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恩斯美学实验和历史主题研究综述

巴恩斯80年代在英国文坛已脱颖而出，但关于其作品进行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已有评论文章仍不能彰显出巴恩斯在文坛占据的重要地位。国内巴恩斯研究以论文为主，目前只有1本巴恩斯研究专著面世。国内论文研究最早始于1997年阮炜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评论文章《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大部分期刊文章为单一作品研究，主要关注于《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英格兰，英格兰》和《终结的感觉》这几部小说；译介则始于2005年，且迄今已有14部作品被译成中文。[36]国外最早的巴恩斯研究专著是莫斯利（Merritt Moseley）发表于1997年的《理解朱利安·巴恩斯》（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在该著作中，莫斯利指出，“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特征引起绝大多数评论的是技巧”。[37]鉴于本书采用形式和主题相结合的研究框架，相应地，本书将从美学实验和历史主题这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巴恩斯已有主要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力图廓清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美学实验研究

1995年，赛斯托（Bruce John Sesto）的《朱利安·巴恩斯的虚构世界》（The Fictional World of Julian Barnes）是国外最早研究巴恩斯作品形式美学的博士学位论文。[38]赛斯托以马丁·艾米斯为参照对象，着重分析巴恩斯四部作品——《伦敦地铁》《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和《豪猪》——中的后现代小说实验技巧。该文虽未涉及巴恩斯后期小说实验技巧的转变，但其结合叙事技巧探究并参照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研究方法对于了解巴恩斯早期的后现代美学实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意义。接下来，笔者将主要从文类杂糅、非故事化形式实验、自反式创作技巧和戏仿这四个方面展开综述，以期清晰呈现本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文类杂糅是巴恩斯后现代形式实验最显著的一大特征，主要见于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之中。2005年，柴尔兹（Peter Childs）在《当代小说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小说》中以《朱利安·巴恩斯：“文类杂糅”》为题，专门探讨巴恩斯作品的文类杂糅现象，如杂糅历史、回忆录和辩论文章等，指出，巴恩斯是最关注小说形式多样性实验的作家。[39]同年，谢弗（Brian W.Shaffer）在编辑的《英国和爱尔兰小说导读：1945—2000》中收录了莫斯利的文章《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40]在该文中，莫斯利分析了《福楼拜的鹦鹉》的形式混杂特性，并从碎片化的形式和揭露小说虚构身份的自反指涉（self-reflexive）两方面探讨该文本的后现代性。莫斯利得出结论：巴恩斯并不是一位绝对论者，《福楼拜的鹦鹉》说明获得确定意义之艰难而非不可能性。而司各特（James B.Scott）在《作为范式的鹦鹉：〈福楼拜的鹦鹉〉中意义的无限延异》一文中，认为，这种打破文类界限的现象暗含文本中已不存在任何确定性意义，因而，读者无法获得关于文本的确定性意义。[41]司各特的这种极端怀疑主义观点显然与莫斯利的观点针锋相对。关于这一点，在接受吉涅瑞（Vanessa Guignery）的访谈中，巴恩斯本人谈道，《福楼拜的鹦鹉》这本书是关于“过去的变幻莫测，事实的不确定性和无法证实性”。[42]尽管三者之间的观点略有差异，但是笔者认为，三者都暗含一种相同的观点：文类杂糅现象模糊了文本意义。同样，《10章世界史》的文类混杂现象也得到了包括吉涅瑞在内的主流论者的关注，尤其是第五章“海难”中插入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热里科（Théodore Géricault）的名画《梅杜萨之筏》模糊了视觉艺术和文本边界。许多评论家关注到巴恩斯作品中的这一独特形式实验，如：阿尔哈德夫（Albert Alhadeff）、伯纳德（Catherine Bernard）、卢伟尔（Liliane Louvel）、克林顿（Alan Clinton）、鲁滨逊（Gregory J.Rubinson）和吉涅瑞等。其中，鲁滨逊认为，热里科的画作内容非常充实：“它提供给我们一种关于主题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却无法通过严格的现实主义再现方式获得。”[43]克林顿聚焦于这幅画作形成背后的政治元素，揭示出“艺术成品本身就是政治事件”。[44]伯纳德指出，画作意义的悬置及其时间和象征性的不确定性阻碍一切关于这一艺术作品的指涉性阅读。而吉涅瑞则认为第五章中通过形式杂糅，对历史再现、现实的认识以及符号的阐释的反思适用于整部小说。相比较而言，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福楼拜的鹦鹉》的文类杂糅现象。1997年，阮炜的《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仅只言片语谈及《福楼拜的鹦鹉》的文类杂糅现象，却未展开深入分析和探讨。

