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百世兵家之师”孙武

在孙书的后代子孙中，出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子孙凭（字起宗）为齐国上卿[16]，其孙则是以兵法见长的著名军事家同时亦是政治家的孙武。

孙武（约前545—前470），字长卿，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人。孙凭和孙书分别是孙武之父和祖父。也许缘于其祖辈以精通军事的家世背景，孙武自小也非常喜欢兵法、兵书，家中所收藏的远自黄帝、近至夏商周和春秋时期的历代兵书是他时常阅读的书籍。春秋末期，齐国国内发生田、鲍、栾、高四族谋乱。为了远祸避害，避免孙氏家族因与田氏家族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孙武全家便在孙凭的率领下出奔到日渐兴盛的吴国。在吴国，孙武因其精通兵法而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有以下一段具体记述：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7]

孙武为吴王阖闾（即阖庐）作兵法十三篇，而后将其试之以妇人，由此得到吴王了解和信任，“卒以为将”。在吴国与南方十分强盛的楚国的诸侯争霸战争中，吴国大夫伍子胥认为“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于是吴王阖闾遂以孙武为将，对楚发动了“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的伐楚战争。公元前509年，孙武、伍子胥率吴军“围楚师于豫章，大破之”。继而又对楚军巢地展开围攻，“克之，获楚公子繁以归为质”。公元前506年，吴楚两军又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发生大规模会战。战前，孙武和伍子胥针对“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的局势，建议吴王联合对楚国有怨的唐、蔡两个诸侯国，共同结盟伐楚。吴王接受二将“得唐、蔡而可伐楚”的建议，派使者出使唐、蔡，达成了“三国合谋伐楚”的战略决策。之后，吴、唐、蔡三国“舍兵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水为阵”。当时孙武统兵3万与20万楚军展开对决。战争中，孙武采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略，迂回远袭，在柏举一举击溃强大的楚师主力，然后乘胜追剿，经过五战五捷，“径至于郢”，一度攻入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18]，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对此，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尉缭在其军事学名著《尉缭子》一书中有这样赞誉：“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19]在给长期称雄的强大楚国以沉重打击后，孙武又率师北上，继而对齐国和晋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孙武由此名显于诸侯各国。也正是在孙武的辅助下，吴国奠定了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霸主地位。

孙武不仅是著名的善战制敌的军事指挥家，也是名垂青史的军事理论家。他所著《孙子兵法》一书，是一部博大精深、思想深邃的军事理论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百代谈兵之祖”[20]。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孙武兵法》《孙武兵书》《吴孙子兵法》等，全书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13篇[21]内容，探析、总结和揭示了春秋时期的战争规律、战争经验、作战方针以及治军原则，蕴含着巨大而又丰富的兵学理论和价值。如《谋攻篇》中所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知己知彼的思想；《形篇》和《九变篇》中所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吾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思想；《作战篇》中所讲的“兵贵胜，不贵久”“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速战速胜的军事原则；《虚实篇》《军事篇》中所说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避其锋芒、避实击虚的思想；《虚实篇》所说的“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思想；《虚实篇》“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的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方针；《计篇》中所说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兵不厌诈”的用兵思想，以及“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选用将帅思想[22]等。这些在世界兵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自《孙子兵法》问世后，历代政治家对其深邃的军事理论给予高度评价。如曹操在为《孙子兵法》所作序中，对该书众多深邃的作战策略给予这样赞誉：“圣人之用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23]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特别是书中的虚实军事理论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24]。自《孙子兵法》问世后，便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推崇备至，将其奉为兵学之圣典，以至于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5]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孙武》中，虽然从儒家以仁义取天下的立场上对孙武操术颇有微词，认为孙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但对其所撰《孙子兵法》用兵之术却倍加推崇，认为“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26]。宋代著名政治家苏洵也以自己特有的认识视角，对《孙子兵法》十三篇所体现出的“言兵之雄”特色给予评价，指出从“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的内容和理论来看，《孙子兵法》无疑为“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27]。神宗元丰三年（1080），为了适应熙宁五年（1072）于武成庙重新设置“武学”之教学与考选武举需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板行之”[28]，统称《武经七书》，以此作为由政府刊行的军事理论教科书。在校定、刊行的《武经七书》中，《孙子兵法》被选作全书之首，其在兵学经典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从前述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可知，《孙子兵法》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29]。《孙子兵法》不仅走出国门，而且在国外的传播乃至影响力日益广泛和深入。

在春秋时期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史上，孙武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孙武在帮助吴国建立霸主地位后销声匿迹，但正是因为孙武之声望，他的次子孙明才得以受荫被封为富春侯，食采于富春（今浙江富阳），由此与乐安孙氏一脉相承的富春孙氏得以出现并发展起来。富春孙氏自孙明封侯食采于富春以来，其家族历经秦、汉两代繁衍生息，到三国时期已发展成为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世家望族。而东吴孙权政权的建立，则使得孙氏家族的发展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