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哲学创新的时代境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巨变，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多个发展中心日益形成，国际力量的对比总体上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利。另一方面，人类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显现，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大阻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势力不断上升，重大传染疾病、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生态和能源以及水资源等危机、金融危机和风险、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种全球性问题影响人类和谐和安宁。人类共居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要和平不要暴力，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冲突，要共赢不要单赢，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携手建设一个共同享受持久和平、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的更加美好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各种赤字和困境，为回答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各国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第一次正式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国际社会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各国相互交融、难解难分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出访的第一站是俄罗斯，在美丽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精彩演讲，着重指出时代潮流表现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得到空前加强，命运共同体不再是梦想，而是正成为人们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各国应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合力，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政治新秩序。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国际组织、系列主场外交、多边峰会等场合提出打造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包括“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丰富和发展了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9月28日，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联合国的宪章和宗旨需要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并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从伙伴关系的建立、安全格局的营造、发展前景的谋求、文明交流的促进、生态体系的构筑等方面入手，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共同、合作发展的道路，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领导人提出并阐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的共生共在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关系。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共同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问题，它不仅致力于通过“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形成具有更高水平的人类整体性的共同利益，而且主张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来促进全球生产力的空间均衡布局和发展，为实现人类更美好的世界图景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99]为实现这一理想愿景，各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待、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安危共担、荣辱与共，把人类的大家园建设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价值共识、情感相通的构成性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努力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对于这一创新理念我们不能仅仅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解读，也不能仅仅立足于价值哲学或文化哲学来揭示，而是需要从破解深度经济全球化困境的政治哲学创新高度来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的世界秩序理想，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注入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中。这不仅意味着在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面对的全球性治理难题和挑战将得到有效回应，而且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必将发生深远的变革。[100]
尽管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扩张进程都可以说属于广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可以称之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或“深度经济全球化”。它通过“时空压缩”使世界真正成为命运与共的地球村，“新的弹性积累，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全球通信和交通的革命，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以及跨国流动的增强打破了全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从而把世界结合成所谓的地球村，并带来了新的意识形式”[10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政治哲学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和发展。这一创新深深扎根于深厚的时代沃土中，是对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诸多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和思考。
