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化景观考古学
理论上，人类对周边自然环境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留下印迹。其中部分印迹比其他印迹更为持久、显著和广泛。因为人类作用于周边自然环境时使用了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工具、手段和方式，所以必须采用整体法开展研究。物质文化的生产是最容易研究的，其实体性及其时空定位使之成为优先分析对象。然而，人类认知中的非物质要素才是主要的结构维度。物质生产因为被赋予了认知意义，才成为毫无疑义的文化元素。在此意义上，一片“树林”的整体代表性远远超过构成树林的各个植物物种。在一个特定空间中所有的人类留痕就构成了文化景观。
一 景观
“景观”这一操作性概念随着画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及其他学者的争论得以构建（Anschuetz et al.,2001; Burnouf,2003；Chouquer,2001; David & Thomas,2008; Harmansah,2014; Holl,1993;Lavigne,2003; Luginbuhl,2007）。地球的生物地理结构以大型生物气候单元的形式呈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动植物群体。这些大型生物气候单元呈现为从赤道到两极间大致平行的广袤地带。然而，“景观”概念并不适用于生物气候单元。那它的适用性在哪里？
我们暂且不对“景观”这个词进行冗长的诠释。这一概念最早在艺术范畴中围绕再现自然的形式和技术而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景观”是一个严格的文化主义概念，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生产。“景观是艺术的产物，只能是文化的”（Luginbuhl,2007: 32）。这个概念属于特定的文化领域。舒克对此进行了简述，表示他“反对将‘物质’与‘精神’割裂的现代性（笛卡儿），反对人文科学陷入这样一种幻想，即文化可以如一个自由的齿轮般自我运行而无须大自然介入”（Chouquer,2001:238）。
自然的“艺术化”并不创造自然，而是根据现行的艺术标准来呈现自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窟和石壁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呈现。贝尔克（A.Berque,2001: 241）认为“景观是一个社会发现其所处环境以及将该环境视为景观的时刻”，这个表述是令人惊讶的。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会“发现”其身处的环境，因为环境是其存在的基本性组成。
生态研究方法比环境研究方法要更为适用。生态研究方法从生物意义上将景观理解为有机物和矿物质的接续转化（Lavigne,2003; Luginbuhl,2007），是否有人类存在并不重要。然而，人类不论多少，总是无所不在的（Chisholm,1979; Chorley & Haggett,1967; Haggett,1973; Vita-Finzi &Higgs,1970），人类是营养系统——食物链的一部分，并因此扎根于不同的生物群落。因此，景观成为“一种社会建构，在社会进程和生物物理进程之间的互动中，在自然界物质维度和非物质维度之间的互动中，都可以感知到这种社会建构”（Luginbuhl,2007: 34）。
二 文化
自然力量引发的变化已然能够创造出美丽的景观。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地质层的鬼斧神工带来了瑰丽美景，撒哈拉沙漠的日落令人目眩神迷，喜马拉雅山或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同样美不胜收，这些只是无数自然景观中的几个例子。一旦有人类介入，景观立即具有了文化意蕴。在时间的长河中，自远古至今，人类的定居一直遵循某些准则，包括获得基本资源即水和食物的准则。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张和多元化发展，各种准则不断增多，空间也随之具有了概念与象征层面上的更多价值。
在一个持续的辩证进程中，空间的社会化与社会的自然化并行不悖（Chorin&Holl,2013）。考古遗址内物品的集聚标志着多种多样的时间定位。这些遗址的规模有大有小，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大小相异的空间里，标记着文化实体群落及其日常生活和共同历史（Harmansah,2014;Strang,2008）。文化景观同时也是认知的景观。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宇宙是以“梦幻时间”（dreamtime）为中心的，“在梦幻中，祖先，包括女性和男性，构成了景观，并作为孕育人类精神和生态资源的力量而固存于景观中”（Strang,2008: 53）。
三 文化景观考古学
文化景观考古学可以追溯到考古学发展历史的早期。起初从考古类型学得出的某些文化特征的分布图旨在描绘从前的大文化区格局。早期的文化景观学概念逐步得到改进，一些简单化的概念被摒弃。目前的概念根植于整体考古学的发展，它严格涵盖了考古调查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Anschuetz et al.,2001; David & Thomas,2008; Harmansah,2014; Holl,1993; Patterson,2008）。“文化景观”的概念是整体性的，具有丰富的多学科内涵。它集中了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物质和非物质的表达（Anschuetz et al.,2001）。因此，本书中文化景观的含义可以通过4个补充性的定义来描述：（1）文化景观是综合的，文化系统构建和组织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2）文化景观是文化产出，聚居群落通过日常活动、信仰和价值观，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有意涵的所在；（3）文化景观是所有群体活动的框架；（4）文化景观从根本上看是动态的构建过程。
