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价值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之得失
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同人有不同看法，甚至出现肯定与否定的两极判断。一般来说，这是可理解的，因为除了它内在的复杂性外，也与人们有着不同的参照系有关，更与其价值观与思维方法连在一起。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失去基本、正确的判断，否则就是非理性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如王彬彬认为：“在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现代各种批评理论、方法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形成了一股方法论热潮。但是方法热却并没有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全面方法化。方法热虽然对中国批评家原有的批评观念予以猛烈冲击，但却并未使中国批评家都诚心诚意地学习、钻研和运用各种外来理论、方法。在方法论之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传统的印象感悟式批评。印象感悟式批评因方法热而盛行，是方法热导致的。但印象感悟式批评本身则与西方现代各种方法相对立，因此，印象感悟式批评的盛行，便构成对方法热的嘲讽。”[50]这一看法当然主要指80年代方法论热，也集中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但否定80年代方法论的影响力却是非常明确的。在此，一个“构成对方法热的嘲讽”就很能说明问题。
到底如何看待80年代在中国学界产生的新方法和理论热，尤其是它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之得与失。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它牵扯到如何评估新时期文学与研究的成败，也包括未来中国文学与研究的发展理路与方向。笔者认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一，各种西方概念、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借鉴，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说，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就开始向西方引进概念、理论与方法，尤其是科学主义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但是，即使是以往的近百年恐怕也无法与新时期的三十年相提并论，尤其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导引的大众文化、新媒介理论等更是风起云涌，这是在以往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在80年代，新引进的概念、理论、方法还主要是基于十年“文革”的荒芜，也是对近现代以来的继承与接受，那么90年代以来，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与方法就具有了全新内容。比如，很难想象没有数字媒介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如何评说网络文学的生成、发展与特点，更无法解释文学与图像的对应关系。如有的学者这样概括说：“既然要谈论视觉文化，研究主体的观看能力和行为并对观看进行文化分析，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而在这一问题上，曾军曾进行过深度思考。他指出：强化‘视觉’作为（观者）主体能力的‘观看’（也包含‘阅读’），从而分析媒介技术对人类观看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建构起来的视觉体制，是一条文艺学研究切入视觉文化的更为恰当的路径。而‘观看的文化分析’可以从‘视框’、‘时空’、‘视角’、‘境遇’和‘观者’五个部分展开。正是在对这五个部分的分析中，作者告诉我们，现代视觉技术对人类观看方式的强行介入实际上是使‘肉眼之看’和‘心眼之看’反过来受制于‘机械之眼’的规训。这样就有了‘视像的观看’与‘现实的观看’之间的区分，而视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视像的观看’。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商品经济与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是如何渗透到观看的现实境遇之中的。他指出：‘注意力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观看的商品化，就是出售观众的注意力。’由于近年国内学者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的把握，曾军这种深入到观看内在肌理与机制中的微观分析便显得细腻别致。这种分析澄清了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也解除了人们的诸多疑惑。”[51]在此，文章不仅仅涉及新媒介的术语，更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分析的力量和研究的深度在两文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这恐怕是用传统理论和方法难以解决的。可以说，在新时期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文学的介入是全面也是深入的，某种程度上说，它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性质和方向，这是不容置疑也不可否定的。
第二，在理论与方法上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和探索精神，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和鲜活的生命力。众所周知，文学研究像其他方面一样，需要对话、碰撞、参照和启示，这是一个复杂的外在和内在互动的过程，任何单方面努力往往都难以成事，有时还会在自我封闭、繁殖中走向单一甚至衰亡。就像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提出，如无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照和启示，它是很难在国内自动生成的。新时期以来向外国借鉴各种理论与方法亦如是，表面看来借鉴的是理论、方法与技术，但实际关联的则是思想与精神，是思维与理念的变革。这是影响文学研究的关键点与核心内容。这就好像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理路：开始是向西方拿来，我们注重的是技术，后来强调制度建设，再后来才省悟到思想和精神的根本性和重要性，这也是从徐光启到鲁迅的变化图式。因此，在许多否定甚至嘲笑新时期向西方学习理论和方法的观点看来，我们只是学了人家的皮毛，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文学研究，但他们往往忽略了皮毛之下所包含的思想、精神、思维与理念。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巨变之所以发生在五四时代和新时期，最主要的还在于思想解放和革命精神，是一个时代放下包袱、敞开胸怀、大胆探索、勇往直前的风貌，这也是它们有别于封闭保守和闭关锁国的清末与“文革”最显著的标志。某种程度上说，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和学到了什么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往往是学习的精神和品质。