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缘起

1860年以后，清廷朝野上下已有不少文人士子意识到中华帝国面临着千年未遇的“变局”。适应形势的需要，一些新的认识与思想便应运而生。据统计，“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人评论了这种大变化的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2]。

这位被称为中国早期维新派或改良派的思想家、政论家、新闻记者的王韬，其改良的主张是什么？在政治上有什么议论与评论？作为中国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的创办者与经营者，有哪些关于时政与变法的报刊论说？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但可以了解“变局”时代的思想家们思想转变与发展的过程，也可以加深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与内外环境的理解，并从“变局”时代的思想启蒙与演变中追溯中国近代化的起源与转承轨迹，以及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中国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的最初源头与体现，为重新审视并更好地理解近代维新思想生发、演变的逻辑，及其于近世的合理性价值与局限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变局”产生之前，清王朝的颓势已显，内外矛盾蓄积并时有隐现，此时已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等先驱思想家应时而出。他们在当时国事日非，纲纪败坏，民生凋敝，于外又时有外敌侵扰的情况下，痛切地剖析了当时的君主昏聩，官吏贪污，因循苟且，认识到旧章旧法已经绝难应付当世之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放眼海外，对与中华传统体制格格不入的西方社会和制度进行介绍，迈出了非凡的一步。

至“变局”时代，诞生了扮演着重要思想转承角色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以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为主要代表。他们针对晚清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诸多开风启智、针砭时弊的政治变革主张。他们前承地主阶级改革派，与洋务派并行，进一步将中西“体”“用”,“道”“器”的讨论推向深入；后启维新派，他们所掀起的社会思潮，成为后来戊戌维新变法思想的直接源头。正是由他们完成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从“徒袭其皮毛”的器物西化[3]，向“制度西化”的转变进程，成为开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阶段演进的思想先导，这一承旧启新的过渡作用奠定了他们在近代思想史上特殊的重要地位。

作为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王韬是一位十分独特且具有前瞻性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最早提出“变法”口号的思想家，晚清著名的学者和报刊政论家，其思想激进，著述繁富，是影响近代思想创生演化的重要人物之一。王韬的一生，自小孕育、成长于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教诲的土壤，接受修齐治平经世思想的灌输，怀抱匡时济世的传统士人理想，并以科举入仕为其人生目标。他虽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和一世狂名，却应试不第，失利于科场，为求生计而因缘际会地从事中学西译的工作，成为最早与西方传教士密切交往的近代人物之一。王韬虽长居下位，身处仕林之外，却终生未泯用世之心。他时刻关注时政，与当世政要丁日昌、李鸿章、徐有壬等过从甚密，凭借他们的赏识而间接为当局建言献策。在遭遇上书太平天国事件被迫逃亡香港后，借助译书的工作，偶获西游的机会得以亲身体验西方世界的现实景象，这一经历使王韬对所谓“夷情”的认识比之前和其后的官派使臣更为全面，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和直接，为他日后思想的转变与重塑提供了养料。面对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个人坎坷多舛的命运，他以极大的思想包容性与勇气，背负着传统知识分子最为不齿的“卖身事夷”的身份，在经历了内心挣扎、矛盾冲撞后获得了思想的重生。在那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观念的时代，王韬率先完成了华夷观的转变，提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4]。在他的思想中取消了华夷之别，自此，突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禁锢，用“世界主义”的视野重新审视世界格局；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和旧社会的批判，王韬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越了前辈和同时代人，超越了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的社会批判框架，从官场的“上下交征利”，到官吏的颟顸昏聩、因循苟且，再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及今不治”之弊端，无不痛快淋漓而又词锋犀利地予以全面批判，并诊断当世之势已是“脂膏日削，厥病日尫”。如此下去，就将“邪炽髓竭，其证将殆”[5]；关于如何挽救时局于危亡，王韬不仅承袭了魏源的“师夷长技”和冯桂芬的“鉴诸国，师夷狄”，并远较二者更为具体、详细地列出条项和充分内涵，他还更进一步，成为最早在中国倡导君主立宪制的人。他认为“器物西化”是末，而“制度西化”才是本，在《弢园文录外编》的《重民》《达民情》《除弊》等多篇中他详述了此观点，提出泰西以三种政制立国，即君主制、民主制和君民共主制，以“君民共主制”最为适合中国。同时，他也是我国最早倡行主权民族主义的先导，王韬曾于光绪年间主张收回丧失之主权，提出“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6]，他的“额外主权”[7]，囊括了国外所获一切侵及我国主权部分的特权，认为都应归还中国，明确表达了他的主权观念；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制度的同时，试图探索出一个可以混合万国，结合中西文化之长的未来世界新秩序，并认为此乃大势之所趋，希冀由此而促成大同世界的到来。相比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所展现的内外秩序和中体西用观，王韬的这一思想更为高明更具前瞻性，体现了他比二者更具强烈的近代意识和更开放的文化胸襟；此外，王韬闻名于史的办报实践，借助《循环日报》反复宣传的“变法自强”论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他开启了近代社会报刊影响舆论和政治的先河，可视为政治传播的最初实践，有关此思想的阐述亦可视为政治传播思想的萌发。以报刊作为维新思想的宣传平台向国内外人士鼓吹变法，改变了以往启蒙思潮影响范围狭小、局限的情形，真正实现了思想启蒙的大众化，大大拓展了维新思潮的影响范围，也为后来的维新派、革命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版。

