部族。它们的衍生地域不断外扩，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随之越来越增强。彼此间长时期交往、渗透和影响，导致出现了文化上的趋同。它们不仅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水平接近，在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方面也形态相似。比如说，群体聚落都已繁衍为一定规模，锄耕农业都已达到相当高度，铜器制作普遍出现，陶器轮制技术被广泛采用，军事活动的地位日益突显，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祭祀与占卜在精神领域已占据重要地位，人殉人祭现象开始流行，原始文字在酝酿产生，等等。以各个强势部族为核心形成的几个大文化圈，都在孕育新的社会机制，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化，无疑推动了文明时代的诞生。强势部族的生命力就在于开放，就在于同其他强势部族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文化交流。“跟随着历史的步伐，这种交往日益频繁，致使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以基本相同的速度，行进于历史进程中”[4]。
齐家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诸强势文化之一。齐家文化早就参与了夏王朝诞生前后各个大文化区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纳入了诸文化融会并联的大网络之中。孕生于马家窑文化的冶铜业，在齐家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经济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齐家文化后期，不仅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多，青铜制造也已开始占据优势，并掌握了比较复杂的铸造技术。齐家文化的青铜冶铸传播到中原地区后迅速成长，铜镜的发明和流布即为一例。延至二里头文化已能制作各种形制的容器，为日后商代青铜工艺的辉煌奠定了基础。龙山文化的制陶业，则对齐家文化的陶器产生过巨大影响，齐家文化陶器的胎质细腻、器壁匀薄、器形挺拔等特点，就颇具龙山文化陶器的风格；特别是带有管状流的盉与鬶，在西北地区古文化中找不到母型，却和龙山文化同类器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齐家文化引人注目的用玉现象，同良渚文化有密切关联；尤其是以璧和琮为中心的玉祭器，二者可谓一脉相承。甘、青地区的古文化早就有灼羊骨以占卜的习俗，在齐家文化中这一习俗被进一步发展，而且扩大了所用骨科的范围。中原地区承袭了这一传统，殷商时期钻灼式占卜被演进至极致，这已为人们所共知。齐家文化遗存中多处发现过的海贝，则无疑来自东南沿海，不论被用作货币还是装饰品，它们都是部族间频繁交换的产物。而且，齐家文化含海贝的遗址，有越来越西移的趋势，说明这种远域珍品被辗转交换的持续性。
在地理位置上，齐家文化远离中原，是文明时代前夜诸强势文化中最西面的一支，因此具备一些特殊的生存条件，从而发育、形成了一种含多元性因素的文化面貌。齐家文化地域正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又是中亚文明与华夏文明沟通、交流的必经地带，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文化在这一区域传播、接触并交汇。这不但促进了齐家文化的昌盛，也使齐家文化内涵中吸收、渗透了许多他种文化的特质。
甘肃在文明时代被誉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这种历史定位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即已塑出了雏形。如齐家文化畜马业，就是在西方骑马民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黄土高原不存在野马生存的适宜环境，齐家文化之前的甘、青地区古文化中也不曾发现过畜养马匹的迹象。而中亚地区却有畜马的悠久历史，从乌克兰东部到哈萨克斯坦北部之间的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带，具备繁殖马匹的优良条件，在距今5000年—4500年的遗址中，出土过大量马骨。由于欧亚草原地带自公元前5000年起就存在驯化野马为家马的人类行为，因此家马伴随人群的流动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极大可能性。畜马和用马使交通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频率和速度，并使相距遥远的部族群体，得以实现直接沟通。在这种背景下，齐家文化受骑马民族的影响而兴起了畜马业，并把畜马业传播到了中原地区。齐家文化是我国最早畜养马匹的古文化之一，通过齐家文化的中介，对马的畜养和使用才在夏、商时代发展起来。齐家文化之后的甘肃，畜马业一直长盛不衰，成为本土经济的一种显著特色。文明时代甘肃地区拥有繁盛的畜马业，而齐家文化为它铺垫了第一块基石。
齐家文化陶器，具有器类众多、样式纷繁的特点，这也是广泛吸收他种文化制陶工艺的结果。除了上文所述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外，还能看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影响，更能看到草原文化的许多因素。比如说陶鬲，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有特色的器物。它的三个肥硕的袋足，既支撑了器身，又能盛物；既扩充了器体容量，又增大了受火面。这种科学而又实用的炊煮器型，是我们祖先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这项发明起源于甘肃，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最佳例证。早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陶鬲即已存在，齐家文化时期，它有了更完善的演进。陶鬲的三个乳状袋足，最初是仿照草原文化习用的皮囊而连接在一起的。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惯以皮革缝制囊袋盛水盛酒，便于携带。借鉴袋形革囊外观制做炊煮器，的确是一种绝妙的构思。在许多早期陶鬲上明显存在仿饰皮囊缝合的褶痕，以及连接处的穿孔和线脚。晚至寺洼文化的陶鬲，都还能看到三袋足之间以细革绳相连的原型仿饰。陶鬲之外还有一种夹砂圜底彩陶罐，在大都为平底器的齐家文化陶器中，风格颇有些卓然独立。这类圜底罐形体较小，既能当炊器又能当铁器，是适合游牧生活需要的一种器物，其彩饰多用分层绘出的复道长三角纹，宛如草编图案，洋溢着浓烈的草原气息。另有一种红陶鸟形器，则和同时期西亚文化的红陶鸟形器十分相似，其受西亚陶器的影响一望可知。[5]
齐家文化以及之前马家窑文化所流行的嵌薄片石刃的骨柄刀，也是属于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器物，最早出现在距今7000年—8000年间的中亚土库曼地区的哲通文化中。在距今约6000年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以西的伊萨科沃新石器时代墓地，也出土过这种石刃骨柄刀。甘肃早在大地湾后期文化中即已发现这类器物，至齐家文化则已普遍化，其由外域传播而来的轨迹大致清晰。