因此，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向西方学习理论与方法，最宝贵的经验和所得是没有停止脚步，也没有关闭大门，更没有丧失口味，并且大胆拿来、来者不拒、胸怀万有，这不论在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抑或是21世纪以来，都是如此！对此，不少研究者往往从“不加择取”“盲目崇拜”的角度对之予以否定，其实，站在思想解放和精神探索的角度看，作为某一阶段的接受者有时是不能过于挑食的，也不能为自己设置太多的障碍，这样会影响自己的胸襟与发展。试想，当年日本对于大唐，其大胆学习就有点“崇拜”的意味。所以，新时期以来让更多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从思想解放和精神探索的角度看，无论如何都不过分，都应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因为向西方学习，到底应怎样做到“取之精华、弃其糟粕”，甚至能够“吐故纳新”，当然至为重要。但是，这是相当复杂的，有时被他人视为精华的，而在我恐怕就是糟粕，反之亦然。更何况，没有放开胸襟、大胆拿来和不断探索的思想与精神，而首先要求做出所谓的“正确”选择，这既是一种苛求，又是一种奢望，甚至是有违情理的。这颇有点类似于下面的做法：让一个没体验过酸、甜、苦、辣、咸五味的人，去做调味师；让一个未受过磨砺、尝过失败滋味的人，去写悲剧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向西方学习理论和方法，不管效果如何，有一点不能否认，更不能放弃，那就是：开放的胸襟与大胆探索的脚步。因为舍此，所谓的正确借鉴就会失去根底、动力、发展性和方向感。
第三，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花样翻新，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以及研究往往更重传承，所以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论语》）之说。在“常”与“变”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尽管中国古代有“苟日新、日日新”和“变则通，通则久”之说，但更多的时候则讲“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礼记·月令》），讲“道之大原出地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所以，钱穆在《晚学盲言》中亦表示：“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而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52]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稳定、坚守和执着，另一方面也是它封闭、保守、固化的体现。而西方文化、文学和研究则正相反，它多变而求新，在此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人人讲个性、独立、自由、解放与发展，具体到理念和方法创新上也不例外，可谓日新月异、千帆竞发。中国文学自古及今虽处于不断演变中，被胡适称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研究也是多有创新，但变化最大还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创新求变、与时俱进已成为时代风潮，人们唯恐落伍。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是如此，当外国尤其是西方理论创新不断、方法演变快捷，今天的新意尚未吸收时，而几乎在一夜间又冒出一大堆新理论和新方法，令人应接不暇。这就不得不让中国学者思考、求变、创新，以求追赶和超越。开始，中国学者还只能被动接受与学习，随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自我创新，以实现新的创造与突破，这就必然带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觉醒与转机。像杨义等人，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这种创新意识就非常强烈，特别是如何站在中国立场、融通中西古今，以大国文化与气魄建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成为他们的强烈愿望与追求。如无自近现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冲击和启迪，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西方理论与方法打开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天地，也是其创新意识开启了中国学人的创新之门，这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新时期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负面效果甚至消极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关于此，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需要不断反省和逐渐改正的，因为即便在今天，它仍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对此，笔者将之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复制式的罗列堆积，使文学研究丧失了基本的价值与活力，这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一些年轻学者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倡导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大胆引进，但也要看到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简单化运用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只做理论与方法的搬运工，有的从国外搬到国内，有的从译本或别人的研究中搬到自己的文章里，这就使研究变成了简单的复制和粘贴。如有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要研究一个问题，于是就在文章第一部分将与此有关的古今中外论述汇集一处，第二部分是关于以往研究的综述，到第三部分才开始进入论文正题，然而即使如此，也是以个案研究为例，真正的自己的话很少，于是论文成为一种理论和概念的搬运。这样的理论与方法借鉴是相当表面化的，其唯一的价值可能是，这类文章又成为一个资料库，可供新的搬运工将来某一时间再来搬运，但学术价值、生命意义、学者尊严却荡然无存。而问题的关键是，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历时近四十年，但这样的复制粘贴式研究并不在少数，而是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流弊，需要我们进行反省和超越。