巴恩斯作品的非故事化形式实验也备受主流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一小说形式实验背离了传统小说创作成规对小说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和清晰的线性情节发展等的强调。关于这一后现代实验特征，论者主要将焦点对准《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的非故事化形式实验特征。培柯（Giuliana Perco）的《寻找隐藏情节：非线性叙事、开放作品与超小说》分析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如何以非线性叙事策略反叛传统历史小说线性叙述。[45]但是该文过分关注作品的形式技巧以及读者建构文本的能动作用，而忽略了文本形式与主题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虚构秩序：20世纪文学和当代叙事中的伦理美学》中，约翰逊（Amy M.Johnson）分析《福楼拜的鹦鹉》的叙事中断对理解历史他性的影响。[46]阮炜的《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一文通过探讨《福楼拜的鹦鹉》的非故事性特点，认为，巴恩斯推进了小说的非故事化和准小说化。关于《10章世界史》的非故事化形式实验，在《理解朱利安·巴恩斯》一书中，莫斯利指出，10章采用的叙述方式不尽相同——有些是同故事叙述，有些则是异故事叙述——且采用的叙述者也各不相同，如第一章“偷渡者”中木蠹的回顾性叙述视角、第二章“不速之客”的异故事叙述者以及最后一章“梦”的第一人称男性叙述者等。这种不同叙述者共存于虚构文本之中的文学现象迥异于传统历史小说单一、稳定的叙述者，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建构的稳定叙述语境，并弱化了所述内容的故事性。2002年，在专著《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中的《虚构而非重构：〈10章世界史〉》这一文章中，佩特曼（Matthew Pateman）从人物、时间和地点等方面探讨《10章世界史》的非故事化形式实验。[47]但是，该文侧重于文本阐释，缺乏对该小说非故事化形式实验的深入分析。2004年，在《戏仿历史小说：对过往事件再现的批判》第三章“元历史”中，吉普森（Jeffrey K.Gibson）剖析《10章世界史》的非线性情节和人物发展时，指出：该小说不仅戏仿传统小说形式，而且还阐明历史没有连贯、整一的语境。[48]可见，就小说非故事化情节编制而言，该文较之于佩特曼的文章分析更加深入，但仍不够全面。因此，关于《10章世界史》的非故事化情节编制，虽然佩特曼和吉普森的文章均有涉及，但却均未呈现一幅全景式的分析画面。

作为一位具有极强自反意识的后现代实验大师，自然，巴恩斯作品中的自反式创作技巧也成为评论家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在《理解朱利安·巴恩斯》一书中，莫斯利通过分析《福楼拜的鹦鹉》中独特的叙述者，指出，不同于《伦敦地铁》的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福楼拜的鹦鹉》的叙述者布雷斯维特“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且偶尔向读者讲话”[49]。这种拥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体现出巴恩斯强烈的自我反思和自觉意识，是其自反式美学实验表现形式之一。此后，虽然萨勒曼（Volha Salman）的《朱利安·巴恩斯的〈伦敦地铁〉、〈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和〈英格兰，英格兰〉的元叙述虚构》[50]与曼德里卡多（Alice Mandricardo）的《英国历史编撰元小说中的历史终结》[51]分别谈及了巴恩斯小说的元叙述和历史编撰元小说，却均未对其自反式艺术创作形式展开深入剖析，“元叙述”或“历史编撰元小说”似乎只是被当作阐释的技术术语，因此，使读者难以对其作品的自反式艺术表现形式产生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然而，相较于如此令人失望的研究局面，张和龙的《鹦鹉、梅杜萨之筏与画像师的画——朱利安·巴恩斯的后现代小说艺术》却使人眼前一亮，让人稍有兴奋，该文从“元小说”的角度分析《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和短篇小说《画像师》中的后现代小说艺术。[52]文章认为，巴恩斯的“元小说”不是对其自身虚构性的反思，而是在虚构文本中融入大量非虚构性文本——这不仅揭示出不同文类、不同艺术门类（如文本与绘画艺术）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且反思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显然，该文过分关注互文性手法，忽略了体现作者较强自我反思和自觉意识的其他自反式形式技巧，比如“巴恩斯”的作者越界。