美国的罗宾逊认为新型的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时代，即第四阶段。第一阶段（1492—1789年）是资本主义破茧而出，挣脱欧洲封建制度的束缚，并开始向外扩张和征服的时期，即“重商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一直到19世纪末）是竞争性的古典资本主义阶段，以工业革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标志，这是“革命、资本和帝国的年代”；第三阶段（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极端的年代”，经历了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帝国列强间剧烈的战争、社会主义的诞生、美国新政的实施、冷战的开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是“划时代的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深刻的结构重组，向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过渡。[102]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一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工业、廉价的商品、坚船利炮消灭以往各国封闭自守的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成为西方文明体系的边缘和附庸。第二阶段是“全球割据时代”。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为了争夺关键自然资源、商品倾销市场以及对世界的控制权展开对各自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整个世界陷于冲突与平衡交织的群雄并列的时代；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谋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反对这一世界秩序，并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第三阶段是“新全球化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蓄的过剩资本通过信息技术革命的力量向全球扩张和渗透，使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原先武力占领和殖民扩张的方式被摒弃。借助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在全球实现了结构重组和历史性变革。[103]
可以看出，这两种划分实际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除了科技革命的推动、冷战结束的影响，国家力量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因此，金融资本得以向全球地理空间加速渗透和扩张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这些力量逐步取消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对资本权力的限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控制、对资本主义分配过程的干预，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妥协局面，金融资本从民族国家的空间束缚中获得解放。
一 镶嵌型自由主义的确立
二战后为防止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的再次上演，为了应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挑战，也为了确保国内的阶级和谐和稳定，美国的执政者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权力均衡的基础上，欧洲各国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积累而展开竞争和争夺，以均势而不是合作换取各自安全；通过对殖民地的血腥征服和压迫来扩张领土，并转移阶级矛盾，换取国内的和平稳定；通过区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奉行意识形态中立政策，放弃了道德理想主义。总之，“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文化倾向”[104]。美国执政者认为必须坚决摒弃这些陈旧的做法，超越旨在维持势力均衡的传统国际秩序，明确放弃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和殖民活动。他们宣称美国的对外活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为了传播和弘扬其价值观。这一活动无帝国企图、无国家利益动机、无强权政治谋划，充分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105]
为实现全新的国际秩序愿景，二战后美国发起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新政改革，力求建立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相互促进的协调互补关系，不再倡导消极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是强调有为的政府才能承担国家福祉和全球繁荣的积极责任。政府不再仅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而是需要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履行促进充分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民福利、承担社会分配等积极义务，建设保障有利的社会福利国家，有责任对市场过程和企业活动进行适当必要的约束、监管、限制和引导。从历史上看，福利国家最早开始于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第一批社会保护措施，它建立在既明确又含蓄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旨在促进“保障个人与集体的社会安全、社会公正以及人与人之间、几代人之间真正行之有效的团结互助”[106]。尽管每个地区和国家情况各不相同，但一般依据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保障劳动权利，改善劳动条件，促进充分就业和终生就业；规定最低收入，实施必要的社会救济，反对社会贫困；预防雇员及其家庭成员患病、事故、失业、死亡而推行的社会保险措施；反社会歧视措施，增加教育文化、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国家开支，促进机会平等。[107]这些原则体现了政府承担责任的积极变化，社会建设开始得到普遍重视和加强，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极大缓解。
在新政的压力下，美国企业被迫做出适当改革，同意提高工资水平，并采取具体举措增加工人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工人权利的实现。在分期付款、广告宣传、大众消费和美国梦的刺激和鼓励下，不断增加的工业产品有了大众市场的保证。资本家通过拉拢核心工人阶级实现了两者之间的阶级妥协。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一般被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108]。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为了在国际上同社会主义展开制度竞争，再加上工会运动的长期斗争、国家权力的必要支持，资本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因此，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工人享受社会福利权的扩大本身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改良举措。第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符合资本积累要求。工人收入的提高、国家开支的增加、充分就业的推行等提高了工人的消费能力，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了需求和生产，为过剩资本找到了盈利渠道。[109]应该说，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缩小了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遏制了社会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保障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与此同时，美国大幅增加军事支出，辅以必要的镇压手段。“社会凯恩斯主义”与“军事凯恩斯主义”共同发挥作用，并行不悖，即美国在北方国家追求充分就业和大众消费，在南方国家致力于发展；它同盟国一起将大规模开支用于军事装备升级，在世界各地建立众多的半永久性军事基地。[110]
