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僧肇、慧远、竺道生

佛学最早传入中国，有记载的当是东汉明帝十年（67）。“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法入中国之始。”[3]到东晋初年佛教开始大盛于南北两地。有佛图澄和弟子道安、再传弟子慧远一系，还有鸠摩罗什和弟子僧肇、竺道生一系，都继承大乘龙树空宗，分居南北传教（慧远在庐山、罗什在长安）。[4]尤其是罗什的译经工作对大乘佛教传播厥功至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皆与这两系有很大关系。与罗什同时期的觉贤（佛陀跋陀罗）继承大乘无著和世亲有宗，从海路来到中国，辗转传教，觉贤一系对唐初华严宗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什主持翻译的《般若》诸经、 《法华经》，昙无谶翻译的《涅槃经》，觉贤翻译的《华严经》成了东晋南北朝大乘佛教的四部主要经典。严格说，隋唐之前，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宗派。[5]从佛学思想演变看，僧肇、慧远、道生为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儒释道的融合发挥了奠基作用。在介绍他们的佛学思想之前，需要了解佛陀创教的诱因和基本教义。

公元前5世纪佛陀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释迦族，位于今天尼泊尔境内，属于比婆罗门低一等级的刹帝利。据说佛陀降生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十六岁娶妻生子，生活奢侈、极尽声色，不知人间疾苦。一日，他出门看到老人、病人、死人和出家人后，就深深困扰于生死问题。这就是佛教的“四门游观”故事。年轻的佛陀决意出家，寻求解救人类苦难的办法。佛陀最初使用婆罗门的瑜伽禅定、苦行等修炼办法，终因无法觉悟而放弃，最后采用自己的方法“证觉成道”。佛陀觉悟的标志就是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以解释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变化，找到脱离苦海到达彼岸世界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四谛”“十二因缘”“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内容。所有佛经都是佛陀寂灭后产生的，而且“印度人是没有历史观念的民族，佛教是一个 ‘无方分（空间）无时分（时间）’的宗教”[6]，再加上在佛陀降生和传教的过程中，梵文还没有形成，所有原始佛经只能是口口相传，因此已很难搞清楚哪些是佛陀说的，哪些是后人羼入。当初传入中国的佛经基本用悉昙文书写，这种文字在印度已经被天城体所替代。由于唐武宗和北周武帝的毁佛，悉昙文在汉地几乎失传，反而在日本因留学僧而保留了下来。今人一般以为现存佛典里的话都是佛陀的观点。佛陀认为：人生皆苦，尽管每个人对苦的感受有很大差异，但是生老病死都是人无法摆脱的痛苦，这叫“苦谛”；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各种欲念，尤其是“贪、嗔、痴”，再加上“十二因缘”和“生死轮回”，使人永远无法摆脱苦海，这叫“集谛”；摆脱生死轮回的苦海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寂灭，这种境界可能是死后，也可能是活着就可以实现，这叫“灭谛”；达到涅槃境界的“三大法门”是修戒、修定、修慧，须采用佛法指引的正确方法，如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进、正念、正定等“八正道”，这叫“道谛”。佛陀不主张走极端的修道路线，既不能用寻欢作乐，也不能用苦行折磨的方式修炼，而是走不苦不乐的中道，思想路线类似于儒家的“中庸”。上述佛教基本教义，对魏晋以后汉人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两汉四百年，投降变节者极少，即便如李陵不得已投降匈奴也有诸多条件，比如，不与汉军作战。直到佛法兴起，投降变节者才日渐增多，唐、宋、明三朝，向异族投降变节者的数量很多。佛陀告诉你这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忠孝仁义更只是如幻泡影；人世间的一切不合理都是前世缘定，你今生受苦受难是因为前辈子作孽，今世享福是因为前世做善事；要修得正果，今世须积德行善，为来世找个好的出路，今世作恶，当心来世遭报应。很明显，这套说辞要比墨子的鬼神赏善罚恶来得高明和精致，也比董仲舒的灾异谴告更有说服力。因为无法证伪的事情，就永远具有真理般迷人的光彩。大乘佛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是“缘起性空”，世界万物皆因缘而起、因缘而灭，因没有自性而一切皆“空”。这一佛学理论试图解释宇宙人生、天地万物的本原，以及如何形成、变化和最终归宿等问题。《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正确认识“空”，既是佛教徒的基本功，也是最微妙难识的佛理。唯其奥妙无穷，才生出许多歧义。东晋时期进入佛门的学者往往从玄学的有、无入手，逐渐领悟“空观”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