作为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技法，戏仿同样备受巴恩斯的青睐。关于巴恩斯作品中引起较多关注的戏仿技巧，论者侧重于探讨《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的戏仿手法。在《忠诚抑或背叛——评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福楼拜的鹦鹉〉中的戏仿》（《译林》2012年第10期）中，王瑾、张海榕通过分析小说中使用的戏仿叙事策略，阐明《福楼拜的鹦鹉》不仅戏仿显性前文本：福楼拜的生平，而且还戏仿隐性前文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通过分析《10章世界史》的情节编制（emplotment）：多元叙述声音、非线性情节、时序混乱等，吉普森的博士论文指出，这一形式实验手法对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情节构成戏仿，揭示出所谓客观、线性、单一历史的虚构性。罗小云的论文《震荡的余波——巴恩斯小说〈10章世界史〉中的权力话语》结合分析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如：蒙太奇、戏仿、反讽和断裂——与叙事结构，说明人类文明进程中各种权力关系（如存在于方舟、教堂和法庭中的权力关系等）相互作用，以及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53]不难发现，已有研究虽指明巴恩斯作品对前文本和已有文学成规的嘲讽，却未注意到这一技巧还体现出作者对文学成规的自我意识。

综上所述，论者主要关注于《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的后现代形式实验技巧，对巴恩斯的其他作品没有给予相同程度的关注，未能体现出巴恩斯小说复杂多变的美学实验，尤其忽略了巴恩斯中期作品《豪猪》的写实迹象与后期作品《亚瑟与乔治》表现出向传统写实小说回归的趋势。虽然已有研究成果探讨了《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的后现代形式实验，截至目前，仍未有关于这两部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实验展开较为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未能呈现一幅关于巴恩斯在这两部作品中进行的复杂美学实验全景图。

2.历史主题研究

尽管巴恩斯对语言、风格和形式进行大胆的“嬉戏式”实验，但是，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在探索内心真实世界与一些严肃主题。在2011年发表的专著《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中，柴尔兹详尽地分析了巴恩斯小说——从《伦敦郊区》到《亚瑟与乔治》——中的一些重要主题：爱情、死亡、艺术、历史、真实和回忆，凸显出巴恩斯作品中的多元主题。虽然巴恩斯作品的多样化主题占据显著地位，但是作者对历史展开的文学思考却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自然，历史这一贯穿性主题赢得了评论家和学者们的关注。

“二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降，大英帝国形象不再。面对逝去的帝国形象这一集体记忆的困扰，在《英格兰，英格兰》中，巴恩斯以独特的方式重构了英格兰历史，促使读者重新反思英国性问题。关于该作品的英国性主题，已有成果多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在《茫然中书写：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民族与核子武器重用主义》中，汉斯塔（Sarah Margaret Henstra）通过分析巴恩斯在《英格兰，英格兰》中想象再现的碎片化英国性，颠覆了传统全能的帝国英国性概念。[54]2011年，在《英国性：朱利安·巴恩斯、安吉拉·卡特、约翰·福尔斯和珍妮特·温特森小说中英国民族身份的传统与替代概念》中，通过比较传统英国性概念与不同替代民族身份概念，普锐斯塔斯（Christine Pristash）认为，两者相互影响，都具有片面性，均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55]比较上述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两者都消解了传统帝国英国性概念，前者强调英国性的碎片化属性，后者强调英国性的虚构色彩。此外，还有些论者从文化符号/意象、景观象征意义方面探讨英国性。在《“英格兰，我的英格兰”：现代主义和当代小说中英国性的重新想象》中，奥斯特（Michelle Denise Auster）指出，伍尔夫的《黛洛维夫人》反映“一战”后英帝国衰落时期文化符号与文化意象对民族想象的影响，巴恩斯的《英格兰，英格兰》则说明在后帝国时代人们对象征符号认识观念的转变。[56]该文着重指明，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英国性因文化符号与文化意象象征意义的转变而不同。在《重温伟大的好地方：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乡村别墅、景观与英国性》的最后一章中，金姆（Youngjoo Kim）探讨当代英国小说乡村别墅景观的各种演变，涉及巴恩斯《英格兰，英格兰》中的遗产主题公园，阐明文化景观在解构或建构英国性方面的象征意义。[57]奥斯特和金姆的文章都聚焦于文化景观与英国性之间的影响关联。在《记忆、历史与身份：当代北美与英国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中，萨博尔（Jonathan Daniel Sabol）将《英格兰，英格兰》置于创伤遗忘叙事模式之中，分析民族身份建构背后所暗含的概念暴力以及最终导致的文化遗忘，促使人们反思再现历史暴力行为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揭示民族身份建构服务于人们的文化创伤遗忘，是一种主观建构产物，因而，人们很难建构客观的英国民族身份。[5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只有罗媛的《历史反思与身份追寻——论〈英格兰，英格兰〉的主题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探讨了《英格兰，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建构这一主题，并质疑记忆对于民族身份建构的可靠性。总而言之，已有关于《英格兰，英格兰》的英国性或英国民族身份建构的研究成果，殊途同归，都指出传统英国性概念的建构属性。然而，令人颇感惋惜的是，这些成果却忽略了作者在叙事技巧层面的创造性构思，未能从文本内部意义生成机制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剖析作者对英国性所寄寓的思考。

