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石圈空间

第一章 关于巨石圈与领土的猜想

全新世末期，在欧洲西部出现的巨石建筑，进入人类历史，傲视岁月变迁。这一现象后来向大陆内部地区蔓延，如法国南部。伦弗鲁认为，西欧的巨石现象是新石器时代第一批农耕和畜牧群落扩张的结果（Renfrew,1984,1987）。换句话说，这是人类向西朝海洋方向水纹式扩张的结果，包括西边的大西洋、南边的地中海和北边的北海。奠基效应（founder effect）,“中石器时代”狩猎者和采集者群落的双向互动，如布列塔尼的特维茨（Teviec）和奥迪克（Hoedic）遗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这一切带来了新的领土战略的实施。一些人建造起令人震撼的建筑：支石墓、石圈、有顶廊道和其他形式墓冢。其他人则在不同的景观位置上竖起了巨大的石块——石柱和石柱列（Joussaume,1974,1985,2003,2007; Renfrew,1984,1987）。这毫无疑问是领土标记，但其逻辑仍有待明晰。

除了东非图尔卡纳湖西畔的纳莫拉通加石林（Nomaturanga）和马达加斯加岛，非洲巨石阵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的北半球部分（图1.1）。在东撒哈拉地区的埃及发现了一系列的巨石阵，包括一个祭祀牛的墓葬、一个日晷和一些祭坛，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2000年（Wendorf & Malville,2001）。在埃塞俄比亚的不同地区有各种各样的墓葬群，包括带有墓室的墓冢和精致的石碑，在希达莫州（Sidamo）尤为集中（Joussaume,1974,1985,1995,2003,2007）。

北非地中海沿岸的支石墓和其他巨石墓冢很可能属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环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在广袤的撒哈拉大沙漠里，形式、大小和制作精致程度极为多样的撒哈拉墓葬建筑物比比皆是。这些用石块砌成的纪念性建筑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巨石建筑，但它们也是领土标记和记忆保存进程的一部分。

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人形巨石集中在十字河州（Cross-River），考古学上完全无法解释，保持着神秘的色彩。中非共和国西北部的巨石传统在过去20年中是持续研究的对象（Zangato,1999,2000）。这些建筑的大小和结构各不相同，一般都是四角形的。它们散落在景观中，被放置在河流的源头，茕茕孑立或2—4个一组，但从未组成墓地。这些建筑有些是墓葬建筑，有些则用于圈成仪式场地，其细节我们仍无从得知。

马里湖区的巨石，包括著名的东迪达鲁（Tondidaru）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一千纪中期（公元600—700年）。这些巨石或独立存在，或排列成行，有些石头上还细致地雕刻着人类的特征——脸部、肚脐、疤痕，它们与墓葬没有任何关联。

塞内冈比亚的巨石圈位于西非的西端（图1.1），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讨论。它们可能是非洲最壮观的巨石建筑之一。

马达加斯加巨石阵相对年代较新，且都是墓葬建筑，属于公元二千纪中期出现的伊梅里纳（Imerina）国家精英阶层。它们今天仍是当地民族史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仍被用于翻尸节这一重要的仪式。

史前巨石文化一直令现代人着迷。制造和运输这些巨大的石块以及建造巨石建筑所需的技术能力、专业知识和工程组织都令人吃惊。这些勇敢的古代“建筑师”的身份仍然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中，并保持着持久的魅力，激发着公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Reader Digest,1979）。通常由谨慎的研究人员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大多数都是描述性的，并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些巨石建筑为何而建？

人类群落热衷于发展出不同形式的精神信仰。人们基于这种热情，提出了一些出于直觉但不够完善的对巨石建筑的诠释。这些诠释完全可以纳入考虑范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巨石建筑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理区域得以发展，而在其他地区并不存在。根据前文中伦弗鲁（Renfrew,1984）提出的看法，我们可以假设，巨石建筑是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标记、控制或占有领土的战略的一部分。这种争议可能是因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相遇而产生的，如一方是狩猎采集者，另一方是果蔬种植者，或者说定居的农民或游牧民。巨石建筑的建造发展起来后即形成了一种习惯行为，随之在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习俗中得到传承。还可以想象的是，巨石建筑可能被邻近的群落复制模仿，得以水纹式大面积传播。

巨石建筑是一种地区现象。

埃塞俄比亚是重要的巨石建筑集中地，其历史纵贯公元前二千纪到公元二千纪中期，主要分为三个传统类型。最古老的是东部哈拉尔（Harar）高地的遗址，可能也是其他两个传统类型的源头，遗址包括支石冢和带有墓室的墓冢，并规划为大小各异的墓地（Joussaume,1974,1995,2003）。其他两处，一是北方的石碑传统类型，在阿克苏姆尤为壮观；二是希达莫的人形石碑。

