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研究
大国战略相持及其启示
——以英美霸权转移和美苏争霸为例
陈文鑫[1]
近年来，学界有关中美战略相持的讨论日益增多。[2]所谓“中美战略相持”，指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实力日趋接近、战略互有攻守、双方均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一种战略态势。它脱胎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其中蕴含一个或潜或显的逻辑前提，即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持久性，也就是美方学者所谓的“长期博弈”或“持久竞争”[3]。战略相持是对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一种阶段性概括。然而，当前语境中的“中美战略相持”与毛泽东所论之抗战时期的“中日战略相持”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而后者是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有何特点，将如何演进，该如何运筹？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拟以历史上英美霸权转移和美苏争霸中的战略相持为例，做番考察分析，从中吸取若干经验启示，望对把握当前中美战略相持有所裨益。
一 英美霸权转移中的战略相持
英美霸权转移是大国关系中比较罕见而典型的一次霸权的和平过渡。在英美霸权转移的长期战略较量中，也经历了一段战略相持期。其大致始于19世纪最后10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全球经济领导权的瓦解，前后约半个世纪。
美英战略相持的形成，根本推动力在于美国的迅速崛起。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和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英国快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国。与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相比，此时的美国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英国根本构不成挑战。经济上，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1790—1860年，工厂制度逐渐兴起，美国工业革命的基础才逐渐奠定。[4]政治上，南北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十分尖锐，联邦与州权的争论非常激烈，国家前途未卜。军事上，1860年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英国的兵员则有34.7万。[5]除了铁路长度世界最长，是英国的3倍、俄国的30倍之外，[6]美国大体上还是农业社会，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英国后面。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对英国的挑战才逐步显现。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联邦的政治基础更加巩固，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得以扫除，统一的全国资本主义市场向纵深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西部开发突飞猛进，各种鼓励工业的积极措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美国历史由此步入“镀金时代”。美国政治学者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如此评价，“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才真正达到令人晕眩的速度”。[7]1869—187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90亿美元，到1897—1901年增长了4倍，达到370亿美元。[8]一项统计显示，1873—1913年的40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5%，农业、钢铁、石油等各经济部门都得到迅猛发展。[9]当美国以年均增长率5%的速度发展时，英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6%。到1885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占世界制造业份额最大的国家；1886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1890年，美国的能源消耗量超过英国。[10]1894年，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
大致在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的19世纪90年代，美英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表现是19世纪后期两国在巴西、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地爆发一系列冲突，而每一次都以英国的退让告终。其中尤以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争端最具标志性意义。在这场历时一年半的冲突中，英美剑拔弩张，一度濒临战争。最终英国同意美国介入调停，并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美国则同意将那些被英国占有超过50年的地区排除在仲裁之外。这场争端以损害委内瑞拉利益、大体对英国有利的方式得到解决。英国最终正式承认美国有权干涉与西半球任何国家相关的任何事务，并被迫接受美国关于仲裁和边界领土所有权的建议。用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它“标志着美国的强权得到了英国的承认”。[11]
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被历史学家视为英美关系的分水岭。而我们之所以将其视作美英步入战略相持期的标志，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威胁的相互平衡。尽管一般认为，1894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英国，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英国还远在美国之上。不过，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已危机四伏。不仅美国在西半球迅速崛起，法、俄、德、日等国也在北非、中东、南亚、远东等地区对大英帝国构成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作为霸权国，英国自然想抵御所有的压力，但实力很快捉襟见肘。克里斯托弗·莱恩认为，1896年英美两国之所以没有在一触即发的委内瑞拉边界冲突中走向战争，是因为英国考虑到自身的军力分布与美国相比相对不利。英方大部分人认为，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英国无力从世界其他地区抽调战舰以加强其在北美水域的军事存在；同时担心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会征服加拿大，而且可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将英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甚至取得最终的胜利。[12]二是经济利益的深度交织。19世纪后期，英国的资本和制成品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的棉花、小麦等原材料和农产品大量流入英国，这种情况将两国的经济紧密地拴在一起。1870—1895年，英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达15亿美元；[13]1899年英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股票和债券，约占外国持有的所有美国有价证券的75%。时任德国驻美大使和立本（Theodor von Holleben）曾于1900年慨叹道：“华尔街几乎成了英国人的飞地。”[14]经济利益的深度交织促进战略上的相持。比如在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期间，英国人就担心美国会削减对英粮食出口和棉花供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完全切断对英粮食出口，再加上英国与另一主要粮食供应国俄国关系不睦，后果将不可想象。为此，英国议会下议院在1897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英国对外国生活必需品进口的依赖，以及战争对此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亟需女王陛下的政府严肃对待”。[15]与此同时，就在美国克利夫兰总统于1895年12月向国会宣读对英强硬的咨文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由于英国投资者的抛售引发市场暴跌。英国投资者投资最多的铁路股票下跌尤为严重。到该交易周结束时，每股下跌16.75美元。[16]商业团体因而向各自政府施压，寻求妥善解决争端。