除此之外，罗媛的《追寻真实——解读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聚焦于《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历史意识。文章指出，巴恩斯不仅质疑传统历史观，而且还表达了一种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历史怀疑论、语言论的批判意识。在《诘问历史，探寻真实——从〈10章世界史〉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真实性的隐遁》（《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杨金才、王育平以文学真实性问题为核心，结合分析文本中独特的实验手法，探讨历史、艺术与真实三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历史和艺术都不可以再现真实，以及真实性的存在主要取决于话语权力的操作者与话语的阐释者。[59]由此可见，两篇文章都旨在探讨巴恩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虽然聚焦于不同文本，但是得出的结论却趋同，那便是，巴恩斯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与再认识。2009年，在专著《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第四章中，霍姆斯（Fredrick M.Holmes）分析了《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和《英格兰，英格兰》的不同历史再现方式与历史意识。霍姆斯指出，《10章世界史》与《福楼拜的鹦鹉》一样，都质疑了读者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获得，这在文本形式层面得到鲜明体现，如文本的碎片化、不同话语形式和不同叙述声音等。[60]就文本形式层面而言，相较于国内的两篇文章，霍姆斯的研究更能让读者从文本内部意义生成机制方面认识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观。与此同时，霍姆斯认为，通过说明英格兰在后现代超现实社会（由类像组成）中无法获得有关历史的确定性认识，《英格兰，英格兰》进一步否认了人们对历史的确定性认识。通过分析巴恩斯不同文本的历史再现方式，该文揭示出了隐含其中的历史意识，开启了人们对其作品历史问题的深入关注，并有助于人们大体上了解巴恩斯早、中期不确定的历史观，但是，该文仍未能展示作者历史意识的全貌。2011年，格勒斯（Sebastian Groes）与柴尔兹在合编的评论集《朱利安·巴恩斯：当代批评视角》（Julian Barnes：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引言”中指出，孔德瓦（Dimitrina Kondeva）关于《豪猪》的文章预示《亚瑟与乔治》一书更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的转向：“巴恩斯的历史观念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彻底的相对描述。”[61]在收录其中的《“所有引用的信件都是真实的”：在朱利安·巴恩斯〈亚瑟与乔治〉中的后现代主义虚构背后的历史》一文中，柏柏里奇具体分析了巴恩斯的历史意识转向。[62]这一文章成为国外关注巴恩斯历史意识的最新研究成果，文中指出，巴恩斯早期的新历史小说属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再现的历史是不确定的、无法触及的；而后期作品《亚瑟与乔治》则“是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历史编撰的巧妙结合”，使读者仿佛接触到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63]关于《亚瑟与乔治》中写作技巧的独特性，在专著《朱利安·巴恩斯》中，柴尔兹如此评论：“《亚瑟与乔治》成功地将实验技巧与持久的叙述方法（sustained narrative）相融合”并“将现实主义手法与主题统一相结合。”[64]毋庸置疑，柏柏里奇关于巴恩斯历史意识转向的研究成果具有前沿学术价值，可是，在探究影响这一历史意识转变背后的文本内部意义生成机制和社会历史原因两方面，却明显不足，有待深挖。

2013年，赵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已知的颠覆”：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后现代历史书写》基于巴恩斯后现代历史书写对历史和历史书写既定概念的颠覆，主要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巴恩斯在五部作品中——《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豪猪》《英格兰，英格兰》和《亚瑟与乔治》——展现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论文阐明，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互文性、解构式的写作策略以及戏仿——不仅为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方法论提供后现代式注解，同时，还为我们从后现代历史话语或历史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甚或历史）提供了极好的文本参照。显然，该博文为巴恩斯作品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提供了较全面的注释，但却过分拘泥于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而忽略了作者对后现代历史彻底相对论的超越；而且，尽管该博文探讨了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文学展现方式，但仍不够彻底和全面，所以，仍不能使读者全面明晰地把握巴恩斯小说内部意义生成机制及其历史哲思之间的内在关联。

根据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论者大多聚焦于《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和《英格兰，英格兰》中的历史主题。虽有论者关注到《豪猪》和《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的历史意识转变，但是，目前，学界尚未有关于巴恩斯整个创作生涯历史意识的研究成果面世。这一研究现状无疑为本书呈现巴恩斯历史意识发展变化全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