当然，王韬的政治思想也有其复杂与矛盾的一面。转型期社会的纷乱，对个人与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可知与迷惘，在他的身上有着清晰的体现。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中西的碰撞与交杂，徘徊与踌躇，这使他的某些政治观念呈现出前后矛盾，新旧糅杂的情形。但这丝毫不会遮蔽他思想本身的光芒，也不妨碍后人理解他的思想逻辑和探寻其精华。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王韬所经历的由传统士子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及其思想发展所经历的矛盾与挣扎，正是对近代国家形成所经历的痛苦蜕变过程的一种折射，是对晚清西学东渐轨迹的勾画，同时，也映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遭遇近代化激流激荡与洗礼的过程中艰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代，王韬的思想和经历无疑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有窥斑知豹之效。更为重要的是，其卓立独行的个性特征和游西经历，以及对时政与世界格局的高度关注、敏锐感觉和具有开创性的办报实践，使他得以形成并提出了诸多带有前瞻性的中西交融的政治思想和变法主张。其思想地位，可与同时代的冯桂芬、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思想家睥睨同列，更是对其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实践，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启蒙之功。正如已故香港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言：“无王氏于同光之际，致力于中西文化之交流与变法自强之论议，斯未必即有光绪中叶以还，康梁诸氏变法维新之运动也。无晚清以还国父孙中山之鼓吹民权与建立民国，亦未必即有四十年来中国之所谓民主与科学之新文化运动也。”[8]

正是王韬独具特色、富有创识性的政治思想与实践行为，及其所具有的启蒙性与开创性价值决定了这一主题研究的意义。他的思想价值不仅在于对专制政治的否定与批判，更在于所具有的超然于时代的博大情怀与理性精神，以及不限于一国一地一时的追寻普遍、永恒真理的探索意识和勇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都属难得。他所提出的政治变革理念，既非单纯的西化、求新，亦非一味地保守、复古，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对中西文化的合理成分予以融会贯通，进而产生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为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局开出药方。此外，王韬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重新注解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被传统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立身原则。在他那里，“穷”与“达”不再狭隘地局限于是否任官和获得政治权利，而是囊括了任何有益于人群与社会事业发展所获得的成功，对政治的贡献依然可以在政治权利之外得以实现。这种带有引领性的实践行为，闪现出难能可贵的现代光芒。

虽然王韬在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但中外学界对于他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与其本身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不甚相称。就研究领域而言，主要集中在对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证、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王韬的思想研究、政论文与新闻实践、文学著作研究（漫游笔记研究、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文学史研究等），以及综合性研究等方面。其中，王韬在思想、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新闻实践上的贡献是奠定其近代先驱地位的主要基石，也是研究者涉及最多的领域。但就研究总体而言，依然是浮光掠影者多，深入探讨者少。尤其对于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这一核心和亮点部分，历来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专门性的研究目前只有台湾学者姚海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硕士论文《王韬的政治思想》（后出版成书），其他研究则是零散地论及此问题，或是从某个角度对王韬的政治思想进行局部性解读，涉及范围十分有限，且研究的依据也主要来自《弢园文录外编》（后简称《外编》）《弢园尺牍》《普法战纪》等王韬的基础性著作，对于其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香港创办并主持《循环日报》时期的论说，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则鲜有关照。应该说，缺少了对于现存《循环日报》论说中王韬政论的内容解读[9]，任何对其思想的研究都难免疏漏。

本书旨在对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研究进行系统性、深入性和完整性的提升，通过挖掘其思想渊源，梳理王韬政治变革思想孕育、发展、转变和重塑的脉络，全面而又不失重点地剖析其思想内容，以此为视角展现王韬对当世和后世的思想贡献，并对其思想中的谬误、糟粕予以清晰鉴别和客观指陈，从而对其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做出全面、公正并符合史实的评价。在原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补充日本和香港所得的《循环日报》部分影印内容作为研究的补充论据资料，以弥补此领域研究中在材料依据上的缺陷。通过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研究，试图拓展早期维新派研究的领域，为全面研究王韬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