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出一片自己的学术天地

——读米彦青《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有一种说法，天赋和勤奋会让一个人走得更高，而成长型思维模式才会使一个人走得更远。

一个学者的成长，通常与学位论文写作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说，学位论文是其开始步入学术领域的一把钥匙。学士、硕士或者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偶然因素很多。多数情况下，选题多集中在老师研究的学术范围；有的时候，老师也会根据学生的基础和兴趣指定一个题目。这些题目多会涉及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论题。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学位论文完成后，多数学生会以此为基础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做下去，可能会伴随着他们好多年。这几乎成为一种学术模式。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术环境中，他可能会做出不错的成绩；如果到一个地方院校任教，又有着割舍不下的“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愿意轻易地改换专业选题，他就有可能面临不少的困难。这是因为，许多经典作家或比较重要的选题早已被关注，成果丰厚，没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固守传统经典选题，超越前人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难以为继。鉴于这种情况，我只要有机会就会给年轻的同行提出建议，不要把自己束缚起来，局限于学位论文的选题，而是要养成一种成长型思维方式，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所在地域，随时调整研究方向，这样才有可能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成功的榜样，那就是内蒙古大学的米彦青教授。

十五年前，米彦青在苏州大学随罗时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是《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2006年）。作者取得学位的第二年，论文就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获得了不同层级的奖项。按理说，李商隐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她完全可以沿着这个选题方向继续深耕细作，肯定还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了专业方向，从唐代诗歌对蒙古族汉语创作的影响入手，将视野扩大到蒙古文化家族和蒙汉文化交流的研究上。她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她知道，在得失之间，必须有所放弃，勇于尝试，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2009年，她以“唐诗对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又以“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唐诗接受史”为题申报教育部青年项目，均获得资助。同样在这一年，她又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清中期蒙古族汉语创作的唐诗接受史》。这些业绩，可以作为她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她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研究”，后来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从这一系列获批项目看，她的选择是坚定的，也是正确的，正所谓“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最近几年，她以蒙汉文学交融大事编年为纲，以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活动为目，对元明清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进行了全面整理。在整理这些史料过程中，她积极组织研讨会，系统指导研究生，广泛收集史料，特别关注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和汉族诗人在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游历、仕宦、交往、题咏等活动，完成了《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元明清三代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呈现了无比宽阔的学术前景。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作者完成学术转型后的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三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元明清时期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轫、发展以及嬗变的轨迹，全方位地展现了蒙汉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凝神铸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站位高，视野宽，是作者多年积累的重要收获。诚如古人所说，“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经过十余年的辛苦耕耘，作者步入了收获的季节。

首先，作者占有丰富的史料，包括大量的诗文集、游记、日记等，为深入解读诗歌意蕴奠定坚实可信的基础。

元明清时期蒙古族文人诗集数量不菲，收集不易。如桂霖诗词集《观自在斋诗稿》《青霞室哀禅词》等，清人编《八旗艺文编目》，今人编《中国古籍总目》等均未著录。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询桂霖档案，知道他曾在云南、贵州等地任职，沿着这样的线索，终于在云南省图书馆查到《观自在斋诗稿》，在贵州省图书馆查到了《青霞室哀禅词》。《青霞室哀禅词》虽然收录到《清词珍本丛刊》中，贵州图书馆所收为不同版本，有着独特的价值。至于收藏在民间的文献典籍，如恭铭《石眉课艺》，作者通过多方联系沟通才有机会看到影像资料。

有些诗集从未刊刻过，只存有钞稿本。如清代蒙古族文人和瑛的《泺源诗集》，稿本藏在我国台湾的傅斯年图书馆，壁昌的《星泉吟草》，稿本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景文的《抱筠亭集》为海内孤本，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这些稿钞本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值得整理出来。譬如景文，他出身于世宦之家，父亲伍弥泰是乾隆朝的大学士，博学多识。景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文武兼长，雅好操觚，称得上是蒙古王公大臣子弟中的佼佼者。景文创作最叫人感兴趣的，是与其外甥和珅、和琳的交游酬唱。和珅《嘉乐堂诗集》中有多首忆念景文的诗歌，流露出一些难得的情怀。如“齐心默祷为民请，幸获甘和三日霖”、“臣本无功民有福，志诚感恪颂吾皇。”（《步喜两吟韵聊以解嘲》）等，能在颂圣之中体察民情。又《和彦翁渭阳近作二首》之一：“我素不擅饮，寄情杯斗外。喜与雅士觞，厌共酒徒会。遮莫槽亦枕，何如酱可盖。昼起笑蚁旋，宵寝譬蛇蜕。名教乐地多，及乱万恶最。醉醒慎在躬，勿为行止害。”（《步醉吟篇韵借以奉笺》），写自己不擅长饮酒，喜欢雅士而厌恶酒徒，并时时警醒自己躬行勿醉。和坤的这些诗句呈现出与一般人印象中不一样的形象。