此外，齐家文化铜器中已经出现可以装柄的空首斧，形制与分布在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距今4000年左右的奥库涅夫文化红铜空首斧近似。在之后继承齐家文化的四坝文化遗存中，不仅空首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管銎戚。我国传统的斧戚类器物，是采用出内结扎方式安装木柄的，铸銎纳柄的方式源自西亚。在距今约4300年—4100年的伊朗高原卢里斯坦·尼哈温德，就已流行这类以銎纳柄的青铜器具。以齐家文化为中介，这类管銎器后来在我国北方传播开来，在商、周铜兵器中也常能见其风采。
齐家文化基本具备形成文明社会应有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齐家文化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个强势文化大致同时地临近了文明社会的大门，并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参与了各主要地域文化相互作用的大网络，为新石器时代后期多元结构的文化谱系融会，为华夏文明的宏伟历史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6]
（二）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从遗址的最初面世到最终定名，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期间人们对它的性质没有明确的把握。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甘肃西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尤其是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发现，四坝文化才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一种独立的地区性青铜文化，有人也因此而称它为火烧沟文化。四坝滩遗址的发现，可追溯至1948年。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在四坝滩农场开挖水渠时，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存和墓葬，采集了一批陶器和石器。1953年艾黎写信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先生以告知此事。随后，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到一些遗物。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对四坝滩遗址进行复查，又采集了一批器物。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1976年对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312座，出土各类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加工精致的金、银耳环及玉器等。出土铜器的墓葬共106座，占全部墓葬的1/3，这么高的比例是以前各种类型史前文化所未曾见过的。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1987年联合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系对酒泉的干骨崖及民乐东灰山两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354座，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千余件。上述几处遗址的发掘，较全面地揭示了四坝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坝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盆地，北及黑河下游，南涉疏勒河中上游一带。重要遗址和遗存点，除了上文言及的之外，还有瓜州鹰窝树、玉门砂锅梁、民乐西灰山等处。以往对四坝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均限于墓葬，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于2003年在酒泉西河滩首次发现了四坝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已知有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烧烤坑350多个，陶窑5座，祭祀坑20多个。这次发现大大丰富了四坝文化内涵，为认识该文化的性质增添了新的依据。下河清遗址存在四坝文化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之上的地层叠压关系；酒泉干骨崖遗址10余座墓葬填土中，发现有马厂类型文化彩陶片，都说明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文化。火烧沟遗址和东灰山遗址所提供的碳测数据表明，四坝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夏代中期到商代前期，约距今3900年—3500年。
四坝文化石器有亚腰形斧、双肩斧、穿孔锄、长方形穿孔刀、马鞍形磨盘、磨棒、臼、凿、锤、锛、环状器和多种形式的砍砸器等，形制多具特色。骨器有锥、凿、匕首、针、纺轮等。骨匕磨制精致，刃体较薄，一端穿孔。西河滩遗址所出土骨针细匀修长，针孔能容现代缝衣线穿过。玉器有璧、斧、锛、凿、权杖首等。有些玉器为实用器，显示出玉器缘自磨制石器的演变关系。
四坝文化对铜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器类有刀、削、锥、斧、戚、凿、镢、匕、矛、镰、针、镞、权杖饰及泡、钏、管、镯、鼻环、镜等，尚未发现容器。红铜与青铜并存，而青铜数量已经开始多于红铜，器型种类也大为增加，代表了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青铜工艺的发展高度，是甘肃境内出土早期铜器最多的古文化。火烧沟遗址所出土的四羊首权杖饰，羊首系用复合模具分铸后镶嵌于器身，工艺相当复杂，这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分铸镶嵌品。火烧沟遗址所出土的送往有关部门鉴定的65件铜器中，4件为热锻成器，余皆为铸制。该遗址还出土了可同时浇铸两个箭镞的石范。箭镞作为远射武器具有很大的消耗性，能生产箭镞，也显示出冶铜业的发达程度。四坝文化制铜技术与齐家文化相比已有大幅度提高，形成了采矿、冶炼、制范、铸造等专业化生产程序，制铜业颇具规模。经测定，四坝青铜合金成分相当复杂，既有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也有砷青铜及其它成分。其中砷青铜的量比较大，延续了齐家文化青铜冶铸的传统。我国早期青铜冶铸中砷青铜居多，表明我国的青铜创制发育与世界冶金史所显示的规律一致。