在国际上，世界政治的根本性重组提上议事日程。美国的执政者认为，世界安全必须以美国通过国际组织行使权力为保证，这是防止国际秩序陷于混乱局面的唯一保障。联合国等国家组织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必要和适当的职责，推动世界和平的实现。它们的建立深受美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美国新政在全球范围内有意识进行政治规划的结果，使世界政府的设想第一次获得制度化。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政策，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建立一个开放的经济秩序。不过，这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外流受到严格控制，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谨慎，因受到限制和管控，金融投机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为促进欧洲和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建设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秩序，结成发达国家之间牢固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加大了资金援助力度，启动了助力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款。为了有力抵挡共产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诱惑以及民族主义革命的高涨，美国在南方国家推行去殖民地化和发展计划，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推广至世界上其他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力图缩小南北差距。为了控制新独立国家，美国不仅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些国家之间构建了经济发展的国际联系，而且将“特权贸易、经济援助、庇护主义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作为自己的首要武器，使自己成为“轮轴”。[111]不过，除了树立少数几个国家作为榜样，美国实际投入的发展资金微不足道。
为了同欧洲的传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美国否定了曾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充当调和作用的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并大肆攻击颓废的欧洲价值观，寻找了一种合适的旨在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普遍理念”，视自己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将自己描述为“文明的标尺”“个人权利的堡垒”“自由的灯塔”，大力宣传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并在国外培植亲美势力。“文化帝国主义”成为其推行霸权的有力工具。[112]美国笃信自己是“上帝神圣计划”的实际执行者，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其地位和实力，坚信自己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对外交往的使命是传播价值观。[113]美国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国内共识的有力支持。这种共识认为美国推行的“道德普世主义”并不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也不是狡诈算计的伪装，而是牢固“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旨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传播自由原则。[114]
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美国推行的上述举措在北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预期效果，发达资本主义维持了高增长率，国内阶级矛盾趋缓，工会力量增强，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幅度较大。但这一阶段也面临如下挑战：第一，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尤其是移民政策遭到人们抨击。它在国际上否定种族主义、提倡普遍性人权的做法与国内实践明显背离，这让其在国内陷于各种困境。第二，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并逐渐遭遇资本过度积累的困扰。第三，当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的秩序与民主发生冲突时，美国一般偏向前者，并采取各种举措极力压制世界范围内的反依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四，通过夸大和捏造外部威胁，美国的军工联合体获得了更多权力，并存在支配政治的危险。[115]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统治全球的黄金时代结束，这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对外政策存在过度延伸问题。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遏制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反而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特别是越南战争使政府债台高筑，出现财政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美国通过铸币特权乱印美元，导致出现遍及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第二，福利国家的建设、公共支出的增长、工会力量的强化等使社会开支和工资开支不断增加，资本利润率下降，导致滞胀。第三，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重新崛起，其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不仅对美国制造业构成巨大挑战，而且在一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失去了维持霸权的一个关键支撑。同时，过剩美元流入世界市场，导致布雷顿森林所构建的财政系统遭到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不再以物质实体加以衡量的货币金融体系新时代。[116]