在史料取舍上，除诗文集外，作者还广泛阅读了蒙古文人日记、游记之类的作品。锡珍是清代蒙古族作家和瑛的曾孙，游宦四方，多有诗文纪行。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锡珍奉使喀尔喀，六月归京，往返六十一日，他将沿途中见闻所感写成《奉使喀尔喀纪程》；光绪七年（1881），出使朝鲜，作有《奉使朝鲜纪程》；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赴台湾查办台湾道刘璈，又作《闽还纪程》等，诗文互证，可以看出锡珍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史诗色彩。如出使朝鲜时，他的诗文中常常提到辽阳城、凤凰边门、通远堡、医巫闾等地名，有的在辽宁境内，也有的在今朝鲜境内，这有助于理解他的诗歌内容。他的诗多以自然之笔，抒写内心情感。如《朝鲜贫弱时事棘矣慨然有作》：“营州踰海地东偏，犹是箕封礼俗传。赫赫中天依日月，茫茫下土奠山川。海潮终古无消长，人事于今有变迁。漫说通商为受命，他时涕出更谁怜。”记远行之景，抒忧民之嗟。锡珍赴台湾前后，清朝海军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中法战事成为作者一块心病：“海上归槎迥，淮南返櫂轻。湖菱添客馔，堤柳入诗情。兴废徒怀古，关河正洗兵。翻悲身历碌，终是绊浮名。”（《宝应舟中》）。身为朝廷重臣，面对如此颓败的国事，亦无可奈何。结合《闽还纪程》，锡珍种种复杂的情感，得以形象地浮现出来。其他游记如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花沙纳《滇輶日记》，文孚《青海事宜节略》，瑞洵《散木居奏稿》，托浑布《东道纪略》《西道纪略》《畿辅事宜》，博迪苏《朔漠纪程》，博明《西斋偶得》《凤城锁录》等，都为作者所关注，所征引，博观约取，足相参印，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在收集蒙古族汉诗创作资料的过程中，作者深感读书不易，于是萌生了将众多别集汇为一编的想法，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便捷、更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主持编纂了《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收录八十七种别集，合成四十册，已于2021年出版。《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续编》凡二十册也即将面世，《元明蒙古族别集丛刊》则在编纂中。这些文献的出版，为深入系统地研究华夏多民族文学，提供了基本资料，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其次，在作家的判定上，作者从广义上界定文学家，提出四项取舍标准：一是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二是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三是虽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诗而生平可考者，四是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按照这样的标准，作者采用史书常见的“互现法”，对一百多位元明清蒙古族汉诗创作者进行了历时性的研究。

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人，多数并不显赫，有些甚至默默无闻。作者依靠地方志、科举文献、家谱、档案等资料，试图对元明清蒙古族文人的生平事迹作地毯式的清理。举例来说，清代蒙古族文人既有旗人，又有民籍，还有外藩的蒙古王公，查询他们的生平文献，途径不一，重点不同。以人数最多的旗人而论，研究清朝旗人世家、人物的官修典籍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书，收录范围截止到嘉庆时期，此后付之阙如。《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史书，主要关注对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将相臣僚，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八旗子弟，很难悉入官方载集。他们的生平事迹，需要从笔记、方志、奏折、档案等材料中多方考察，并结合他们各自的创作，钩沉索隐，暼观疏记，才能得知一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满蒙旗人的记述，习惯称名不称姓，记载蒙古人事迹的史料，常常不载姓氏，阅读时，稍有疏忽，就会忽略过去。如前面提到的乾嘉时期的蒙古族诗人景文，很多学者将其与咸丰、同治时期的驻藏大臣景纹相混淆，就是典型一例。有些民籍蒙古族诗人只能通过家谱、族谱去寻找其线索。至于外藩的蒙古王公，则需要借助《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玉牒》《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等典籍，甚至还要参考蒙文《金轮千福》等文献才能确定其身份。不管怎样，上述文人，多少还有一定地位，还可以在相关文献中寻找到蛛丝马迹。那些底层文人的生平事迹就更难探寻，真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如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贵成的生平资料就很少，作者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一则《奏为热河道贵成边俸期满循例送部引见所遗员缺请旨简放》，其中有关于贵成生平行年的记载，令作者喜出望外，深深地感悟到了学术发现的艰辛和乐趣。