综上可见，由于美英实力差距日益缩小、外部威胁相互平衡、经济利益深度交织等因素，美英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该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这过程中，英国总体上还能维持全球霸权，但美国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则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并取代英国的统治。在西半球，1901年英国在修建中美洲地峡运河问题上向美国让步，允许美国完全根据自己的主张修建和管理巴拿马运河；1903年英国在解决加拿大与阿拉斯加边界问题的仲裁中，支持美方立场，把大部分土地给了美国；1904年英国从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撤走所有的剩余军事力量；1906年英国驻扎在加拿大的最后几支正规军撤离加拿大。[17]这意味着英国在战略上放弃了西半球，美国在美洲的优势地位得以正式确立。在制海权上，1889年美国提出打造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洋舰队”，英国同年则提出“两强标准”，即海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数量要与仅次于英国的其他两强之和相当。在大力发展之下，美国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由188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895年的第5位，进而到1900年上升到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3位。[18]1906年，《简氏战舰年鉴》（Jane's Fighting Ships）首次将美国海军列为世界第二大海军。[19]英国基于“两强标准”实施造舰计划，导致列强间的海军竞赛愈演愈烈。而英国在维持传统的海军优势方面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到1912年，“两强标准”被“+60%标准”所取代，该标准规定英国海军应维持比紧随其后的海军强国多60%的实力优势。继而在1920年英国由于实力不济又宣布放弃传统的“两强标准”而实行“一强标准”。1922年，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五国海军军备条约获得与英国同等的海军优势地位，英美海军实力相等的原则被英国所接受。此后双方又互不相让，展开海军竞赛。直到1930年伦敦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上，英美就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辅助舰只的数量和吨位问题达成一致。英美共享海上霸权的局面得以确立。在金融领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英国一系列紧张激烈的博弈后，美国成功迫使英国接受了一套重新规范国际金融市场的计划，最终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将之推广到全世界，从而在国际金融领域确立了美国的霸权地位。[20]
二 美苏争霸中的战略相持
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相持是另一个典型的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其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前后近20年。
冷战刚开始时，美国的综合国力要比苏联强大得多，此时的美苏博弈态势是美攻苏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国力不断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而由于美国造船业的急剧膨胀，其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评价道，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只能用“非同一般”来形容；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1945年的苏联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21]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丧失3000万人口，战争结束时，其工业产值只及1939年工业产值的一半。再加上美国垄断核武器，而苏联还未拥有核武器。苏联在战略上处于守势，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组建北约扩大对苏联的战略遏制。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博弈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根本推动力在于苏联的实力不断追赶美国。经济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增长了近1倍；1950年苏联的工业产量比战前的水平增长173%。[22]在50年代的头几年，苏联经济更是以年均11%—12%的速度高速增长，[23]而美国经济在1957年秋同比下降4%，1958年春同比下降10%。[24]到了60年代，苏联的发展依然强劲，美国则因越南战争爆发，海外军事支出大幅上升，经常账户盈余迅速消失，并于1968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61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到1981年苏联的生活水平将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并同时预测届时苏联的国内总产值将是世界上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1961年水平的两倍。据1999年解密的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显示，基于当时苏联强劲的经济表现，美方认为苏联在经济上赶上美国并非遥不可及。[25]20世纪6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分析导言》也预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超过美国。
军事上，由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规模庞大的苏联红军在1945年以后减少了2/3，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拥有175个师、2.5万辆一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26]最为重要的是，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沙漠中成功试验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到了50年代中期，美苏权力之变又迎来“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1955年11月，苏联第一次试验了从空中投掷热核弹；1957年8月，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送入轨道；时隔一个月，苏联又成功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Sputnik 2）。但紧随其后的美国两次发射均以失败告终。“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惊呼，美国在一场比珍珠港事件更重要和伟大的战斗中败下阵来。[27]到了60年代，美苏战略力量又发生重大变化。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国的洲际导弹以5∶1的优势领先于苏联，1964年时仍为4∶1的优势。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战略核力量发展大大加速。1967年年中，苏联洲际导弹为460枚，1968年年中增至800枚，1969年年中达1050枚，在数量上赶上美国（美国从1967年起，洲际导弹的数量基本维持在1054枚），从而使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28]
美苏战略相持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面对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地部署可以打到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苏联也针锋相对，在美国“后院”部署导弹，由此酿成一场危机，双方战争一触即发，世界处于核战争的边缘。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及最终解决，鲜明地反映了美苏战略相持的特征。双方互有攻守，且均具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逐渐形成一种战略稳定关系，并推动两国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美苏战略相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7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的战略攻势要猛一些；7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战略颓势渐显。60年代初开始的侵越战争不仅使美国遭到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而且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一度使其在苏联的进攻性战略面前疲于应付。在中东，苏联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扩大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在南亚，苏联在1965年印巴冲突中支持印度，促成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塔什干三国首脑会议；在欧洲，苏联与法国、联邦德国加强来往，力图瓦解大西洋联盟。与此同时，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独立性日渐加强，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中东政策、对华政策和冷战政策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西欧国家甚至在军事上也不肯轻易俯就美国的核垄断，法国戴高乐政府断然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承认美国的战略颓势，并积极调整对苏战略。20世纪7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滞胀”；苏联作为石油净出口国，经济发展未受石油危机影响，反而从油价高企中获益，在1975年之前仍维持较快增长。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与美国之比从1960年的49%升至1975年的58%。[29]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在1963—1973年有长足发展，美苏开始形成比较稳定的战略均势（见表1）。1972年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署某种程度上就是双方核均势的一种反映。