二 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它希望通过在金融领域的扩张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霸权。资本开始从生产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转移，金融投机活动的各种管制被逐步取消，全系统金融扩张兴起。剩余资本逐渐被用于投机性和赌博性的金融逐利行为，而不是长期投资实体经济。斯威齐在1997年公开发表的《再谈（或少谈）全球化》的论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以来，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三个明显趋势：全球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全球的跨国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在扩展增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现象出现。[117]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取代传统经济结构。加速扩张的金融部门高高凌驾于实体经济上，并由此拥有自循环的独立自主性和超强的影响力、控制力、支配力。大规模金融投机与经济停滞和危机密不可分。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实体经济停滞不前，资本家更加依赖金融部门的增长；第二，金融部门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扩张，投机性泡沫破裂的新问题必定会周期性发生并日益加剧；第三，生产停滞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118]金融资本扩张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转的动力。
在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等助力下，发达国家为了给剩余资本找寻出路，纷纷放弃对大而全的工业化体系的追求，将低端产业链转移到可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地理空间。“世界性生产力体系部分代替各国国内相对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119]这导致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出现“离本土化”和“离制造业化”趋势，国内出现制造业空心化或产业空洞化趋势。企业进行金融投资或投机的偏好增强，企业利润日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和贸易生产。1980年以来产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29.7%降到2007年的不到12%。[120]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198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是2.5%、33.4%和64.1%，2004年各自的占比为1%、22%和77%。金融、保险、房地产业、高技术部门等快速增长，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121]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日益增大，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式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流动资本，世界各国竞争更加激烈，长期同失业作斗争的做法、发展计划和美国梦的承诺被抛弃。工会力量遭遇打压，劳工权利受损，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降低。
在国内外众多的社会政治挑战的背景下，金融资本进入美国霸权的核心，并拥有对工人阶级和国家行为施加强大影响的力量，美国统治集团放弃了国内和全球的新政。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宣称美国最重要的目标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并认为这种政治和经济自由是不需要靠武力推动的普世性原则。[122]其经济政策的关键策略是在国内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一步去除管制和推动自由化扩展，不阻挡私人企业的道路，并利用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强力推行全球市场的开放和统一，试图将全球所有经济体纳入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下。因此，克林顿政府被认为是“真正的全球化推动者”[123]。在其任期内“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复合体通过其主导的经济政策，“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124]，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按新自由主义设计的路线开展经济改革。在克林顿政府看来，这些手段都是为崇高目标服务的，即把所有经济体整合为具有统一游戏规则的世界大市场，资本、商品和服务可以根据市场的信号自由流动，个人和国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都能从中获利，全球将永享和平、繁荣、民主、自由的美好愿景。
上述看法和认识最终在90年代中期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得到统一，即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视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案。这一共识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1年提出。他主张建立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向世界推行以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等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霸权效应。“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集中形成的强大权力与强加给各国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既共生又寄生的关系”，这一体系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随后通过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得到优化。[125]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则是“这一体制性推动力的顶点”[126]。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全球化”和“自由竞争”成为“秘密武器”，它们被认为代表着一种全然不同、彻底整合的全球市场经济。[127]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一词进入公众话语，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128]。全球化的机构和规则开始正式设立，并扩及全球。三项彼此关联的政策创造了全球化的基础，包括金融市场等经济活动管制的解除、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129]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不过，严格说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危机导致资本主义集团将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积累战略。[130]
