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与评论
亚当·斯密（1723—1790）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乃至世界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经济思想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斯密去世之后，与斯密相关的1723年斯密诞辰、1776年《国富论》出版、1790年斯密去世，成为后人纪念斯密的重要时间节点。近代中国学界对斯密的纪念主要集中在1923年斯密诞辰200周年、1926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1936年《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虽然学界没有专门举行学术会议，但不少报刊纷纷推出纪念专号、特刊，以此表达对斯密的纪念和敬仰。尤其以《东方杂志》《学艺杂志》《食货》《民国日报》等报刊最为活跃。这些报刊发表20余篇文章，阐述纪念斯密的原因和意义，介绍斯密的生平与形象，分析斯密学说的来源和主要内容，探讨斯密的贡献与影响，较好地展示了斯密的全貌，推进了读者对斯密及其学说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学术界尚无成果探讨这些纪念斯密的文化活动。通过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诉求，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同时在斯密去世230周年之际，此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斯密的关注和记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斯密研究成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 近代中国学界纪念斯密的缘起与历程
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近代中国出现的关于斯密纪念的文化活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有一定的联系。自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国侵略之冲击，中国被卷入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1]。斯密及其学说由此在清末逐渐被国人所知。特别是1902年严复所译《原富》的出版，使国人真正了解到了斯密的全部学说。当然，这些活动并非为纪念斯密而为，且多为译介而少有研究性成果。中华民国建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2]。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亚当·斯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23年是世界和中国学界共同关注斯密的重要年份。这年6月5日是斯密诞辰200周年。国际学界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或陈列斯密的肖像、遗著、纪念品，或开纪念会，或重新为斯密作传记，或在报刊发文纪念。我国很多报刊报道了世界各国对斯密的纪念活动。[3]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顺天时报》也有记载。[4]这些纪念活动，表现了国际学界对斯密的尊重和敬仰；我国报刊的及时报道，体现了国人对国外学术前沿的认识自觉。同时，我国学界也发表了一些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其中《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6月26日发表黄慰华的《亚丹斯密与现代思想》一文，应是近代中国学界最早标明纪念斯密的文章。同年9月，《东方杂志》刊出了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专号，并表述纪念斯密的原因和目的。针对世界正在举行纪念斯密的活动，而“学术饥荒的中国对此竟不闻有一点小小的表示，这是我们所十二分不满意的。因此，我们就在这期略将斯氏的一生及其学说叙述一番，以略表我们纪念先哲的微忱”[5]。同时指出纪念斯密的两个目的。其一，敬仰他的宏大的学问。斯密不独湛深于经济学而有名著《原富》，还有文学哲学著作《道德感情论》名于世，这是其他经济学者难以企及的。其二，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斯密在临死之前，将遗稿焚毁殆尽；这种不务虚荣而自谦的道德，也决非他人所能及的。所以，“斯氏的学问与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亦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人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6]。专辑刊载5篇关于斯密的文章，并首次刊发了斯密的肖像。《学艺杂志》专门发表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征稿通讯，并在第5卷第7号刊出纪念斯密专刊，发表12篇文章，并刊出斯密的笔迹和全身画像、塑像。《太平洋》杂志刊发杨端六的《斯密亚丹小传》，作者表明，为纪念斯密200周年诞辰，中国“各报多有作文以志景仰之诚者”，受《太平洋》杂志之委托，“不得不有一文以纪念之”[7]；《青年进步》发表了善哉翻译的《二百岁亚丹斯密的不朽》；《顺天时报》从1923年11月17日至24日连载《二百年诞辰纪念之亚丹斯密》。