其二，无条件的生搬硬套，使文学研究变得贴标签式的机械、呆板和教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另一不足是，不考虑国情、不顾文学背景甚至无视文学性，而只是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拿过来往中国文学头上一套，就算了事。这样的研究省工、省力、省时、省心，但却给人两张皮的感觉，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同对象之间的“隔膜”。因为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之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针对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既有共通性又是大相异趣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科学也是相同中又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用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这中间隔了几道鸿沟甚至千山万水，如果对具体问题不能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创造性的借鉴和转化，那就没办法解决文学研究的实际问题，甚至会给人这样的印象：用尺子去量重量，用秤砣在称尺寸。就目前的文学研究状况看，类似的对西方理论与方法无条件的生搬硬套的现象，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成为文学研究走出模仿和进入创新的巨大障碍。有论者指出：“自弗洛伊德始，精神分析学派提出人类共有的‘俄狄浦斯情结’，构造一套理论和方法，用于普遍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推广和应用的逻辑起点值得怀疑。东西方的伦理传统不同，立足于西方伦理传统的理论和批评不适用于东方传统伦理影响下的文学经验。东方民族很难接受‘俄狄浦斯情结’及其文学表达，个人的心理缺乏经验，民族的道德准则断然拒绝。汉语言民族的神话和传说、汉语言文学的景深，没有此类线索和轨迹。将根据西方神话和传说而生成的理论作为普遍适用的批评方法和模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民族的文学和批评，会生出极大的谬误。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以‘恋母情结’为逻辑起点的精神分析方法不适于中国的文学批评。”[53]而问题的关键是，有不少文章不顾及此，仍将西方的“恋母情结”套用在中国文学研究上，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还给人以“四不像”甚至大倒胃口之感。
其三，原创性研究太少，势必影响和降低中国文学研究的层次与水平。应该承认，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趋向，且随着80年代“方法热”和“理论热”的兴起，特别是经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也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创新共识。不过，也应看到，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相比，更多的文学研究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境界，仍然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和邯郸学步。究其原因，这当然与学术的积累、创新意识的理性自觉有关，也与学者的素质尤其是悟性和创造力有关，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创造、都能开天辟地的。然而，如从长远眼光看问题，中国学术研究如果更多的只是简单模仿和照本宣科，而无更多的理论和方法创新，那永远是没有希望和前景的，因为创新是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灵魂。这就为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远的目标。
那么，未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应注意哪些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局，尽早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确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自信，以大国风度和创新意识开辟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局面。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格局，从而导致了由文化自尊甚至自大，导向了文化自卑甚至崇洋媚外，学术包括文学研究亦复如是，这恐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困境。其实，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中国确有自己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如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54]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就应立足高远、充满自信，以大国姿态进入文化建构，在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也应如是，不只是跟在西方后面，更要有超越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每个中国学人都能在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确立新的信念与目标，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学术的真正繁荣将指日可待。因之，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来说，不怕没有创新，就怕没有创新的勇气和信念，因为成功永远不可能属于那些没有准备或不想成功的头脑。
二是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得以创新的关键点。观念作为一种思维层面的固有形态，其最大的优势是比实践和程序更内在、长久和深得人心，然而，其缺点则是，一旦观念形成就很难改变，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甚至是国家都是如此。近现代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有些观念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发展与进步，但如果处理不好，它又会反过来束缚我们，成为难以摆脱的枷锁。这在爱情甚至爱情至上，以及求新与守旧、快与慢、显与隐等关系中都有表现。如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就是爱情解放，以至于到后来形成了爱情至上观念，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如无爱，毋宁死。”应该说，在无爱的文化中引入爱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如果将爱情推向极端，甚至将之看成大于婚姻、家庭、社会和世界人生，乃至于比“死”都神圣，那是走入歧途了。因为，这样必然导致爱情与婚姻、社会、人生、生命的异化关系。也是在此意义上，才会出现各种畸形的爱情婚姻模式。如果以这样的爱情神话来研究文学，那就势必走向偏执，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理论与方法。又如，若只遵循现代进化论理念求“新”去“旧”，那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创新”之境界，因为新与旧本是一对复杂而多变的概念，对之不能进行辩证理解，文学研究就不可能突破唯“新”论的窠臼。王充早就在《论衡》中有言：“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林语堂也认为：“守古不变则窒息僵化，知新而不温故则忘本盲从。温故而不知新则死，知新而能好古则生。知新而不知古则空疏浮泛，根底不深，结果驰骛新奇，人云亦云，了无着落。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自己不能进德修业，沉湎于古经古史，与时代脱节，而且阻挠时代之迈进。”[55]很显然，对于古今、新旧，研究者也要打破新文学形成的僵化观念。