尽管世界经济最晚自16世纪便已存在于西方世界，但全球经济的真正形成是在20世纪末。正如罗宾逊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是指各国经济通过一体化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和金融体系相连，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积累循环中心，并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与其他国家的积累循环中心相连；全球经济指全球资本流动按照资本盈利最大化的要求来重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新的全球积累循环将各国生产体系打破，并将其整合成一个全球生产体系。[131]1997年，世界经合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六个不同之处：贸易与世界GDP之比已超过1929年的最高值；资本流动规模前所未有；交通、信息、通信技术推动生产结构重构和分散化；跨国公司数量大增，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劳动力出现了更多暂时和频繁的流动；全球化席卷了整个世界。[132]罗宾逊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加上第七个：世界的资金流动通过一体化的全球财务系统来实现。可见，“全球化正在把世界统一成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一种单一的全球体系，并且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整合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133]。
不过，不管是罗宾逊的分析，还是经合组织的报告，一是忽略了大多数国家的生产、就业和企业目前和未来都将是地域性和区域性的；二是没有注意到全球经济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卡斯特对如何理解全球经济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做出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全球经济乃是其核心成分具有制度性、组织性和科技的能力，而可以即时或在特定时间内以全球为规模而运作的经济。”[134]只有借助于信息和通信科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再加上国际机构和欧美发达国家力推的解除金融管制和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摇旗呐喊，世界经济才能真正转变为全球经济。在此意义上，“全球经济并非由市场所创造，而是源自市场、政府和计量市场之利（或他们认为市场应该要有的样子）而运作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135]。金融资本日益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导推动力量，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深刻变化以及经济活动重心的重大变化，这成了“当今重大的事件之一”[136]。
金融管制的解除、华盛顿共识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以及包括债券和债务融资、期货、金融衍生品、股票期权、股票认购授权和可转换债券等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逐渐膨胀，共同造成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起步的金融全球化在之后的几十年内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市场在全球层次相互依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全球经济与一个全新的、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以及疯狂投机的金融投资密切联合在一起。”[137]全球市场二十四小时可以实时完成金融交易，电子回路里几秒钟可完成数额巨大的交易。凭借新信息系统和通信技术资金可瞬间在各经济体间自由穿梭，全世界的资本得以连接。不管是在数量、速度方面，还是在复杂性和关联性方面，全球金融资本都出现超常增长。[138]
证券、股票和债券等跨国交易规模显著增长。1993年到1998年，包括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在内的国际债券从1.3万亿美元上升到超过2.6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全部债券的比例整整增长了一倍（从8%升至16%）；1980年到1990年，跨国证券交易年均增速为28%，从1200亿美元快速跃升到1.4万亿美元，离岸证券市场则增长了537%，从2590亿美元上升到1.6万亿美元；跨国银行贷款从3240亿美元猛升至7.5万亿美元；[139]外汇交易量惊人增长。1986—1998年间全球外汇交易额增长了8倍；每年外汇成交量和全球出口量的比例从1979年的12：1增加到1996年的60：1。这类增长与国际贸易并无直接联系，体现了明显的投机性质，冲击了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决定权。[140]
具体来看，全球金融市场相互依存的现象是五项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第一，多数国家金融市场管制的解除和跨国交易的自由化。其中解除管制是个转折点，以1987年的伦敦市的“大爆炸”为标志，这使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任何地方移出，向任何需要投资的地方流动；第二，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先进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包括电脑、先进电子通信、互动信息系统等；第三，包括期货、股票选择权、互惠外汇信贷—换贷等在内的衍生性金融产品，1997年相关产品交易的市值约360兆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12倍；第四，资金流动的投机性移动，1990—1997年间，对冲基金资产增长了12倍，到90年代后期，大约3500种对冲基金通过操控2000亿美元资金去借贷或押赌更大金额；第五，包括标准普尔、穆迪在内的市场评估公司，它们根据全球会计标准来评估证券，甚至评估整个国家经济。[141]“资本越来越全面的流动性使其可以为全球化生产的不同环节寻找最有利的条件”，其中包括廉价的劳动力、低税率、宽松的劳动法、稳定的社会环境等。[142]全球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赌场资本主义”，其投机性、赌注性、虚拟性、流动性、破环性日益增强。
可以看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所向披靡，并不是仅仅依赖资本权力的一己之力就可以顺利完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控制资本积累的力量和方向，使“非对称性交换”为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细而言之，美国的“华尔街—财政部”联合体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相关的金融和政府机构网络利用“时间—空间修复”机制来吸收过剩的资本盈余，实施巨大的金融资本权力。“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掠夺性的一面所建立的邪恶同盟构成了‘秃鹫资本主义’的利刃，它一方面进行野蛮的实践和强迫性贬值，另一方面又促进整个世界取得了和谐发展。”[143]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自愿放弃对资本进行社会控制和监管的措施，臣服于金融资本权力，二者合力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无限制扩张进程，极力解除世界各民族国家权力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使资本得以摆脱民族国家的空间束缚和凯恩斯资本主义时代国家设置的种种限制，在一片平滑的全球空间内自由流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干涉以及对经济政策的主导这两方面能力的不断减弱，反映出跨国资本已经获取了超越民众阶级的新的力量。”[144]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经济是在政治层面建构起来的”[145]。若没有管制的解除、私有化以及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世界经济本身不会在短时期内演变为金融化的全球经济。