1926年为《国富论》出版150周年。西方学界为此举行纪念会，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亚当·斯密：1776—1926》。[8]反观1926年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军，北洋军阀政府呈现分崩离析的败象；英国干涉中国革命，引发国内的反帝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学界并没有出现像1923年那样大规模地刊文纪念斯密，仅《东方杂志》刊载在英国伦敦学习的胡善恒写的纪念文章。[9]1936年为《国富论》出版160周年。由于受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学界对斯密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除少数学者认同斯密学说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应该采用统制经济或社会主义。但是，《食货》杂志仍然刊发3篇纪念文章，《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刊发赵迺抟的《〈国富论〉学说述原》，以纪念《国富论》出版160周年。此后，在全民族抗战和国民党发动战争时期，学界没有开展斯密纪念活动。
这些论文中有的是译作，展示了国外学者对斯密的理解，绝大多数文章为国人独立撰写，是我国学界专题研究斯密学说的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斯密的生平形象、学说渊源和内容、斯密的贡献和影响等，有些文章还列出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增加了我们对国外相关斯密成果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斯密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二 斯密的生平与品格形象
斯密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和世界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近代国人对其人生经历和品格形象并非全部了解。在近代中国学界纪念斯密的文章中，不少涉及斯密的家庭、求学、从教、游学、著述、交友等方面，通过这些叙述和描写，我们了解斯密生平及“孝义”“和蔼”“乐善”“拘谨”“天才”“谨严”等形象，有助于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生平和著作
斯密去世后，国外出版了一些关于斯密生平的著作，但近代中国人并不知晓。国人了解斯密生平主要通过严复在《原富》所附的《斯密亚丹传》，但内容较简单。1923年，《东方杂志》《学艺杂志》《太平洋》刊发评论斯密生平的文章。其中，黄惟志指出斯密“一生之经历，亦与常人殊，不知其经历者每不易理解其著书也”。所以，他节译英国伦敦经济杂志记者倍局德所撰《亚丹斯密评传》。林骙将日本学者河上肇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中关于斯密的内容译成《亚丹斯密先生传》。这两篇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斯密的生平。杨端六的《斯密亚丹小传》分“斯密氏行状”“斯密氏学说”两部分，简介了斯密的生平和学说。其他关于斯密的文章中也常涉及斯密的生平事迹，例如斯密“终身不娶”及其理由，斯密的“三大爱好”[10]。著作涉及最多的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还有《斯密亚丹之正义警察收入军备演讲集》[11]、《哲学问题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12]，斯密写给《道德情操论》在伦敦的出版人的一封信。[13]这些叙述和介绍，超过了严复所写的斯密传记，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全面的斯密。
（二）品格形象
“孝”的形象。斯密一生无兄弟姐妹，他的母亲始终是其生活的中心，因此他对母亲“怀着美好的眷恋和尊敬的感情”[14]。学界在纪念斯密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这点。“斯密氏的家庭，终鲜伯叔，又无兄弟，只有一位老母。他纯孝至笃。”[15]“斯密生前丧父，一无兄弟，二无妻子，所以他的母亲，可算是他一生涯最重要的人。”[16]“亚丹生而羸弱，其母尽力抚之成人。亚丹亦极孝，相依为命，六十二年……故其知友曰斯密有三道：母与书及政论，而母居其首。当母疾革时，每逢牧师祈祷，斯密必在床侧同致其诚。母卒，斯密不乐，由是渐入衰境。呜呼，终身不娶以养亲，虽在中国亦不多觏，而竟出之大唱自利之说之斯密亚丹，孰谓欧人不知孝义乎哉。”[17]
斯密的性情。其一，性格和蔼，乐善好施。杨端六指出：“斯密为人，性极和蔼，乐善好施；生平所得资财，不得谓之少，然死后无多余蓄。施舍不以告人，故无知之者。”[18]其二，教学谨严，责任心强。斯密大学毕业后曾任爱丁堡大学讲师、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在担任逻辑学、道德哲学教授时，他根据学生听课的反应而改变教学方式。“当他讲解的时候，倘若这几位高才生的身位向前，他就知道他所讲的已经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不然，倘若这几位高才生有身位向后斜倒的样子，他就知道非改变教授法不可。”1763年，因陪同公爵赴法游学而辞去教职时，“他一定要把已经收受的束脩，退还学生，学生不愿收回，他就把修金一包一包地封好，塞到学生的衣袋里去。这种谨严的人格，学生受他的感化不浅。所以学生对于斯密氏的印象，曾说过‘斯密先生的风度，并不标逸，然而态度的淡泊与待人的诚恳，实使我们感佩难忘。’”这两件事“可以表示他服务的精神与责任心”[19]。其三，特殊之天才。斯密“待人接物虽沉默寡言，不甚娴礼节，但对于形而上学之讲演则具有特殊之天才。普通谈话时苟一触其机，即滔滔不绝，而向大众讲演尤为其能事。斯密氏之演讲，未尝起草，其初往往嗫嚅不能达意，然一二分钟后，其论调即十分流畅，听者均赞赏不置矣”。斯密晚年曾加入爱丁堡会，“在会中不多发言，仅倾听他人之议论。然对于某种问题，须发表意见时，则常能详尽委婉加以妙解；有时自欲提出问题亦能迅速立说，陈诸会众。斯脱华德Stewart谓：‘斯密平时仅纪事之概略，至时机既熟，乃能旁通曲畅，推阐无遗。’此诚可谓具特殊之天才者矣”[20]。其四，不重细节，不通时务。斯密“对于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人”[21]，“在当时实不过苏格兰一拘谨之学者，性嗜书，日以思考为事，毫不通时务。尝在公文署名，不签己名而摹写他人所签之名；又尝参观外国军队操练，兵士向之行礼，彼即模仿其仪式以答之，兵士以为有意侮己，甚为愤怒。某日午饭，谈及政治，斯密氏极口斥某政治家。既而悟其至戚亦在座中，始不复语，然口中尚自言：‘请勿怪！此皆实事也。’类此之事，不可胜记”[22]。学界关于斯密形象的评价，丰富了人们对斯密的认识，有利于促进斯密研究的展开。