四坝文化陶器有罐、壶、盆、豆、杯、鼎、盘、盒、坝、铃、牌饰及形式多样的器盖等，以罐类器的数量和样式最多，如双耳罐、单耳罐、四耳罐、腹耳罐、筒形罐、带盖罐等，其次是壶。陶质较粗，多为夹砂陶，红陶为主，也有褐、灰陶。火候偏低，陶色不纯，常出现灰、黑色或黄白色斑痕。饰绳纹、弦纹、刻画纹、戳印纹和附加堆纹。彩陶比例较大，约占陶器总量的1/4，火烧沟墓地比例则高达1/2，均施紫红色或姜黄色陶衣，纹饰浓重，喜用黑彩，红彩较少，富有凸起感。主要纹饰有三角纹、折线段、条带纹、回纹、圆点纹，以及以羊、犬、鹿、蜥蜴等为题材的动物纹，其中以蜥蜴纹及其变体最有特色，有些器物上还绘有类似字形符号的装饰。陶器彩纹有的为入窑前绘制，有的为出窑后绘制，故部分彩陶的图案已经脱落。器物造型新颖别致，器盖和器耳尤富于变化，有些器物或器物的某一部分特意做成动物或人形，工艺精细，堪称陶塑艺术佳作。
聚落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种类型。半地穴式均为长方形，地面多经硬化处理，室内有一至数个烧烤坑和储藏坑。平地起建式虽多为长方形，但有的结构较复杂，出现一间主室带三间侧室的套合形式。烧烤坑和储藏坑的形制也有多种，大小深浅不一。墙壁存基发现土坯残块、夯土、砾石垒砌等遗迹，可知建筑方式及使用材料已趋多样化。
墓葬发现较多，仅火烧沟、干骨崖、东灰山三处遗址清理、发掘的墓葬即达666座，且大都保存完好。墓式常见的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墓或带龛墓。偏洞墓多为平行式，即在长方形墓道坑的长侧掏洞作墓室，墓室与墓道坑并列且长度相当，底部处同一平面。有的在墓道坑一侧设生土二层台。洞室平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圆角长方形多种形式，少数洞口用木板或圆木封堵，随葬品多与死者一起置于洞室中。竖穴带龛墓的墓穴多为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在墓穴一端或一侧的墓壁上开龛，葬品置龛中。有的墓在坑底排列数量不等的砾石或卵石，形成石棺状，被称作“积石墓”。部分墓有木质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其次是二次扰乱葬，也有侧身屈肢葬与合葬。合葬墓以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居多，人数2—6人不等。东灰山墓地中成年男女合葬墓占成年合葬墓总数的80%。此外也有一男二女或二女一男的合葬墓，和齐家文化墓葬情况类似，这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形成过程中多种婚姻形态并存的现象。还有一些被认为是父子合葬墓，反映了父系家族制的存在。墓向无序，东西向和南北向都有，东北向与西北向的比例较大。
随葬器物各遗址情况各不相同，以陶器为大宗，数量相差悬殊，少者仅1件，多者达19件。少数墓的随葬品中含金、银、铜、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海贝的发现值得关注，火烧沟墓葬中出土了上百枚海贝，有些被钻孔串成长串，有的含在死者口内，有的置于陶容器中，显然人们视之为珍贵物品。它们应来自与东部地区的辗转交换。盛行以羊、猪、狗、牛、马等畜类为随葬品，尤其是羊和猪，十分普遍。个别规格较大的墓葬存在人殉、人祭现象。东灰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卜骨，系用动物肩胛骨修治而成，骨面有圆形烧孔，和齐家文化的占卜风习一脉相承。
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学术界虽然还有不同认识，但多数人认为它同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它是马厂类型向西发展的一支，有人主张它直接就是在马厂类型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陶器造型和彩陶纹饰看，四坝文化与马厂类型的确有许多相同的因素，特别是四坝早期陶器器型十分接近马厂类型晚期的风格，可视为马厂类型晚期器物的变体。东灰山遗址陶器的器类组合及彩陶图案，由于更接近马厂类型晚期特征，故有学者称之为由马厂类型向四坝的“过渡类型遗存”。四坝文化代表性器物为双耳彩陶罐，在许多马厂遗址中都能找到形饰相若的同类器。这些陶器的相同或相似，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上下继承关系，“至少可以说，四坝文化是吸收了马厂类型的诸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所以，认为马厂类型是四坝文化主要来源之一，应该是合适的”[7]。
此外，四坝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曾接受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也是学界所公认的。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四坝文化的中心地域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区，活动着不同种系的牧猎部族，多种文化交流的印记必然在遗存物中有所反映。如陶器中十分独特的手纹，在时代相近的古波斯彩陶上也能看得到；颇为多见的有銎斧，也能在鄂尔多斯文化和西亚文化中找到源头；前述四羊首青铜杖饰，则与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墓地所出土的下部出梃纳柄、器身铸5枚瘤状凸钮的铜杖首造型接近。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功能考察，四坝文化的农业是有一定基础的。石器中有用于农作的锄和镰，用于加工谷类的磨盘和臂棒，铜器中也有农具镢、镰、刀等。除了常见贮藏粟粒的陶容器外，还发现了小麦、大麦、黑麦、稷和高粱等炭化籽粒，表明当时已种植多种作物。东灰山遗址文化层中采集到的保存完好的小麦粒，是目前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小麦标本。陶器中有些容器如人足形深体罐和小型方杯等，可能属于酒器，酿酒的习俗也反映了农业的发展程度。各个遗址中普遍存在的以畜类随葬的习俗，显示出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养羊业，最为兴盛。火烧沟遗址M227随葬羊距骨88件，那意味着要杀掉44头羊；可见畜羊之规模。以羊的形象作为陶器的塑饰，也很能说明问题；流行在器盖、器耳、器把上装饰羊首，是四坝文化陶器的一大特色。权杖是部族首领手持的神圣器物，象征着身份和权力，实由更古老的图腾柱转化而来，权杖上的主题性饰物，通常都是部族的图腾崇拜物。火烧沟出土的权杖以青铜铸制的4只羊首为饰，昭示着四坝主人很可能就是个羊图腾部族。以上迹象告诉我们，四坝居民兼营农业和畜牧业，而畜牧业在经济构成中比重应当更大一些。
四坝的冶铜业比齐家文化的发展程度更高，铜器已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军事及装饰领域，青铜制作已经程序化、规模化，虽然仍未达到制作和使用青铜容器的高度，但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
墓葬中已呈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的大量存在，表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已相当稳固。制作精美、象征特殊权力的铜质、玉质权杖饰以及玉斧、玉璧等礼仪器的出现，人殉、人祭现象的存在，显示出贵族政治体制已露端倪。种种信息都在向我们宣告四坝文化的社会已处于父权制下的军事民主阶段。[8]
（三）辛店文化