除了国家力量在背后推动金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执政时期推崇的“霸权经济意识形态”。[146]它是经济全球化背后的一大推手。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它为何会成为受统治集团欢迎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关于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在“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基础上确立的全球市场制度框架可以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潜能，能够促进彼此幸福的最大化。国家的主要作用在于创设并维持使全球市场畅通无阻的制度框架，并将其干预程度降至最低点。[147]这一理论作为化解和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潜在方案长期以来隐藏于公共政策中。
1947年，哈耶克、米塞斯、波普尔、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创建了“朝圣山学社”，在成立宣言中他们指出在全世界维系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文明核心价值岌岌可危，自由和民主的保障受到威胁，这一结果主要源于人们丧失了“对私有财产和竞争市场的信念”[148]。可以看出，他们信奉个人权利的自由理想，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原则，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经济调节工具，激烈反对政府干预、反对国家计划的理论。他们认为，只有让自由竞争的神圣法则畅通无阻，只有让“看不见的手”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服务，才能使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最终获利，分享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哈耶克指出，自由主义主张在法律的框架下尽可能地利用竞争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反对放任事态自流。将竞争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就能排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制性干预。[149]国家的福利救助计划只不过是懒汉的避风港。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政策和学界影响边缘的这一团体逐渐走进舞台中央，美国和英国当时成立的各种资金雄厚的智库，如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和华盛顿传统基金会均衍生自“朝圣山学社”。他们在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如日中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1974年和1976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众多的智库、学界、企业、媒体部门以及市民社会众多机构的接受和认可逐步创造了一个支持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建立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和美国被作为正式经济政策大力推行，这加速了全球化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成为西方各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困境的首选道路。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为相关国家采纳，其主要措施是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如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提出“私有化无禁区”口号，并具体采取了把国有企业出卖给私人、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把公有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引进私人投资等具体形式。这一系列改革主要有4个目标：深化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追求利润逻辑；大力提高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力；通过生产、流通与市场的全球化捕捉每个最适合利润创造的空间、条件和机会；通过国家支持的加强与引导增强国家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150]这导致资本主义本身经历了广泛深刻的“再结构过程”，其特征包括：管理上具有更大弹性；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关系网络化与分散化；资本权力的增强，劳工运动影响力式微；工作关系日趋多样化与个体化；妇女在遭受歧视的条件下被大量编入劳动力队伍；国家干预有选择性地解除对市场的管制；以不同强度和取向取消福利国家；资本积累加速，全球地理空间重组，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151]
三 新型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旨在重建资本积累条件，重新恢复资本控制权力的“政治计划”或一项“乌托邦计划”。[152]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来看，新型全球化造成了如下主要社会政治问题。
第一，不平等显著增长。发达国家内部反社会贫困的财政支出大幅下降，促进社会机会平等的资金被取消，社会福利等开支被严重削减。新自由主义将社会福利等责任推给个人的做法造成了双重后果：随着政府削减社会福利供给，并减少在医疗卫生、公立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变得穷困潦倒；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为自己的过失，受害人常遭指责。[153]里根总统曾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贫困不是与国家有关的政治问题，应求助于个人慈善来解决。他在预算方案中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仅算至1984年，工人、学生、老人、儿童和病人共遭受两千多亿美元的损失。[154]与此同时，他通过复兴经济的减税法案，1981年至1983年分阶段降低的个人所得税率共减23%，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最高税率从70%降至50%，资本收益最高税率从28%降至20%。联邦预算收入在5年内所减少7500亿美元的绝大部分本应由大资本家缴纳。[155]这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平等显著增长，贫困和落后现象剧增；有活力的区域与其他沦为与系统逻辑无关的地方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而工人与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197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将近500：1。”[156]“铁锈地带”一片萧条，华尔街醉生梦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启用了7000亿美元去帮助贪婪的金融业渡过难关。