三 斯密学说之渊源和主要内容
任何理论发展都需要追溯其理论渊源。近代中国学界认为，斯密虽然为经济学鼻祖，但是，他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的学说。阮湘指出，斯密“博学多识，集前人之种种经济学说而独创一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故其思想之渊源，驳杂而多端”[23]。杨端六认为，斯密学说“并无何等特点，其所云云，前辈皆已云之，惟斯密能集其大成，金声而玉振之耳”[24]。郭心崧指出，斯密“非必以其所论，皆为独创之说，乃以其伟大之头脑内，网罗先人之研究，含英咀华”[25]。学界主要从师友影响、重农学派、书籍、时代要求四个方面探讨斯密的学说渊源，并重点评价其自由放任政策及道德观，以及斯密与马克思、斯密与中国的关系。
（一）学说渊源
1.师友之影响
学界认为对斯密影响最大的师友是哈奇逊和休谟。哈奇逊（1694—1746）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时的伦理学教师。斯密关于财产权、道德情操的论点都是在哈奇逊的启发下提出的，而且是哈奇逊将斯密介绍给了休谟。[26]休谟（1711—1776）是斯密交往20多年的老朋友，两人经常以交谈和通信的方式交换意见。杨端六指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期间，“其时有名教授哈哲孙（Francis Hutcheson）重斯密之为人，渐绍介于当时名士休蒙大辟（David Hume）。斯密一面在学术上受哈哲孙之陶冶，一面在社交上渐为休蒙所援引；学成名就，所赖于二氏者居多”[27]。连士升认为，哈奇逊和休谟对斯密“有断然的影响”“从赫起逊处他学到哲学和经济学入门”“他相与一生的朋友休谟，在智识的交谊上彼此可以相互帮忙”[28]。林骙的译作谈到，在格拉斯哥大学中对斯密“最予以感化的”是哈奇逊，“在思想上研究斯密个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的思想，实在有不能放过的地方”。至于斯密与休谟的关系，他引用斯密给休谟信中所说：“我（著者按：“我”指亚当·斯密）不论何时，只要你想见我，我都可以来候你，这一层我希望没有屡说的必要，不论何时，你只要一想着我，我希望你不要踌躇，就来访我”，由此断定两人的“交情是如何亲密”，所以“斯密由休谟受着不少思想上的影响一层，也可以不用说了”[29]。胡善恒认为，斯密“师事休谟，因得到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各方面之智识，启迪其思想之处不少，而斯密之文章典雅条达，亦得力于休谟者为多”[30]。赵迺抟指出，斯密与休谟是密友，交谊甚笃，“二人之思想行动，彼此潜移默化，感应最深”[31]。学界的这些论述，对我们认识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2.法国重农学派之影响
1763年，斯密受汤申德公爵的邀请，陪同其子前往欧洲游学。1764年2月抵达巴黎，次年11月返回英国。在游学时间内，他先后陪同公爵拜访了伏尔泰、霍尔巴赫、奎奈、杜尔阁等法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与重农学派的交往，使斯密受益匪浅。杨端六指出，斯密在巴黎常与法国政治家兼经济学者拓尔古、经济学者格斯尼等“讨论各种问题”“受格斯尼，拓尔古等自然学会（physiocrats）之熏陶”。所以，“斯密之成功，半由于游法所得，故法人谓斯密为格斯尼之弟子”[32]。胡善恒说，斯密辞去教职后，“伴毕莱公爵游学欧洲大陆者三载，因得与当时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土果格雷往来论学；又随时调查法国财政工商状况，及其财务行政制度，皆为后来著《原富》之资料”[33]。叶元龙说，斯密“游历瑞士、法兰西，在法与达伦柏（Diderot D'alenbert）、魏士雷（Quesnay）、狄观（Turgot）诸人相交游，更与狄观常讨论经济问题。其经济学说之染有法国重农学派之色彩，实基于此”[34]。孙倬章的译作中谈到，斯密“有极多之学理，系渊源于重农学派……彼与重农学派虽系短时间之交际，然实不乏极深之影响于彼也”[35]。而赵迺抟有不同看法，认为《国富论》的经济理论，大都以在欧洲大陆旅行之前的演讲稿为蓝本，“一部分人说《国富论》是法国的舶来品，实在是对于斯密氏有点冤枉”，因此，“《国富论》的源流，与其说是重农学派的薪传，不如说是英国经济思想的遗产”[36]。斯密学说与法国重农学派的渊源关系，早已为当时学者认同，近代中国学界也基本无异议。
3.书籍之影响
斯密爱好书籍，曾藏书3000多册。他曾对人说有三大爱好：母亲、朋友和书籍。学界认为这些书籍是考察斯密思想来源的途径之一。杨端六谈到，斯密“所遗书籍约三千卷，散于四方，至十九世末，伦敦经济学会始嘱波那博士（James Bonar）搜集约二千二百卷之书名，著为《斯密亚丹文库目录》刊行于世。由是斯密思想之渊源可得而略考矣”[37]。赵迺抟说，斯密在1766年从欧洲游学归来后，“埋头著述，对于经济学的文献，收藏既富，鉴别自精。我们从他私人的藏书里，加以整理，不下三千余部。他对于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均饶有兴趣。因此我们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典籍中，可以寻出他思想的源流”[38]。还谈到哲学家曼德费尔的《蜜蜂的语言》、哈奇逊的《道德哲学》、经济学家勃格雷的《问难》、樊特林的《钱可通神》、休谟的《人性论》《政论》等，对斯密思想影响较大。
4.时代之要求
杨端六在《斯密亚丹小传》中指出，斯密学说之渊源首先可以从“时代之要求”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农业大部分尚未开发，工业以手工居多，工人的工作和迁居受到很大限制，“至于商业，在国内尚难自由，在国际，则各国均竟使种种妨害之政策”，所以“当此时，斯密之宣传，全在打破此种束缚政策；其所著书，自始至终，语语皆为自由情感所激动”[39]。连士升的译作《论原富》中说：“时代、国家和作者的经验，都适合创造这种性质的经济名著。那时代颇适合于著述这种书，因为新自由的精神已经四布。在宗教的方面，大家已从喀尔文主义（Calvinism）的非常黑暗里转向自由之光了。私人利益和公共政策根本上的冲突，这种中古的观念已经消灭了，在各方面，局部的定章在大规模的企业兴起时即成泡影。”[40]时代造学说。斯密生活和著书之时，虽然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工场手工业、商业有所发展，但旧的制度以及重商主义观念仍然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对封建势力，为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成为时代使命，斯密学说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二）分析斯密学说及其与马克思、中国的关系