辛店镇位于甘肃省临洮县中部的洮河东岸，1924年4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及其助手在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査时，在辛甸村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存物，这是他们在甘肃境内找到的第一个古文化遗址。随后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共计发掘墓葬25座，清理墓葬20座，又在辛甸村以北的灰嘴发现了同类遗存物。由于出土的陶器造型和彩陶纹饰均与其他古文化有明显区别，遂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误书辛甸为辛店，被学术界沿用至今。后来在甘肃中部的黄河沿岸以及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这种文化遗存又不断有新的发现。比较有影响的，是1947年裴文中先生主持的对洮河及大夏河下游进行的调查工作，共考查了23处遗址；其中灰嘴、裴家湾、辛店北、辛店东、辛店南、新添堡、秦家堡、齐家坪、王家坪9处遗址含有辛店文化彩陶。1949年后为配合刘家峡水库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又做了大量调查，新发现辛店文化遗址86处，并对其中的永靖县张家嘴、姬家川、莲花台等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使人们对辛店文化的面貌和分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将辛店文化分为张家嘴和姬家川两大类型。[9]1956年在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山神遗址发现了一批器形和纹饰都比较特殊的陶器，有别于已知的文化类型，被称为“唐汪式陶器”。1984年对临夏马路塬遗址和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又揭示了辛店文化的新类型，追溯该类型文化遗存可知其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山家头村，故考古学界将其命名为山家头类型。经过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厘清了辛店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分布范围。
关于“唐汪式陶器”的归属问题，考古学界曾有不同的认识。这类陶器的主要特征是凡是磨光的器表多施紫红色陶衣，以黑彩绘制的螺旋形涡纹为主体纹饰。由于它们和一般的辛店彩陶存在较大差别，而接近于主要分布在青海境内黄河与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故有学者认为其应属卡约文化范畴。后来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对唐汪川山神遗址作了更深入的考查和研究，发现该遗址兼含张家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遗存，而以张家嘴类型遗存为主。其分布面与张家嘴类型完全重合，其陶器也同张家嘴陶器风格相近，二者关系密切。因此不主张将所谓“唐汪式陶器”从辛店文化系统中分出。[10]
考古发掘显示，辛店文化层叠压在齐家文化层之上，证明辛店文化年代晚于齐家文化。碳14年代测定也与之相符，其绝对年代距今3400年—2700年，约与商代中期到西周晚期的时段相当。辛店文化分布相当广泛，东起陕西宝鸡地区，西至青海省共和地区，在这片长约650公里的范围内，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等流域，均有疏密不同的分布，以大夏河与湟水流域最为集中。就其三个发展类型来说，时代最早的山家头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与其支流湟水、洮河的交汇地带，向东可达渭河中上游，时代为距今3400年前后。姬家川类型的辛店遗存，主要分布在洮河、湟水流域及黄河沿岸，时代距今3400年—3100年。张家嘴类型，包括“唐汪式陶器”，分布区域更加偏西，已达湟水中上游，时代也更晚，距今3100年—2700年。辛店文化的三个类型既表现出该文化在不同地域各自形成的一些特点，也反映了在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些变化。迄今已发现的辛店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56处。[11]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甘肃永靖县张家嘴、姬家川、莲花台、临夏县马路塬、甘谷县毛家坪、东乡族自治县崖头、青海省民和县山家头、核桃庄、大通县上孙家、乐都县柳湾、循化县安哈特拉等10余处。
关于辛店文化的渊源，考古学界无太大的分歧，主流意见比较一致，认为辛店文化同齐家文化不仅在考古文化层位上存在上下叠压现象，在文化内涵上也显示出前后承接的关系，辛店文化应是从齐家文化演变而来的。在辛店早期的山家头类型遗存中，既含有被视为典型辛店文化的姬家川类型文化因素，又保留着齐家文化晚期的许多特征。如陶器中圜底罐和双大耳罐的形制，通体拍印细密绳纹，并在口沿部位施加堆纹泥条花边的装饰风格，彩陶图案中喜用连续三角纹等因素，都直接承袭齐家文化；而其分档袋足鬲、凹底罐、腹耳壶、回形纹彩陶罐等器型，以及器颈侧多附双耳或单耳的造型特点，则在姬家川类型中得到充分发展。山家头类型可以说是齐家文化与典型辛店文化之间的连接环节，其演变轨迹清晰可寻。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辛店文化的彩陶，曾受马厂类型彩陶的影响，而其器底微内凹的形制特征，可能是与相邻的卡约文化交流的结果。
许多学者把辛店文化同文献记载中的羌族相联系，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古羌族最早的文化遗存。这种推想不无道理，辛店文化的分布范围，正是古羌族的活动地域。辛店文化的存在时间，也正是古羌族以及由古羌族演化而出的西戎某些族系活动频繁的年代。从文化内涵上说，辛店文化以畜羊业为主要经济形态，其彩陶上的双钩纹乃羊崇拜的图案符号，而这同文献记载中明确透露的羌族以羊为图腾的信息相吻合。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辛店文化是关中西部刘家文化的源头之一，被视为羌戎文化代表性器物的高领乳状袋足分裆鬲，在辛店文化和刘家文化中，清晰地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刘家文化早期陶器上常见的细密绳纹，也和辛店陶器上的绳纹风格完全一致。此外，这两种文化在葬习上还都流行偏洞室墓。刘家文化有可能是辛店文化东向发展的一支。辛店文化从姬家川类型开始，即已向陕西宝鸡地区发展，宝鸡市郊的石嘴头、晁峪、姬家店等处，均发现了辛店文化的遗存。[12]也有学者主张，辛店文化和刘家文化都起源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在甘肃境内演变为辛店文化，而向东扩展则演变为刘家文化。[13]刘家文化的主人就是与周部族组成两合婚姻联盟的姜姓部族，而姜姓部族和古羌族同源，这早已是古史学界的共识。既然刘家文化与辛店文化存在渊源关系，那么说辛店文化是古羌族的文化便是很合乎逻辑的推论。[14]