当然，要打破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既定观念，需要有新的参照系统和更大的智慧，否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观念之改变有时难于上青天。以胡适为例，留美时与女友韦莲司有一对话：作为美国地质学教授之次女，韦莲司好读书、读书多，且思想敏锐而深刻，性格孤高近于狂狷，常有惊人之举。如她不重修饰，衣着多年不易，一守其旧。对此，人们颇为不解，然而她回应说：“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胡适以其易接受新思想而炫耀之，然而，韦女士则认为，不轻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其短处；容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其长处。对韦女士的见解，胡适非常佩服，认为“此甚中肯”，并盛赞“女士胸襟于此可见”，“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56]可见，观念及其观念的变与不变，之于一个人及其人生观、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三是在学习西方概念与逻辑的基础上，要善用中国智慧，尤其是中国人心灵的妙悟，这是文学研究更上层楼的密钥。与西方文化重概念和逻辑推理不同，中国文化的智慧往往表现在心灵和肚子，所以我们常有这样的说法：“心有灵犀”“心心相印”“心灵的对语”“心知肚明”“心比天高”“心高气傲”“胸有成竹”“高者在腹”“腹有诗书气自华”“宰相肚里好撑船”等。因此，中国人才能从天地自然中获得心灵的体悟，诸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容地载”“虚怀若谷”“宁静致远”等，这往往是西方概念和逻辑难以做到的。林语堂曾概括说：“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在西洋人看来，你没有系统的哲学，就不足当‘哲学’二字的名称。系统的哲学，是一种推论的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如七宝楼台，有轮廓，有基石，有顶层，琳琅满目。中国的哲言，字字珠玑，如夜明珠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现，不知来源，不测去向。”“庄生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是看不起争辩的词费。现今西洋学术文字，最明显的就是专门抽象名词之多。专门术语就是逻辑的工具。古人之道常隐于荣华，今日之道常隐于专门术语。见道不笃，则荣华术语日多。中国人留学学心理学、社会学，那里是学社会学，常只是学社会学的专门术语而已。凡能深入浅出的话，都不肯靠这些专门术语为学问的华冕。”林语堂还得出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这些都是基于思想法之不同。”[57]在此，林语堂虽有点扬中抑西，但对于中西思维方法及其特点的理解和概括还是很精到的，尤其是指出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偏向，以及中国文化的直觉与悟性，这是相当敏锐和有意义的。我们未必像有的学者那样，看不起西方哲学包括新的理论与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特点、优势和支点，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造，将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里就牵扯到几个方面：一是超越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至上观念，在中西之间找到其中隐含的“道”；二是充分发挥中国人做学问的长处，即让学术与人生融通和相生相长，从而避免人为地将二者分割开来；三是既要学习西方重概念和逻辑的长处，又要将中国人心灵的智慧发扬光大，并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看待文化、学术以及文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四是在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中理解人之道和天地大道，避免走进狭隘的人与物相分离的死胡同中。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事例加以说明：曾有一档电视节目，做的是一个练习平衡术的人，他想让一个四十斤重的玻璃鱼缸，以一角在一块较为平滑的石头上立起来。按西方理论和逻辑，这是不可能的。在五分钟固定的时间里，这人没有成功。主持人问他失败原因，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表演，有点紧张，五分钟心还没静下来呢！”主持人又问他以前主要练习什么平衡术，像鱼缸角立是否成功过？此人回答：“以前主要练的是针尖在手上对立，即让一根针尖向上立在手指上，再用另一根针尖向下站在前一根针尖上。至于让鱼缸角立，以前也试验成功过。”看到这个节目笔者在想：欲让这么重的鱼缸以角立住，至少要有四个层次和境界：一是静心，只有心静如水方能宁静致远，有智慧产生；二是了解物性，即对于鱼缸、角、立石的特性了如指掌；三是人与物的协调，尤其是知音之感，如果人与物间的主客体太分明，不能做到物我两忘，形成水乳交融的状态，二者是不可能有整体感、通情性和粘连感的；四是场的相得益彰与合而为一，石头有场、鱼缸有场、人也有场，甚至天地之间有大气场，只有当人与物及其天地的气场不排斥，而是互相接受、融会贯通时，鱼缸才能与人心相应，听从他的召唤和意指，这可称为大光的照临。然而，表演者说，在五分钟内，他的心还没静下来，何以奢谈让物立住？因为后面还有几个条件不具备呢！此例正好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差异，这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进行创新时要加以思考的，没有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体味，缺乏对西方文化的超越性，要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而好的理论与方法往往更重要。它能为研究者确立新的支点、参照系，使之插上飞翔的翅膀。不过，理论与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后目的，更不能将之奉为神话，因为最后的目的是将中国文学研究得更好，将之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与境界。真正的好的文学研究并不以理论与方法作为衡量的绝对标准，也不以理论与方法运用的多少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更不以理论与方法的展示或裸露为偏好。好的理论与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是“有中无”，即它存在着，但却是看不见的，就像盐之融入水是一样的。当然，这是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精神和境界相关的重要问题。
[1] 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2] 鲁枢元：《“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3] 刘卫国、陈淑梅：《愚公与智叟——论程文超的学术理路》，《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4] 参见王琛《论八十年代“方法论革命”及其历史域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5] 王彬彬：《却顾所来径——80年代文学批评思考之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1991年。