1.自由放任政策及道德观
叶元龙在《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中较系统地分析了斯密学说的哲学与方法、价值、工资、利息、地租、公家财政学等。另有文章具体探讨这些学说。例如，戴时熙考察斯密“关于工资多寡之决定，工资与国富，人口，以及物价等之关系”[41]。史维焕探讨斯密的价值学说，以及与其先驱者及后继者之价值思想之关系。[42]郭心崧重点分析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他说：“斯密氏之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曰自由放任主义而已。其对内也，则主张自由竞争；其对外也，则主张自由贸易。”同时，他认为斯密学说的根本思想或出发点是“以人间利己性为前提”，指出：“人间天性，既为自利，则为人谋，不如己之周。人人基此自然之欲求，各为自利之活动，其必然之结果，斯密氏所谓‘不可见之手’（an invisible hand）‘不可知之理’（an unknown principle）指导期间，不期而能增进社会全体之公益。”[43]杨端六也指出，斯密学说为乐观的个人主义，“人生而自为谋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于此自私自利（self-interest）之中，不知不觉，为造化所引导，促进公众之幸福”[44]。这些评价，已揭示出斯密学说的核心内容，尤其提到“不可见之手”和“不可知之理”的作用则更有启发性。
阮湘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为例，探讨斯密对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看法，认为两书立论一致，皆包括同情与利己的内容。“前者以同情为基础，而仍未废利己之主张，后者以利己为基础，而仍高标正义之旗帜。利己为两书所同认，固显然有一致之表示；即同情与正义，亦复巧为结合，理论一贯。而其所以贯之者，则为亚氏之乐天的幸福观，亦即亚氏之人生观。明乎此，而亚氏之根本思想，即可了如指掌矣。”[45]作者认为两书的人性论是一致的，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国富论》奉行的是利己主义，《道德情操论》奉行的则是利他主义，所以两部书的人性论是矛盾的，即所谓“亚当·斯密问题”。阮湘的评判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2.斯密与马克思
斯密与马克思的学说虽在清末已传至中国，但学界少有谈及两者关系。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少学者经常谈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黄典元指出：“现代有许多经济学者的著书，因为想提倡社会主义，颂扬社会主义的初祖马克思（Karl Marx）底功绩，便肆口攻击斯密氏的经济学说，为个人主义或资本主义，不适合于今日社会的潮流。”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斯密与马克思有不少相同之处：斯密“以劳力为生产的根源”，与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所谓劳动为社会伦理的中心，不劳动者不得衣食”，同是主张“劳力主义”；斯密认为“人类经济行动的根本，在个性自利”，马克思也“承认这个个性自利的原则”，不过马克思“更加多一句，谓‘人类是进步向上的动物’，虽是自利的，遇着束缚生产的障碍，必起而打破他，免至陷于退化灭亡”[46]。李权时说：“吾国晚近各处咸唱社会主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也。不知社会主义者，经济学中之一部耳。提倡社会主义最力者，断推德之犹太人马克思。然马氏主张之立足点，在劳力价值论；而此论则固斯氏所大书特书，不俟马氏而始彰者也。世人只知介绍崇拜马氏之学说，而对于经济学鼻祖斯氏之平易学说，反寂焉置之若有若无之乡；未免使人兴人性喜新厌旧之叹也。”[47]资耀华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两者的关系，认为“从表面上看起来，二者真似冰炭不相容；然其实二者结论虽异，其观察的出发点则纯粹相同。……不过各因时势的推移，潮流的影响，其结论遂大相径庭而已”[48]。这些论述认为，斯密与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希望知识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要忽视斯密学说的价值。这是学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临多种主义和学说时呈现的不同反应。
3.斯密与中国
斯密生活和著述之时，适逢中国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他虽然没来过中国，但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记述对中国有所了解，并经常引用中国经济情形作为著述的证据。1923年，李超桓指出：“斯氏之立说也，参引各方之经济现象以为例证，即当时中国经济情形曾经引证者，亦复不少，斯氏之所论本取材于当时曾来中国之教士与旅行者之记述，虽未必尽符事实，然亦可为吾人之参考。”他从“中国之富裕”“贱商主义之思想与对外贸易”等方面评论斯密的中国观。[49]1926年，胡善恒分析斯密关于中国的“文化之发展”“国富”“劳动状况”“中国通商情形”等内容，同时考察《原富》未能尽早传到中国的原因：“其时吾国士夫皆潜心于章句考据之学，于人类生活问题，鲜有论及者。其后继以太平天国之乱，全国骚然，更无人过问是项问题。盖乱离之际，人民忙于医头医脚之不暇，对于根本生活，鲜能为平心静气穷源溯本之研究，《原富》之未能早传于吾国，固不足怪也。”[50]1936年，《食货》杂志刊载连士升原作、陶希圣改写的《斯密亚丹论中国》，联系18世纪中国的情形，分析斯密对中国的富有但停滞、不重视工业和国外贸易、农民与工匠的困苦等看法，指出斯密学说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不能救助20世纪初期的中国。