（四）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由安特生于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守洼山。当时发掘了墓葬8座，出土了一批器物。在《甘肃考古记》一书中，安特生把这种以马鞍形器口陶罐为特征的史前文化遗存称为“寺洼期”，列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系列中的第五期。1945年，夏鼐先生在寺洼山遗址又发掘了6座墓葬，并在1949年发表了著名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15]把这种文化遗存正式命名为寺洼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平凉市安国镇，庄浪县川口柳家村、徐家碾，西和县栏桥，合水县九站等寺洼文化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不断获得新的资料，使寺洼文化研究逐步深化。寺洼文化分布比较广，其中心区域在洮河中上游和泾水、渭水及西汉水流域。最东面可达子午岭西麓的合水县，甚至陕西宝鸡、凤县一带，北面延及甘肃、宁夏两省交界地区，西至洮河上游，南抵白龙江流域的武都，遍布于兰州以东的甘肃中部、东部和南部。经碳14年代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3400年—2500年，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期到春秋中晚期这一时段。
由于正式发掘的遗址数量尚少，所以目前研究还不够成熟。考古学界大多认为：“寺洼文化初步可分为三类遗存，即寺洼山遗存、栏桥—徐家碾遗存、九站遗存。前者年代略早，后两者是甘肃东部大体同时并存的两种区域类型。”[16]20世纪曾流行过“安国类型”的提法，但栏桥和徐家碾两处遗址的内涵更具该类型的代表性，安国遗址可归于其中。寺洼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洮河流域，陶器中的子母口器盖、三足小鼎和四足鬲为其独有的器形。马鞍口双耳罐器口呈马鞍形，双耳分档袋足鬲乳袋肥大，锥形实足脚较长。栏桥—徐家碾类型主要分布于六盘山和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以及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上游，陶器中马鞍口双耳罐器口多为对称的双马鞍形，鬲的器身相对瘦高，铲形足脚。九站类型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地区，陶器常同周式盆及折肩罐等类器物共存，双耳罐形制多样，后期盛行单耳联裆鬲。
当前关于寺洼文化的研究，最受关注的是其来源及族属问题。寺洼文化的内涵，具有许多独特因素，和同时代乃至其前后的西北地区诸考古文化都迥然不同。如陶器中的马鞍形或双马鞍形口罐，敛口、浅腹、素面的三实足小鼎，高柄、高圈足的陶簋和陶豆，以及用细陶末等作掺和料的制陶工艺等，或为寺洼文化所独具，或由寺洼文化传播给了相邻的文化。此外，与寺洼文化相邻的诸青铜文化，大都流行偏洞式墓，只有寺洼文化不用此种墓式，而盛行带头龛或不带头龛的竖穴式墓。
在探讨甘、青各支地域性青铜文化的来源时，不少学者倾向于追寻它们和齐家文化的承接关系；然而，齐家文化晚期遗存与寺洼文化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很难做出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的判断。而且，已有学者通过人种学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在甘肃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半山、马厂、齐家和火烧沟等文化类型的先民在体质特征上可以归入同一种族类型的话，那么，合水九站青铜时代居民显然与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系统。”[17]所以，在寺洼文化的源头问题上，人们普遍感到困惑。20世纪40年代主持过寺洼山遗址发掘的夏鼐先生曾指出，寺洼文化“是从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18]后来有学者对这种认识作了进一步申说，主张寺洼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三苗文化的一支，五帝时代因战败被西迁至洮河流域，即《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所言的那个“三苗”。[19]也有学者认为，寺洼文化“可能是商周时期活动于西北的混夷、或称犬戎的遗留”。[20]从文献记载看，犬戎族与周族从先周时期直至西周末年，经常处于活动领域交接而战争不断的状态，在陇东地区尤其如此。合水九站遗址的面貌表明，寺洼文化同先周文化及西周文化是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两支文化，这正和文献记载的信息相符。这种情况，无疑也支持了寺洼文化是犬戎族遗存的主张。犬戎即混夷，实乃夏代昌盛于海岱地区的“九夷”中的畎夷，他们在夏末商初西迁关陇。说寺洼文化可能是畎夷族的文化遗存，比说它是三苗族的文化遗存更合理一些。
从商代中期到春秋早期，犬戎族势炽盛，最为活跃，这也恰是寺洼文化存续的时段；从泾、渭流域到西汉水流域的陇山周围，犬戎族出没无常频繁攻掠，而那又正是寺洼文化遗存集中发现的地带。嬴秦最早的国都西垂又名犬丘或西犬丘，地处今礼县东北部祁山与大堡子山之间。该邑本名为“西”，犬丘应是犬戎曾长期占据该地而存留的别名。曾长期与嬴秦为敌的犬戎族，其在西汉水流域所控制的地带和嬴秦是紧密相邻的，双方对西垂地区有过历史性的反复争夺。而考古发现又明确的显示，在那一带与秦文化同时并存的是寺洼文化。而且，发人深省的是，占据嬴秦西垂陵区最高位置的礼县大堡子山，似乎就是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分界点。大堡子山以东、西汉水以北，是嬴秦的都邑区，几乎见不到寺洼文化遗存；而大堡子山以西、以南，今礼县及西和县的中部和南部，直到白龙江流域，寺洼文化遗存却举不胜举，某些地带还特别密集。尤可注意的是，最新的考古调查显示，时代愈晚，寺洼文化与秦文化邻接地区犬牙交错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如在礼县永兴乡蒙张村附近，即发现一处晚期寺洼文化密集的三角地带，而那一区域恰在秦国旧都的范围之内。这种境况，又正同文献记载中春秋前期西垂地区秦戎关系趋于缓和，秦戎族众同区分居的局面相符。立足于以上事实，把寺洼文化的族属归之于犬戎，是有相当依据的。目前陇南地区寺洼文化遗址还大都未经正式发掘，其与洮河流域寺洼文化的流徙演变也还没有完全澄清，寺洼文化是不是一支“外来文化”的问题，要获得学术界的确证，只能寄希望于甘肃考古事业的新进展。[21]
（五）沙井文化