金融业在这场危机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资产规模反而增加。金融高管等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广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财富大幅缩水，低收入阶层在一夜之间陷于财富空空的境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批评指出：二战后的三十年内，美国社会整体收益，特别是底层群体获益更大，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新的不平等，正成为一个“分化的国家”和“疏远的社会”，上层群体财富增长最快，底层群体的收入在下降，尤其是从90年代开始，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2007年，最上层1%的富人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达一百多万美元，20%最底层阶层平均税后收入不到两万美元；1%群体一天半的收入差不多等同于90%群体一年的收入，20%群体的税后总收入比80%群体的总收入还要多。2002—2007年，1%群体实际上攫取了超过国民收入65%的财富。金融危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危机后富人的财富恢复得很快，与2009年相比，1%群体获得2010年美国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金融高管们的收入除了在2008年有点下降，到2010年，他们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重新回到危机爆发前的243：1的水平。[157]
欧洲各国社会福利支出也大幅减少，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1989年英国的福利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远低于多数西方工业国家；德国在1982年至1997年间从社会福利系统中减去了130项福利。[158]“1997年在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收入最低居民的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3%。”[159]《明镜》杂志在同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具体指出，国内财富分配的差距拉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财富日益集中在人数相对较小的阶层手里，5%的私人家庭占全部私人财富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不到10%的私人财富被占社会总人口一半居民拥有。[160]非正常的财富两极分化的加速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标志。这意味着统治集团已经放弃了将中产阶级纳入霸权集团的计划，“两极分化就是社会—政治稳定性正在崩溃的第一个标志”[161]。皮凯蒂通过翔实的实证材料分析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不平等显著扩大，尽管总体上不平等程度略低于美国，尤其是2010年以来，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大多数欧洲国家，10%最富裕群体占国民财富的比例高达约60%，50%最贫穷群体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低于10%。[162]
第二，社会共识破裂。各国的劳工运动受到打击和压制。英国撒切尔政府宣布取消战后英国形成的劳资合作、阶级妥协的共识，限制和打压劳资关系。1980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和1984—1985年矿山工人罢工被政府与雇主联合用强硬手段挫败。《雇佣法》和《工会法》出台了禁止罢工后发动组织第二次行动、罢工需要工会会员全体公决批准，取消工会的豁免权等不利于劳工运动的规定。社会充分就业政策不再被倡导，失业救济受到严格限制。失业成为近几十年来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去工业化导致本土制造业、蓝领工人、工薪阶层以及中产家庭成为结构性失业的最大受害者。199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失业人数总计3000多万，占有劳动力居民的6.9%，其中有将近一半为长期失业者。[163]工人被迫做出工资牺牲、减少甚至被取消雇员权利等都是以保护竞争名义进行的。维护社会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削弱。市场参与者不再视彼此为可靠的合作共赢的伙伴，而是被看作零和博弈的激烈竞争者，是必须被打败的对手。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生存，优先选择进攻性的竞争逻辑。
“竞争的无上命令”主导许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制定，但实际上竞争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受益，而是服务于金融家、跨国公司总裁、食利者等少数人的利益。竞争背后的金融投机导致的泡沫破裂使普通民众财富严重缩水，民众不安全感上升。中产阶级普遍处于忧虑的状态中，美国梦可望而不可即。社会合法性危机和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随之增长，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团体精神受到侵蚀，社会共识不复存在，社会普遍弥漫着焦虑感、无助感和危机感，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再度盛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崛起，以保卫国家、领土和传统以及反对移民、国际贸易、全球化等为标志的排外政治盛行。“很多中产阶级开始将保卫领土、国家和传统作为武装自己，对抗掠夺性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试图调动权力的领土逻辑来保护他们免受掠夺性资本的影响。”[164]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在短时间内主要造成了如下后果。
首先，南北差距急剧扩大。为了获得流动资本的青睐，各国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创造有利于资本的条件吸引投资。很多国家为了发展，被迫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紧缩政策。在20世纪80—90年代，除中国、韩国、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经济表现出色外，大多数南方国家或后退或停滞或增长缓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的报告都指出了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全球少数巨富和少数国家手里。1998年全球最富的200个人拥有的总资产超过全球41%人口的总收入；全球人均收入尽管在1960年到1994年间翻了两番，但有100多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有的甚至低于60年代和70年代；1980年，全世界有11.8亿人口的9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呈下降趋势，1998年增加到60个国家和13亿人口；1999年，20%最富的世界人口占有世界财富的85%，其余的仅仅占有15%的财富，而20%最穷的只获得1%财富。[165]