萨孟武将斯密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思想进行比较，认为“经济行为之根源，全为欲望，故经济之根本思想，每由欲望出发”，斯密对于“欲望”“不问是非善恶，皆欲纵其增长”；中国儒家对于“欲望”“则欲加以制限”。这是两者经济思想的根本差异。两者在经济政策上同样差异明显。斯密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经济政策之原则，生产方面采取丰富主义，分配方面采取竞争主义，消费方面采取纵奢主义；儒家以干涉管理主义为经济政策之原则，生产方面采取有益主义，分配方面采取平等主义，消费方面采取节俭主义。萨孟武指出：“二者孰得孰失，今可不论……西洋根据斯密氏主张，遂令物质文明，趋于极盛；中国根据儒家主张，遂致中国经济，日形萎缩，此实吾人不可不注意也。”[51]可见，这些评价不仅谈斯密对中国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相联系，感悟中国存在的问题，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现实关联性。
四 斯密的贡献与影响
斯密学说既有学术影响也有社会政治作用，其学说奠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英国政府及一些欧洲国家采取其学说而致国家富强。对于斯密学说的影响，严复认为，英国“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斯密学说“之功为多”[52]。梁启超认为斯密学说对“学问界为之变动”“人群之交际”“国家之政治”等影响深远，称赞“关系于世界何如也”[53]。民国学界纪念斯密时，赵迺抟明确指出，《国富论》“不仅在思想学术上之影响甚巨，即在实际政治上之关系，亦甚密切”[54]。近代中国学界从学术和社会政治层面评论斯密学说的影响。
（一）学术影响
从斯密开始，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斯密因此成为经济学鼻祖。这种影响主要归功于他的《国富论》。赵迺抟谈道：“《国富论》之内容，旁征博引，理论既透彻，事实又详尽，故出版以后即博得社会好评。”例如，文学家约翰生盛赞《国富论》能将重商主义之缺点一一指出，非学力充足有广大之识见者不能写此书；史学家勃格尔谓《国富论》对于增进人类之幸福，其贡献之大，虽综合历代之政治家和立法家多数人之精力企图，犹有所不及。[55]所以，“德儒克劳士谓欧洲书籍传译最广势力最大者，除新约圣经而外，当推《原富》”[56]。近代中国学界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国富论》的各种版本、译本，认识到《国富论》出版后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近代中国许多学者赞赏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赵迺抟认为，“百余年以来，凡习经济学者，莫不尊斯密氏为英国学派之宗师，《国富论》为正统经济学之圣经”[57]。胡善恒指出，《原富》出版后“经济学脱离旧日伦理学之范围，自完成一有系统有范围之科学”，所以“众皆奉之为经济学之祖，古典学派之主人”[58]。叶元龙说，《原富》“书中包罗万有，后有之经济学说，其痕迹俱可于此书中索得之”[59]。赵迺抟也说该书“如昆仑岗星宿海，为群山众水发源之地，后世经济学者，拾其片言绪论，亦足以成一家之言”[60]。黄典元的《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李权时的《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朱朴的《斯密亚丹以前之经济思想》等文，也肯定斯密学说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文章还谈到推崇斯密学说的追随者和信徒，如英国的李嘉图、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及反对古典学派的德国历史学派。当然，也有学者探讨斯密学说存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缺点，[61]有“逻辑上的错误”“道德上的玼瑕”[62]。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出斯密学说的影响。
（二）社会政治影响
英国政府采纳《国富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弗雷德里克·诺思和威廉·彼特担任英国首相期间。诺思在1777年至1779年编制预算方案时，曾“乞灵于《国富论》”[63]。彼特担任首相17年，曾深入研究斯密的著作，是斯密的忠实信徒。他把斯密的理论应用在与法国签订条约和财政改革过程之中。杨端六指出，“《原富》出版未久，其课税四大原则，均（equality）实（certainty）便（convenience of payment）约（economy in collection），即已渐入于官吏议员之脑中”，尤其是1778年之预算案、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直接受斯密之影响”，所以英国的财政和商业，“不得不谓之大受其赐”[64]。赵迺抟详细指出斯密学说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我们若把英国国会史翻阅一过，从一七八三年至一八○○年，这十余年间，在国会议事录上，引证《国富论》之学说，以为解答实际问题之南针者，共有三十七次之多。差不多在参众两院讨论租税问题关税问题以及与他国缔结商约的时候，都引用《国富论》的学理，以为辩论之根据。”[65]斯密去世后，彼特在1792年2月议会演说时，明确提出斯密学说能够解决一切的经济问题。[66]