表1 1963—1973年美苏战略运载力量对比[30]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陷入近10年的停滞。[31]美国中情局数据显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5.2%，到其执政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年），年均增长率降为2.7%，其中1979年的增长率仅为0.8%。[32]进入80年代，苏联经济日趋困难。据美国中情局评估，苏联1981年的工业产值仅增长2%，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低点。[33]从1976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不超过2%。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更快，苏美经济差距再度拉大，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5年相当于美国的58%跌落到1984年的52%。换句话说，苏联198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落后20年。[34]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虽然一直高于西方相关机构的统计，但也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赶超美国经济方面毫无进展。里根政府抓住苏联经济的弱点，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和贸易制裁等手段，从经济上拖垮苏联；并通过支持苏联的对手、分化瓦解苏联的盟友等计划周密的综合战略，加速苏联的解体。
三 对把握中美战略相持的几点启示
当前，中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和上述美英、美苏之间的战略相持类似，这也是两国实力、利益、战略深刻变化的结果。首先，实力之变是推动中美进入战略相持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3年克林顿上台时，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16；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中国GDP升至美国的1/8；到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中国GDP接近美国的1/3；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0%；2021年拜登上台时，中国GDP更升至美国的77%。经济总量是最基础也是最直观的实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投入也有更强的保障，从而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虽然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当前的态势依然是美强中弱，但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取得对美国局部优势。再加上中美都是核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一句话，中美实力的客观现实推动两国进入战略相持。
其次，中美之间利益深度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两国进入战略相持。相较于上述美英战略相持期两国利益的深度交织，当前中美两国利益的深度交织、犬牙交错和相互依赖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美国不断对华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升级对华科技封锁、投资管制、贸易限制，但中美经贸利益深度捆绑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在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科技打压和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中美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22年贸易数据，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增加24亿美元至1538亿美元；进口额增加318亿美元至5368亿美元；2022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高达6906亿美元，超过2018年的66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达409亿美元，也创历史最高，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35]这表明，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韧性。此外，尽管受中美关系总体氛围和疫情因素影响，两国民间交往依然密切。而从全球层面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背景下，中美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公域行为准则建设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离开两国的相互合作，全球治理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之间这种利益深度交织的状态导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美战略相持。
最后，中美两国战略深刻调整，也在主动塑造着中美战略相持的态势。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企图通过国内固本强基、国外强化联盟、对华加强遏压的所谓“投资、联盟、竞争”策略，在“决定性的十年”“竞赢中国”，作出打“持久战”的准备。中国在对美博弈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敢于碰硬，体现出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中美在战略上互有攻守，战略相持之势也随之形成。
从上述美英、美苏战略相持看，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与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有很大不同：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以消耗战、歼灭战为主要形式。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36]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虽难免会遭遇成本强加型的战略消耗，如冷战时期美国拖垮苏联的策略，但决定战略态势的关键是自身实力地位的提升。此其一。基于消耗、歼灭对手的目的，战争状态下的战略相持必有后续的战略反攻，战略反攻是克敌制胜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此其二。但在非战争状态下，由于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歼灭对手，而是为了谋取战略优势，当一方在战略相持中不断累积战略优势，终于占据绝对优势、打破战略相持之后，双方战略博弈的胜负已分，战略反攻便不是必经的阶段。
美英、美苏战略相持的历史还表明，战略相持不是两国博弈的平静期、缓和期，而将是较量的激烈期、危险期。由于战略相持阶段的发展态势将决定未来战略竞争的成败，相持双方的争斗博弈势必空前激烈。美英之间的战略相持如此，美苏之间的战略相持更是如此。美国学者兰德尔·伍兹在评价英美权力转移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时发出的阵痛声和另一个走向没落时的痛苦呻吟声相互交错的场面，一个由他们是血亲的事实而衬托得更为令人心酸的故事。”[37]而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则说：“在人们回忆冷战历史之时，‘和平’绝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汇。毕竟，那段时间见证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争。”[38]基于大国博弈的历史，西方的权力转移理论提出，“权力持平期”（指两大国实力之比处于80%—120%区间时）的大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高。[39]该结论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战略认知。可以预期，战略相持期将是美国对华最凶狠、中美较量最激烈的高危期。
[1] 陈文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和亚太战略。
