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山水诗的形成

自汉末以来，文人们普遍经历着一个“自我”的失落与“自我”的寻觅的精神重建过程。

众所周知，汉儒以经学为业，通经致用是一般儒生的正途，经学的兴衰与文人关系甚大，不仅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道路，也深刻影响他们的精神、心态。汉代儒学之所以“独尊”，是因为它的名教纲常之说有维持稳定社会关系的功用，能使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以便维系汉代一统之局。但是，在汉末的社会动乱中，一统之局变成支离破碎的残局，向来神圣的伦理纲常受到无情的嘲弄，传统儒学所提倡的人格、信念、价值观遭到深刻的怀疑。因此，离乱的社会现实不仅破坏了传统经学、礼法制度所依凭的物质世界，也动摇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之失去了精神依傍——这就是“自我”的失落。旧的“自我”随着崩析的世界而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空白，一种巨大的精神失落感。

另外，随着传统经学的衰落，蔽塞人心的章句之学遭到唾弃，老、庄、名、法、兵等各家学说重新流行，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其中老庄学说由于符合日趋自觉的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尤受青睐；反过来，老庄学说的盛行又进一步推动了士大夫内心自觉的要求，使这种要求日渐深广，蔚为一代风气。于是被经学禁锢的人性在高标自然无为、适性逍遥的老庄那里复苏了，一度彷徨困惑的心灵在老庄那里得到新的安顿，他们的人格理想、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也都转而以老庄学说（更准确地说是“魏晋玄学”）为理论依据——这就是“自我”的寻觅。当然，士大夫普遍的精神重建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而是以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为活动背景，与物质世界的巨变相互推移的，贯穿着整个魏晋时期。

需要强调的是，迷失的“自我”与重新觅得的“自我”并非同一东西的失而复得，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自我”在新精神框架上的重建。在魏晋玄学思潮的推动下，原来被压抑的个性得到张扬，原来被抹杀的个体精神自由得到充分肯定，重建的“自我”不再是天意宿命的奴隶，也不再是名教纲常的附庸，它获得了与天地自然同一的地位，有了独立的意义。这就是许多评论家一再指出的“人的自觉”。

正是在“人的自觉”的旗帜下，士大夫审视人生的角度、判断价值的尺度、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都与汉儒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自汉代以来，整个时代精神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整体倾向而言，士大夫们对现实的态度由“入世”的进取，转为“出世”的退避；由对功名道德等外在之物的肯定，转为对内在的自我人格、自我精神的肯定。与这种变化了的时代精神一致，这时期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内心高度自觉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山水自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他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爱好林薮，向往自然，成为整个时代的风尚。

正是在魏晋时期特定的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及时代风尚中，人们对于山水自然的审美意识及审美心理逐渐成熟，表现自然美的艺术技巧日渐纯熟，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中的自然景物描写越来越多，终于在东晋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