安特生于1924年首次在甘肃民勤县沙井村发现其文化遗存，距今约2800—250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永登、古浪、武威、天祝、永昌、张掖与民勤等地。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把这类文化遗存称为“沙井期”，置于甘肃远古文化“六期”序列之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种文化的内涵和性质缺乏了解，因为民勤一带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貌变化相当迅速，安特生等人发现的遗存，随后大都被流沙覆盖，已难觅其迹。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青地区考察时调查了民勤、永昌的一些遗址，又新发现了不少与沙井遗址同类的遗存，并首次名之为“沙井文化”。沙井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马牛羊的头骨，似乎是牺牲、殉葬之物。马羊头骨上有的有皮毛痕迹，说明是专为死者殉牲宰杀的。墓中所有铜饰牌、铜泡、铜刀等，都包裹衬垫和覆盖着纺织物。纺织物比较粗糙，颜色单一，也有黄绿黑三色相间的，纺织技术尚处在原始社会初期。沙井文化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墓葬中的殉葬牲畜有牛马羊驴骨等，表明当时畜牧业较为发达。墓葬中殉牲的羊头骨最多，说明畜群或以羊为主。墓葬中的箭镞、箭杆、弓弭等，表明狩猎活动在经济领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在沙井文化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出土的器物种类有陶制、金属制造、皮革加工、麻毛纺织、草席编织和骨、角石器加工等。金属器具的制造，似已由独立的生产部门承担。[22]
据目前资料，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缘地带，向东南延伸至兰州、景泰一线，南不过祁连山，西不过张掖。重要遗址有民勤沙井、火石滩、四方墩、沙岗墩、永昌三角城、蛤蟆墩、柴湾岗、鸳鸯池，兰州范家坪、永登榆树沟等处的碳测年代数据表明，沙井文化距今3000年—25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晚期。
沙井文化是甘肃境内时代最晚的一支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文化面貌清楚的显示出对其他青铜文化的吸收，如典型器物中的耳杯，当源自马厂类型的单耳筒形杯及单耳或双耳圜底罐；青铜器和辛店文化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从器形到装饰风格，都能在卡约文化中找到原型；葬习方面，设二层台的竖穴偏洞式墓，占主导地位的仰身直肢葬，以羊、牛、马等畜类作殉牲，都和四坝文化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其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始终不曾消失，和周边其他古文化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分支关系。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把沙井文化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本土文化是比较稳妥的。它与河西及河湟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特别是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23]
至于沙井文化的族属问题，因文献记载中汉代以前的河西地区生活着月氏、乌孙等族，所以学界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是月氏族或乌孙族的遗存，也有学者主张它是匈奴族的一支。由于相关资料的欠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24]
二 文献记载中的重要牧猎部族
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之一，便是对古代民族状况的关注缺乏力度，流传后世的资料或零星分散，或简略隐晦，使我们对许多部族的源流及活动地域难以做出明确的定位。另一方面，古文化的田野考古想要全面和深入的展开，存在极大的困难。对于许多文化类型，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都没有充分的理清及延展，学者们能做的，只是一些宽泛的、推测性的宏观对应。
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双重因素的作用，甘肃境内的青铜文化数量庞大，在族属问题上，虽然学者对此研究做了不少的努力，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看法，但这些假说的论据都还不是很充分，还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甘肃境内几只青铜文化的考古面貌显示，它们大都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辅以狩猎业，这与古籍记载的甘肃境内活动着众多牧猎部族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牧猎部族的生活在经济、文化、语言以及活动地域等各方面都不稳定，存在很大的可塑性。部族间的交往与通婚，往往可能合成新的族体，或者出现“涵化”现象。甘肃在文明史前就是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道，是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交汇点，部族流动、迁徙现象非常突出。在文明时代，甘肃东部长期存在着贵族政权对域外民族的控制与反控制、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部族间的冲突与融合表现的往往复杂、曲折而又激烈，这也加剧了部族活动地域的不确定性。加之文献资料本身在族名称谓上经常呈混乱状态，有时用泛称，有时用专称，亦不乏名以地、名以氏、取其音、赋以义的现象，族名不仅会因时代变迁而改称，还会因为文籍不同而生异；再加上汉字常有变体和假借，传抄过程中又难免出现讹误。这些因素使研究难上加难。[25]此处仅阐述几种古籍中出现的被学者普遍认可的活跃在甘肃地域的古代少数民族，以此作为文化考古发掘之外的补充。
（一）戎与狄
在文献中，“戎”泛称我国西部的史前部族，东部的史前部族泛称“夷”，后来就有了“东夷”“西戎”之说。一些并非起源于陕、甘、青地区的族源相同或相近的部族，后来因活动于我国西部，也归之为西戎。西戎的经济为畜牧业，狩猎业可视为其的补充经济。“居所无常，依随水草”，虽然活动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有部族首领，但“不立君臣，无相长一”，没有较成熟的具有规模的部族中心，因此很难确定各部族的具体位置。甘肃境内的西戎部落，大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日益强盛的秦国所征服，逐渐与华夏民族相融合。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常能在秦、汉时期“道”的建制中所体现出来。“道”是为了管理一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域而设的行政区划。《汉书·地理志》共记载有三十“道”，根据各“道”在今天所对应的地理位置，甘肃省境内有十五“道”，正是先秦西戎诸部的历史遗留。但并非所有的戎族都在原居地归服了秦国的统治，也有些族体在强秦的攻伐下迁移他处，一部分可能经由陇东和陕北而进入今山西境内，并进而散布于中原地区。一部分戎族西迁河湟地区，同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演化为后来族势再度兴盛的西羌。另有一部分向白龙江流域及川北迁徙，形成了汉、晋时期活跃在那一带的氐、羌诸部。