斯密学说不仅影响英国的经济政策，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大影响。“因莫灵（Mollien）的介绍，他变成拿破仑的财政导师。在法国革命以前，他已经指出法国财政的弱点。他说，‘假如法国的人民像大不列颠的人民那样照人数的比例来纳税，她的赋税一定比现多一倍。’他的忠告——以繁重的土地税代替从前的国税（Taille）和人头税，取消那种包办岁入的浪费的方法——被拿破仑和他的后任接收了。德国也采取斯密的学说，而斯坦因（Stein）和哈登堡（Hardenburg）还传授他的学说呢；一八三四年德国的关税联盟（German Zollverein）使她领土内的人民比从前更能够享受自由贸易。”[67]“欧洲各国政策同趋于对外贸易，国民经济之组织，渐次完成，皆《原富》一书启导时人思想之力也。”[68]学界看到了斯密学说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的影响，但没有看到其对美国等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
五 结语
通过上述对斯密纪念历程和内容的分析，我们看出近代中国学界对斯密的纪念和评价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斯密纪念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留学背景者。清末民国社会文化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19世纪的“80后”“90后”，不少人到海外留学时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自然对于经济学鼻祖斯密有所了解，所以当遇到1923年、1926年、1936年这3个与斯密相关的年份时，能够抓住机会对他进行介绍和研究。其中留学美国的叶元龙、李权时、赵迺抟，留学英国的杨端六、胡善恒，留学日本的黄惟志、孙德修、郭心崧、萨孟武等人，即在这些年份纷纷撰文表达对斯密的纪念。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官方和政治人物对斯密纪念则缺乏兴趣和热情。第二，报刊作为传播媒介在斯密纪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国际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相比，近代中国学界对斯密的纪念主要是通过报刊文本进行的。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家的不统一，也在客观上给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提供了空间，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形成”[69]。所以，同样是在1923年，不少报刊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特刊，本文所提到的报刊也发表了20余篇纪念斯密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因报刊发行量大，传播迅速，社会关注度高，所以这些纪念斯密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申报》（1923年12月31日）和《清华周刊》（1924年第9期）分别在广告和副刊中介绍了《学艺杂志》的纪念斯密专号；《晨报》介绍《学艺杂志》的斯密纪念专号，“颇为治经济学者所称许”[70]；《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赞赏这些纪念斯密专号，“发扬学术”“实是可钦”[71]。刘秉麟在撰写《亚丹斯密》时曾借鉴这些杂志的文字。[72]1926年，尽管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东方杂志》还是刊出了胡善恒的纪念《国富论》150周年的文章。1936年《国富论》出版160周年之时，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赵迺抟承认，“当此自由主义衰微之日，民族统制经济高唱入云之时”，《国富论》“已失去了他的重要性”[73]。但《食货》还是刊出纪念专号，并客观评价斯密的作用。“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而且是人类文化、民族精神在传承和延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渠道。”[74]所以，这些报刊积极参与和策划斯密纪念，既体现了它的重要社会功能，同时使对斯密的历史记忆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学说得以表达和延续，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反映。第三，学界在纪念斯密时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探究，而且将斯密学说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分析研究。胡善恒指出，《原富》在18世纪末被欧洲一些政治家野心家奉为圣经，“是可知彼辈以商业侵略吾国者，有由来矣”，但是“吾国之王公士夫，则俱茫然无知，可慨也”，并将斯密所说中国与今日中国进行比较，让读者“见吾国各方面之进步”[75]。黄典元、李权时、资耀华建议国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要忽略斯密学说的价值，应客观分析斯密学说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萨孟武通过对斯密学说与儒家思想的比较，提醒国人反思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陶希圣指出，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不适合救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这些评论，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通过“文以载道”形式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当然，这些纪念活动也有欠缺之处，如纪念主体主要为新式知识分子，英国、中国政府及政治人物少有参加；纪念媒介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报刊；纪念形式较单一；纪念文章内容不全面，分析不够深入等。