再次，在作品的评价上，作者秉持一种历史的眼光，既要考察其文学的意义，更要挖掘出历史的价值。

从文学的意义看，元代萨都剌、清中期法式善等，都是绕不过的重要作家。如萨都剌，作者用了近七万字的篇幅展开论述，如果能再充实一些文献考订的内容，完全可以成为一部专著。法式善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现存诗作近三千首。嗣孙来秀曾作《望江南词》40首，分为风土人情22首和钓游旧迹18首，堪称北京风情组画。不仅如此，法式善文学思想也很有特色，他的《梧门诗话》系统地评点了康雍乾及同时代诗人诗作，提倡“真性情”，与同时代的袁枚的“性灵”诗学思想相颉颃。所附“八旗诗话”是对八旗文人诗作及诗学思想的专门论述。总之，《梧门诗话》在蒙古族文人汉语创作中具有无可撼动的经典地位。与法式善相似，和瑛文学家族既是官宦世家，也是科举世家，四代皆有诗集存留，诗作千余首。这在蒙古族诗人中不多见，在清诗史上也是少有的。本书通过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系统论述，强调说明了他们在中华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言而有据，信而可征。

从历史的价值看，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为我们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人多任职边疆，创作了很多描绘边疆风情的作品，明显有别于通过想象或者根据阅读得来的知识而写成的有关边地的诗文。解读这类作品，必须密切结合不同时期的边疆政策，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才能得其诗中三昧。譬如和瑛家族成员多有在边疆戍守的经历。类似这样的文人还有很多，譬如松筠任职新疆，文孚任职青海，三多任职外蒙古，恭钊任职西宁，果勒敏任职广州，桂霖任职云南，博明任职广西，托浑布任职台湾，等等。他们的创作，如《湟中竹枝词》《续湟中竹枝词》（恭钊著）、《广州土俗竹枝词》（果勒敏著），《观自在斋诗稿》《青霞室哀禅词》（桂霖著）、《永昌竹枝词》《庐阳竹枝词》（博明著）、《台阳纪事八首并序》（托浑布著）等，或记述所见所感，或模仿地方民歌，形象地展现了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岭南、云南等地的风土人情。

托浑布的纪事诗，详细记录了他任职台湾知府期间镇压暴乱的过程，具体而微，语简事赅。沧州驻防桂茂《德山诗录》，据事直书，内容丰富。其中如《弱秀才》《三百人》《老炮手》《义军叹》等诗，表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延清亲见亲闻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恶行，创作了二百多首《庚子都门纪事诗》，悲愤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反抗外辱的不屈历程，被阿英选入《庚子事变文学集》中。

一部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历史，连接着古代的华夏文明，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既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集体记忆。米彦青教授通过厚重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中国古代蒙汉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渊源和历史流变，意义是深远的。人们常说，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是用功用心，勤奋而缺乏天赋，或者有天赋而不勤奋，终究难有大成。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米彦青用功用心自不必说，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在尝试着转换固有的思维模式，去就有序，变化有时，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面向未来，勇于挑战，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广。

作者在后记中说：“感谢刘跃进老师接受我的请求，写下书序。”她用“请求”二字，让我不无惭愧之感。2014年，她获得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西部之光”的项目支持，进入文学研究所深造。我作为合作导师，对于她的学术背景、研究计划有较多的了解。因此，为米彦青这部新著写序，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爽快答应。不过，我还是很犹豫。老实说，对于她所研究的对象，我确实比较生疏，说一些言不及义的套话，自会贻笑大方之家。全书开印在即，而作者仍抱以期待。我考虑再三，决定从作者的学术转型说起，用以表彰她为研究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欣喜之情。

刘跃进

辛丑年岁杪拟于京城爱吾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