“狄”部族的最早称谓可追溯到“鬼方”，其主要的活动地域，主要在今山西、陕西的北部，周初鬼方败亡后，余族流徙至甘肃境内。《山海经·海内北经》称之为“鬼国”，实为一族，后世称作“狄”，因其形象异于华夏，故被称为“鬼方”。在公元前17—16世纪到公元前12—11世纪之间，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移使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不断分化、扩散，致使中国的西北部和北部承受了巨大压力。尤其是西域，出现了许多印欧语系的部族。当代研究古代西域史的学者们，多认为鬼方有可能是他们东迁的分支。
《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战了三年之久，足见鬼方部族之强大。鬼方与姬周，作为殷商西北面的两个相邻强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彼此的矛盾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早在先周经营陇东时，鬼方就时常侵扰，史言迫使周先祖古公亶父南迁岐下的“狄人”，就是鬼方。周灭商后，控制了原属鬼方势力范围的部分地区，分封赐姓，“怀姓九宗”，便含鬼方地域。怀姓即隗国，也即鬼方，乃春秋诸狄之祖。西周中期到战国时代，甘肃境内的诸戎中就包括狄族，文献中常戎、狄连称。
西汉时陇西郡设狄道、羌道、氐道，证明当时诸族各有其名，并不混淆。狄道即今临洮，汉代为陇西郡郡治，《汉志》颜注曰：“其地有狄种，故云狄道。”表明狄道之设，确因该地为狄族即鬼方后裔的聚居地。狄道地名一直沿用至清末，至民国改为临洮。汉晋时天水地区有隗姓，当亦为狄族后裔。[26]
（二）羌与氐
我国历史上的古羌人集中在今陕甘宁川的广大地区。文献中称为羌戎、西羌或西戎。关于羌人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甲骨文“羌”有专称和泛称，专称指羌人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各部落。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羌、姜相通。“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这种以羊为图腾的说法，也许就是羌被泛称为西北游牧民族的缘故。
《诗经》记载周之始祖后稷为姜嫄所生，说明羌人和周人可能既是邻居，又是近亲。在商代后期，羌人经常受到商王朝的征伐、掠夺和奴役，商人在征服羌人后，将其作为人牲、奴隶，从事农牧业生产。后来，羌逐渐沦为商王朝的属领，受商直接统治。商朝末年，羌人由于受商长期压迫和奴役、剥削严重，因而积极参与了武王灭商的战争。战国初年，羌人的杰出首领无弋爰剑把农牧技术传至河湟一带，这里的羌人开始了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生活，部落一度兴旺[27]。《后汉书·西羌列传》记述，秦献公在位时（前384—前362年），“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秦人一度到达洮河一带，羌人畏秦之威，一部分向西迁徙，“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发展成为后来的发羌、唐旄；还有一部分羌人，向南迁徙，遂繁衍成后来的牦牛、白马、参狼等诸种羌。
羌族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在宗教信仰、生产和风俗习惯以及居住地区等方面与其他民族有明显区别[28]。《荀子·大略》也说“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羌族这种火葬习俗，到唐代被党项族所保持。《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党项羌死则焚尸，名为火葬。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四坝文化类型墓葬，除有大量红铜、青铜外，还有大量殉葬牲畜，包括猪狗牛马羊等，其中羊骨多而普遍另陶器、铜器也雕铸有逼真的羊头、羊角等。这一方面反映了牧羊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反映了该文化的主人以羊崇拜为图腾，与羌人“事羱羝为大神”的记载相吻合。考古学家们认为，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分布在河西的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等地。
氐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散布在今天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区。但商周时有关氐族的史料甚少。秦汉以后，氐族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发展历史也就逐渐明朗。传统的说法是氐人与三苗有关。三苗是我国上古重要的部落集团，原居住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氐与羌》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甘肃的东南部，汉武都郡一带。自冉駹（嘉戎）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古氐族原始分布所在，并指出“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河西南）”，其地正为西汉水上游的今天水、陇南一带。《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据考证，建木西就在今天的陕、甘交界一带。说明春秋以来，渭水上游的陇西地区是氐人的聚居区。秦建国后，氐人还遍布在今汉水、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区。氐人后来逐渐与华夏民族融合，直到今天，甘川交界一带的白马藏依然自称为氐族的后裔。[29]
三 秦长城的创修与秦代甘肃境内的主要部族
（一）秦长城的创修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郡县制的创立与秦长城的创修是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的两个重大事件。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伐邽戎，初县之”。当为我国置县之始。《地理志》记：“陇西有上邽县”，应劭《风俗通》云：“即邽戎，邑冀县，属天水郡。”应在今甘肃天水地区。
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在甘肃东部从临洮（今岷县地，一说即今临洮）东北沿黄河河套修筑长城，这是战国末甘肃境内最早的重大建筑工程，今临洮、渭源、陇西、通渭、庆阳等县的秦长城遗址即始建于当时。
自秦昭王在甘肃建筑长城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活动，其西端在甘肃东部。《汉书·匈奴传》中说“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水经注》中亦说：“始皇令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