[2] 参见袁鹏《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袁鹏《把握新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和规律》，《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袁鹏《关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战略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夏立平、董珊珊《试论新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与趋势》，《美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徐步《2021年国际形势特点和中国外交成就》，《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6期；彭维学《试论中美博弈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统一新格局》，《台海研究》2021年第4期；胡华《在战略相持阶段抓住中美战术缓冲期》，《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6期；黄仁伟《中美战略相持阶段与战役缓冲期》，《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2期；田飞龙《中美关系的新周期战略竞争、战略相持和新关系规范的探索》，《中国评论》（香港）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王鸿刚《论中美战略相持》，《中国评论》（香港）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3] 参见Rush Doshi，The Long Game：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John R.Allen，Ryan Hass and Bruce Jones，“Rising to the Challenge：Navigating Competition，Avoiding Crisis，and Advancing US Interests in Relations With China”，November 2021，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1/11/FP_20211105_us_china_rivalry_hass_jones_allen.pdf。
[4] [美]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3页。
[5]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59页。
[6] 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7]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8] George C.Herring，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U.S.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85.
[9]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第65—66页。
[10]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第66—67页；保罗·肯尼迪认为，能源消耗是衡量一国工业化的最佳指标，因为这既表示一个国家利用各种无生命能源的技术能力，也表示其经济发展速度。参见[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第208页。
[11]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石斌、刘飞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12] 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Fall 1994），p.25.
[13]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石斌、刘飞涛等译，第287页。
[14] Stephen R.Rock，Why Peace Breaks out：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p.45.
[15] Stephen R.Rock，Why Peace Breaks out：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43-45.
[16] Stephen R.Rock，Why Peace Breaks out：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43-45.
[17] Kenneth Bourne，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389.
[18] 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19] Zhiqun Zhu，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 （New York：Routledge，2006），p.59；H.C.Alle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783-1945（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5），p.561.
[20] 有关英美之间围绕金融霸权的博弈，可参见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72页。
[21]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2页。
[22]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第97页。
[23] Yanek Mieczkowski，Eisenhower's Sputnik Moment：The Race for Space and World Prestig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15.
[24] Josef Joffe，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Politics，Economics，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 （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4），p.2.
[25]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Soviet Economies：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oviet System，October 1985，p.v，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0497165.pdf.
[26]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第97页。
[27] Fred Kaplan，“Can America Ever Have Another‘Sputnik Moment’?”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2/06/sputnik_and_american_science_why_another_sputnik_moment_would_be_impossible_today_.html.
[2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1973-1974（London：Chatto &Windus，1973），p.71.
[29] CIA Office of Soviet Analysis，“A Comparison of Soviet and US Gross National Products，1960-83”，August 1984，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8181.pdf.
[30] 该数据是每年年中统计数据，其中洲际导弹（ICBM）指射程4000英里以上的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指最大射程达6000英里以上的轰炸机。
[31] 有学者将1973—1982年称为苏联经济的“停滞期”。参见Philip Hanso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from 1945（New York：Routledge，2014），Chap.5。
[3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USSR：Measur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1950-80，prepared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nited States Congres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December 8，1982.
[3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Problems and Prospects，Part 1，Washington，D.C.，December 31，1982，p.2.
[34]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Soviet Economies：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oviet System，October 1985，p.2，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0497165.pdf.
[35] 许缘、邓先来：《中美货物贸易创新高“脱钩论”不得人心》，2023年2月9日，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209/c1004-32620591.html；《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中国美国商会年度答谢晚宴致辞——准备稿》，2023年2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ambassador-to-china-nicholas-burns-speech-at-amcham-china-annual-appreciation-dinner-as-prepared/。
[3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37] Randall Bennett Woods，A Changing of the Guard：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1-1946 （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0），p.8.转引自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38]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39] Ronald L.Tammen 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