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指出，报刊媒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纪念对公众议程影响深远，它不仅凸显了历史事件的显要性，也强调了我们记忆中这些事件的特殊面与细节”[76]。近代中国学界认识到斯密学说的价值，所以在斯密诞辰200周年和《国富论》出版150周年和160周年时，通过报刊发文表达对斯密的纪念，其中既有赞扬和肯定，也有反思和批评，代表着学界部分人士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诉求，不仅为我们了解斯密及其学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斯密阅读者和研究者。通过这项纪念活动的追溯和探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斯密的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同时可以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1915—2011）在访问日本的“亚当·斯密文库”后所说：“通过这次对‘亚当·斯密文库’的访问，使我对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亚当·斯密产生了进一步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必须从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汲取养料，以利于我国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的不断进展。”[77]我们希望这项研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 张申、信瑶瑶：《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文汇报》2020年1月17日。
[2] 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3] 黄慰华：《亚丹斯密与现代思想》，《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6月26日；黄典元：《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4] 黄惟志：《二百年诞辰纪念之亚丹斯密》，《顺天时报》1923年11月17日。
[5] 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6] 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7]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8] 赵鑫珊：《天才与疯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9]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10] 即他的母亲、朋友、书籍。参见[日]河上肇《亚丹斯密先生传》，林骙译，《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11]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12] 孙德修：《亚丹斯密先生的著作》，《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13] 淑清：《最近公表的亚丹斯密的一封信》，《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14]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15]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16] [日]河上肇：《亚丹斯密先生传》，林骙译，《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17]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18]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19]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20] 黄惟志：《斯密亚丹评传》，《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21] [日]出井盛之：《二百岁亚丹斯密的不朽》，善哉译，《青年进步》1923年第66册。
[22] 黄惟志：《斯密亚丹评传》，《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23] 史维焕：《亚丹斯密之价值论》，《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24]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25] 郭心崧：《亚丹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26] 斯密非常感激哈奇逊。多年后，他曾说：“永远不能让人忘记的哈奇森。”[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
[27]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28] [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4期。