秦代甘肃东部长城，是当时甘肃自有史以来最具规模的一次营造建筑活动，也是甘肃人民在秦时一次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大长城西段的建成，对于保护甘肃东部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积极意义。[30]
（二）甘肃境内的主要古部族
当秦国经历由贵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候，甘肃境内秦国势力一时鞭长莫及的地区，活跃着一些部族。
月氏，亦称月支或肉氏。早在商代，塞北地域便有了他们的足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月氏由塞北地域迁徙至河西走廊，中途经过新疆东部，形成了“居敦煌、祁连间”的形势。后至秦汉时期，东胡和月氏并称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麾下数十万军队枕戈待旦。
然而，经历过盛世的月氏一族，不久就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挫折。曾在月氏为质的匈奴冒顿单于于174年打败了月氏，使得月氏一族大多迁至伊犁河上游地域。不久后，月氏又打败了大夏，并将自己的首都建立在了巴克特拉，月氏一族再度崛起。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与当时的中亚强国——月氏，建立起同盟关系。
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后，逃至伊犁河地域的月氏族人主要从事游牧活动，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匈奴一般无二，直到月氏在大夏建都后，月氏族人才开始从事农耕活动，并且发明了较为成熟的灌溉技术。月氏逐渐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也因为其繁荣的商业一跃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节点。
在连年混战中，也有少部分月氏族人没有西迁，被称为“小月氏”。后来，小月氏迁到了祁连山南屏，因其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羌人的影响，与青海的羌族文化逐渐融合，被称为“湟中月氏胡”，之后小月氏逐渐融合于羌人。另外还有数百户仍在张掖，被称为“义从胡”。
与新疆哈萨克族有血亲联系的古代乌孙族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游牧民族。乌孙族因城池土地等因素，经常与河西走廊西部的月氏发生摩擦，经过历代乌孙王的努力，最终将月氏赶出了伊犁河流域。汉武帝时期，解忧和细君两位公主被派往乌孙都城赤谷城与乌孙王联姻。到了南北朝时期，乌孙族逐渐西迁，直至与葱岭北部的当地民族相融。
由战国的鬼方和猃狁演化而来的匈奴族，即胡族，同样是我国重要的早期游牧民族之一。战国时期的匈奴族经常活跃在燕赵以北的地区，冒顿单于的即位加之楚汉之争的原因，使得匈奴族日渐强大，不过几年光景，匈奴族领土便已北起贝加尔湖，南至阴山，西起葱岭，东至辽河。
“逐水草迁徙，毋城廓常处耕田之业”一直是匈奴族的主要生活模式，故而畜牧业也就成为了匈奴族的支柱性产业。匈奴族中的最高统治者是单于，单于之下分设左贤王庭、右贤王庭、单于庭三个机构。
匈奴鼎盛时期的军事力量可以用“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来形容，因此，与匈奴相邻的西汉王朝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后来，匈奴因不敌汉王朝的金戈铁骑而日渐衰落。汉宣帝即位时，匈奴各部落发生了“五单于纷争”。之后呼韩邪单于归顺大汉，王昭君被汉元帝下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的典故也就由此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族内部逐渐分裂，直到东汉初年，匈奴族已经完全分为了南北匈奴两个部分，北方匈奴远迁至欧洲，并与当地民族相融。南方匈奴则留在了中原，先后建立赵等政权，最终也逐渐与当地民族进行了融合。
卢水胡是一个多民族种族，包括了羌、小月氏、匈奴等民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东汉时期，卢水胡族人主要居住在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的临松郡一带。到了魏晋时期，卢水胡主要分成了几部分，外迁的卢水胡族分别迁往了陕西、凉州、四川等地。之后，甘肃武威、张掖一带的卢水胡建立起了北凉割据政权，但是随着北凉的灭亡，卢水胡遗民也逐渐与当地民族相融了。
党项作为羌的一支，由于崇尚武力的原因，在南北朝后发展得尤为迅速。党项以“姓氏”作为部落划分的标准，各个部落之间互不统一，其中最为强大的部落当属拓跋氏部落。党项的拓跋氏部落首领拓跋赤辞和拓跋思恭分别被唐、宋赐李姓和赵姓，直到元统一了中国，党项才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
东胡的分支——鲜卑，据传有熊氏的苗裔。在东汉末年，鲜卑由于汉制铁器的引进，生产技术和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了魏文帝时期，鲜卑分裂成了几个互不管辖的分支，其中包括位于雍、凉一带的秃发部和乞伏部。
乞伏部鲜卑由于战争、生活等因素，先后迁至高平川、甘肃陇西之地，故而又称“陇西鲜卑”，之后建立起了西秦割据政权。
陇西鲜卑在从漠北南迁时仍以游牧为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西秦建立后进入了奴隶社会。陇西鲜卑在北魏统一中国北部后，随着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也逐渐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
鲜卑秃发部由漠北内迁秦、雍。大部分秃发部因定居于河西走廊而得名“河西鲜卑”。七传至秃发乌孤，此人很有作为，于公元397年在西平（今青海西宁）建立了南凉政权。此后的河西鲜卑也汇于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之中。
吐谷浑原属于鲜卑族的慕容氏部，先是迁徙至阴山一带，后到西晋时期迁至甘肃临夏的洮河流域，直至扩展至今甘南、青海湟水、四川西北等地，与羌族、氐族混居。吐谷浑以肉和乳酪为主要食物来源，并且遵循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吐谷浑除畜牧业外也有原始的农业，他们种植大麦、蔓菁、菽粟等。
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正式建立政权，以其祖父吐谷浑的名字作为国号和部族名字，也作为了姓氏。
唐朝初期，太宗皇帝因不堪吐谷浑部落的侵扰，便派李靖为大将，起兵讨伐吐谷浑。随后，被打败的吐谷浑被迫归降唐，并迁至灵州。吐谷浑与灵州当地的汉族互通有无，逐渐相融。而没有迁至灵州的吐谷浑部则与青、甘一带的蒙古族、藏族相融。
我国古代另一重要少数民族吐蕃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吐蕃源于东汉时期起义失败的羌族。松赞干布在统一了吐蕃之后，便建立起了吐蕃王朝，太宗皇帝为联盟吐蕃，将文成公主下嫁于松赞干布。吐蕃趁安史之乱攻占了河西、陇右。直至公元848年沙州张议潮起义，结束了吐蕃在河西、陇右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