哈拉尔省的墓群位于达纳基尔（Danakil）沙漠和切尔切（Tchercher）山脊之间海拔2000米处一块长70千米、宽30千米的区域。该区域分为两组墓群，一组是苏雷（Sourre）、卡巴纳瓦（Kabanawa）、哈拉尤（Hallayou）、甘德—哈莫（Gand-Hamo）、哈桑—约瑟夫—奥夫勒（Hassan Yossouf Ofle）、哈桑—阿卜迪（Hassan Abdi）和加尔马（Galma），另一组是查费（Tchaffe）、甘达—卡尔卡萨（Ganda-Karkassa）、甘达—卡达纳（GandaKadana）。第一组为切连科（Tchelenko）墓群，第二组为多巴（Doba）墓群。在每个组中，各墓地之间的距离基本都是相等的，间隔约为“步行两小时”的距离。经过发掘和年代推定可以判断出，哈拉尔墓群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千纪延伸到公元二千纪初期。在这个案例中领土标记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能是由狩猎采集群落和早期农业群落之间的互动引发，后者创造了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农业。该农业系统具有独有的特征，拥有苔麸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作物。

阿克苏姆石碑的传统是宏伟而具有城市性的，与君主和精英层的庆祝活动直接相关（Phillipson,2003）。它们出现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一直持续出现，直至阿克苏姆君主皈依基督教。这些石碑是阿克苏姆城最引人注目的遗迹。“其中最大的一块，现在已经坍塌破碎，原来有33米长，重达520吨；它可能是自古以来全世界的人们尝试竖立起来的最巨大的石块”（Phillipson,2003: 13）。

南部希达莫州的石碑呈男性生殖器形状或人形，还有雕刻了剑和面具的浮雕，均被用作墓碑，分布在规模各异的墓地。其中，提亚（Tiya）、塞得内（Sedene）、图托费洛（Tuto Felo）、阿鲁西（Arussi）和孔索（Konso）等墓地估计与大量集中居住并与游牧民进行互动的农业人口有关。索多（Soddo）地区北部的石碑的分布很有规划性，但也有一些相互交错。人形石碑坐落于东北部沿阿瓦什河（Awash）的一个12千米长、5千米宽的区域。刻有剑和面具浮雕的石碑位于东部一个10千米长、6千米宽的区域。最后，“鼓”形石碑位于西部区域，分布在一个20千米长、12千米宽的区域（Joussaume,1995）。在这个案例中，领土标记与水文系统之间具有必然性关联。

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的东阿达马瓦（Adamawa）和乌班吉（Oubangui）山脊的巨石建筑位于北边乍得盆地和南边刚果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上，分布面积达14000平方千米。它们在形式、大小和用途方面有很大不同，建造时间从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到公元二千纪中期。该地区的巨石建筑为四角形，由一排一排的花岗岩巨石构成。它们一般或是孤立的，或是2—3个一组，靠近河流的源头。根据考古发掘数据，这些石碑建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这一所谓巴林贝（Balimbé）时期的早期阶段，仅具有仪式和领土标记的作用（Zangato,1999,2000）。此时，耕种群落可能与赤道雨林的狩猎采集群落发生了互动。在下一个阶段，即公元前950—前200年的旧加巴比里（Gbabiri Ancien）时期，巨石建筑仍在继续建造，但出现了第一批石冢。然后在新加巴比里时期（Gbabiri récent，公元前200—公元500年），石冢继续建造，但正如在塔祖努—科波格贝利（Tazunu Kpogbere）1号、2号和3号遗址的发掘所显示的那样，这些石冢中都没有墓穴。埋葬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遗体焚烧后存入骨灰盒，埋入墓穴。巨石用于领土标记和仪式的时代延续到布本（Bouboun）时期（公元500—1600年）方告结束。东阿达马瓦和乌班吉山脊的巨石建筑几乎完全与农业群落与狩猎采集群落互动时标记、控制或占有领土行为有关。

肯尼亚西北部东图尔卡纳（Turkana Oriental）的纳莫拉通加石林（Namoratunga，意为“巨石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Hildebrand,2010）。这是简单的原始葬仪。逝者以屈体姿势被埋葬，向右侧躺。中央墓穴被玄武岩石块包围，石块构成一个直径为1.20—4.40米的圆形。纳莫拉通加的建造者是游牧群落，可能在公元前二千纪早期与图尔卡纳湖盆地的渔猎群落进行了互动。这些石林标记着他们的游牧线路和牧场。

如上述案例所示，巨石建筑的建造是在不同社会经济群落频繁互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前锋线”的表现形式。这一现象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特别是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出现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阿达马瓦东部、图尔卡纳湖盆地以及后面章节将会介绍的塞内冈比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