[6]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7]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8] 赵稀方：《杨义访谈录》，《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9] 朱栋霖：《文学新思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0] 黄曼君：《反思重构中探寻——我的学术之路》，《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1] 计亚男、柳霞：《清学“三弊”——杨义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22日。
[12]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13] 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4页。
[14] 杨义：《为什么必须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20日。
[15] 冷川：《评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参见周琼琳《论杨义的文学观及其文学研究方法》，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1年，第11页。
[1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7] 陈思和：《〈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8] 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后记”第406页。
[19] 参见孙伊《把文学研究做厚做深做大做活——评杨义新著〈读书的启示〉》，《文艺报》2008年3月6日。
[20] 2008年4月1日，钱理群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学研究的承担——我所理解的学院派或学术派》。
[21] 罗兴萍：《文本如何细读——陈思和文学评论的特点》，《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22] 张辉：《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23] 朱德发：《在困惑中突围 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载有感》，《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4] 李怡：《王富仁与中国二十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25] 曾绍义：《散文论谭》，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7页。
[26] 林非：《我的学术生涯》，《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
[27] 张梦阳：《文化的内蕴与对“人”的呼唤——写于林非先生著〈鲁迅和中国文化〉再版的时候》，《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8]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9]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30]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31] 甘阳编：《中国当代文化意识·编者前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Ⅴ页。
[32] 此文最早发表于韩国刊物《创作与批评》1994年第86期，后在《天涯》1997年第5期发表。
[33] 王泽龙：《黄曼君的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1期。
[34] 参见张福贵、孔朝蓬《现代化之路：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5] 参见王烨、李晓林《“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6] 王永侠、肖岸芬、王甘浦：《“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37] 李永杰：《在现代性维度中展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1日。
[38] 黄曼君：《现代化视野与新文学特质》，《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39]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40] 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语”》，《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41] 唐弢：《读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瞭望周刊》1988年第36期。
[42] 关爱和：《严家炎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报》2013年11月6日。
[43] 丁雄飞：《黄子平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东方早报》2012年9月23日；另见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4] 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45] 分别见朱德发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并参见张杰《朱德发：以开放视野评判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4日。
[46] 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47]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48]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49] 杨义、赵稀方：《杨义访谈录》，《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50] 王彬彬：《却顾所来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思考之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1991年。
[51] 赵勇：《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2008年文化研究学术前沿报告》，《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2] 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1页。
[53]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54] 参见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55] 林语堂：《论守古与维新》，《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56] 见1915年5月8日《胡适日记》和1915年1月23日札记。
[57] 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张明高、范桥编：《林语堂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