因此，文化景观考古学可以依托几个可观察到的维度。第一，文化景观考古学具有生态和环境的维度，拥有获得资源的多种方式。第二，文化景观考古学研究某个观察空间范围内的人居布局（settlement patterns），以及不同的人口和居所分布。第三，文化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是生存—定居系统中的关系，人类群居与生存活动可能有重要的季节性波动。第四，文化景观考古学覆盖陆地、天空和地下空间及其所有影响。第五，文化景观考古学包括宇宙观和世界观的物质化。第六，文化景观考古学构成功能背景和功能框架。
确定勘查空间或研究区域是开展这一新课题研究的基本步骤。研究范围和勘查领域必须是明确的。文化景观考古学从定义上就具有区域性。不同方法论的选项都是在一个严格的研究框架内确定的。过去四十年来，空间分析和民族考古学理论及方法的发展表明，“空间从根本上说是连续的，但人类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赋予空间以价值，对其进行分类、再细分和使用”（Darvill,2008: 63）。鉴于其整体化的目标，文化景观考古学的定义不可能太简单。大卫和托马斯在《景观考古学手册》（Handbook of Landscape Archaeology）的导言中提出的定义具有高度的适用性。
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审视世界，如何跨越空间相互接触，如何选择塑造他们周围的环境，或者其行为如何受到地方风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涉及人类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以及身体和精神的能动性。景观关系到人们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David &Thomas,2008: 38）。
四 本书内容
本书介绍了塞内冈比亚的3个案例。它们均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本书所使用的数据采集于过去15年间进行的十余次实地考察。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将介绍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共有5章。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巨石圈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350年至公元1500年，我们将在多个空间层面上对其进行探讨。第一章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巨石圈是一种文化带和环境带的现象。第二章探讨了塞内冈比亚巨石圈的结构和规律性。石圈空间的结构化发生在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集水区域。第三章聚焦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宝伯隆河（Petit Bao Bolon）集水区域。对遗址地理分布的严谨分析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地理学。西内—恩加耶纳（Sine Ngayene）墓葬群、恩加耶纳2号（Ngayene-Ⅱ）墓葬群和桑蒂乌—恩加耶纳（Santhiou Ngayene）墓葬群这三个部分或全部发掘的遗址将分别用一个章节来介绍。第一部分的结论讨论了丧葬习俗的多样性及其影响，包括整个集水区域不同遗址丰富而各有特点的仪式和典礼。
第二部分研究的是塞内冈比亚巨石圈的西侧和东侧区域的景观。本部分将用3个章节介绍以萨卢姆河三角洲的贝冢为代表的西侧区域。对软体动物不同程度的密集开发是萨卢姆岛屿的标志性特点，其最古老的痕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第六章介绍萨卢姆河三角洲，包括其目前的人口，其民族史以及采集、加工和保存软体动物的方法。贝丘无疑标记着软体动物的首选采集区，也标记着非常有利于它们繁殖的地点。所以，贝丘是分界面标志物，因而在位置上具有灵活性。萨卢姆河三角洲贝丘的考古工作仅限于数个已发掘的遗址，这将在第七章中进行介绍。一些贝丘在公元一千纪后半期开始被改造成墓地。考古资料表明，在东面的巨石圈墓地中存在来自萨卢姆河三角洲的陶器和贝壳。因此，对软体动物的密集开发是区域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第八章对贝丘的空间分布再次进行了严格分析，考虑到了贝丘的规模和密集程度。结果是令人惊讶的，贝丘的分布几乎都遵循了同样的规律，揭示了一些势均力敌的大群落的领土化进程。而更精细的时间排序将使我们得以更好地定义所观察到的嬗变的强度和节奏。
对巨石圈东面区域的研究是对塞内加尔东南部巴萨里和贝迪克空间利用情况的初步研究。这部分由3个章节组成。第九章介绍了巴萨里和贝迪克的人口情况。数世纪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在强烈反抗伊斯兰化和奴隶贸易，因此产生了抵抗性空间。第十章回顾了考古勘查的结果，事实上，这些调查记录了防御性建筑的特点和性质。第十一章从贝迪克和巴萨里的案例延伸开来，把讨论扩展到非洲其他几个发生抵抗活动的地区。
这三个个案经历了从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到今天的漫长时间。对巨石圈现象的分析完全是考古学范畴的。对萨卢姆河三角洲的分析也具有很强的考古学意义，但也包含民族史的探讨。巴萨里和贝迪克地区的个案研究则完全是当代背景下的探索。无论如何，巨石圈、贝丘、废弃的村庄和被改变用途的洞穴都意味着古代和当代塞内冈比亚文化景观构建的不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