[29] [日]河上肇：《亚丹斯密先生传》，林骙译，《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30]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31]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32]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33]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34] 叶元龙：《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35] [法]基德：《亚丹斯密经济学之渊源》，孙倬章译，《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36]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37]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38]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39]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40] [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4期。
[41] 戴时熙：《亚丹斯密之工资论》，《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2] 史维焕：《亚丹斯密之价值论》，《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3] 郭心崧：《亚丹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4]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45] 阮湘：《亚丹斯密之根本思想》，《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6] 黄典元：《亚丹斯密非资本主义者说》，《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7] 李权时：《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48] 资耀华：《亚丹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49] 李超桓：《亚丹斯密之中国经济观》，《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50]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51] 萨孟武：《亚丹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之经济思想之差异》，《学艺杂志》1923年第5卷第7号。
[5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6页。
[5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114页。
[54]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55]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56]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57]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58]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59] 叶元龙：《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60]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61] [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4期。
[62]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63]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64] 杨端六：《斯密亚丹小传》，《太平洋》1923年第4卷第4号。
[65]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66] [日]出井盛之：《二百岁亚丹斯密的不朽》，善哉译，《青年进步》1923年第66册；[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4期。
[67] [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4期。
[68]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69] 郑大华：《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70] 《学艺杂志之康德纪念号》，《晨报》1925年1月22日。
[71] 正声：《珊氏的经济学说和他同斯密亚丹的关系》，《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1923年第17期。
[72] 刘秉麟：《亚丹斯密（导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73] 赵迺抟：《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与学说渊源》，《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
[74] 熊秋良：《论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以建国后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75] 胡善恒：《〈原富〉一百五十岁寿言》，《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6号。
[76] [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77] 朱绍文：《访“亚当·斯密文库”：纪念亚当·斯密逝世一百九十周年》，《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