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突破国家疆界的特征日益明显的三层社会结构：第一层由传统意义上拥有核心地位国家的30%—40%人口构成，在世界经济中他们占据了“终身制”的职位；第二层由传统核心国家30%人口和边缘国家20%—30%的人口构成，他们是一支“临时工”队伍，无抵御风险的公共保险，面对长期的不安全和不稳定；第三层由传统核心国家的30%人口和边缘国家的50%多人口组成。他们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多余人口”，彻底失去保护，遭到结构性排斥。[166]这些表明跨国公司总裁、金融巨头和金融高管、富有阶层等少数人成为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许多南方国家陷入不稳定、混乱和暴力加剧的状况，有的甚至社会动乱不断、国家崩溃、暴力失控。全球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不断增长。
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正在演变成一种空前适应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贪婪积累和盘剥的制度，产生于生产水平近乎停滞的全球经济之上的“全球性金融扩张”，带来了一个更加动荡和更加恶劣的“不平等秩序”，并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泡沫所导致的危机控制。[167]全球两极分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富人住在“门禁社区”“城堡”或“堡垒”中，远离他人，并利用私人保镖和电子监控加强防护，“社会隔离”“社会排斥”占了上风。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成全球性的财富鸿沟，造成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大分裂。“所谓的地球村并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缺乏社会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在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缺乏责任感而只有自我利益，并都在为生存而殚精竭虑地竞争着。”[168]
其次，不均衡地理发展加剧。全球经济系统的边界具有“高度动态、高度选择性、高度排他性以及高度不稳定”[169]。一方面，受资本青睐的空间领域和人口区段因与全球网络相连而获得价值创造和财富获取；另一方面，缺乏开发利用价值的位置和人口区段被无情抛弃，脱离全球网络。资源、活力、财富的日益集中造成世界人口和全球经济的逐渐“区段化”（segmentation），进而加剧国家间发展的不对称情形、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社会排他等状况。[170]随着运输和交通成本的大幅降低，包括关税、外汇控制、通关时间等人为壁垒的逐步减少，以及各种国际协议推动贸易自由化，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运动，展开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和“掠夺性积累”，具体采取专利权和许可权的协定、生物剽窃、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领域的商品化、公共资产的公司化和私有化、人为制造金融危机等形式。[171]
这一积累形式包括四个主要特征：私有化和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和操控、有利于资方的国家再分配。[172]在积累过程中，全球资本运动过程呈现不均衡的地理景观。借助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机制，资本运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经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但社会不平等扩大的结构化趋势日益强化。一方面，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日益被边缘化，任由命运摆弄；另一方面，巨大的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国家少数人手中，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财富数量庞大。这一切恰是新自由主义化鼓吹的直接结果。自由、解放、选择、权利等话语掩盖的是赤裸裸阶级力量重建和全球不平等加剧的严酷现实。这种情况是二战后首次出现的。
再次，生态危机恶化。20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转变为全球金融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已成为空前贪婪的积累制度。无限的金融资本扩张不顾及有限环境的制约，给全球环境带来灾难性影响。包括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沙漠化、化学燃料排放、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放射性污染、水资源短缺、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等在内的生态危机恶化。这一扩张不仅影响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福利，而且剥夺了人们可饮用的干净水、清洁空气以及足量食物等在内的最基本的生态权利。美国的金融危机使许多南方国家遭受重创。很多国家陷于经济停滞和经济衰退，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和财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加速了其生态状况的恶化。
新自由主义服务于富国的经济利益，拒绝解决主要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它主张社会财富由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产生和总体财富应由市场自己去创造，对生态问题采取漠视和敌视态度，并将第三世界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严格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取向通常视生态问题为“一个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17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获取当地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让这些国家最大程度地去开采利用，攫取超额剩余价值，造成社会整体利益成为全球资本扩张的牺牲品，并按照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调整和利用环境法，以促进自由贸易。
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世界各国联合声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支持“可持续发展”，但到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二次地球峰会的十年间，世界环境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速恶化，可持续发展成了资本持续积累的牺牲品。美国不仅拒绝参加第二次地球峰会，还拒绝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美国不仅不愿承担自己的减排义务，而且明确发出了反对全球环境保护的信号。京都协议原本的目的是要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准，但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小步却惨遭失败。之后十年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持续升高，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值，其排放增加了9%，“美国则是全球值的两倍”[174]。《京都议定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模式必将（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75]。快速致富的资本根本不会维持全球生物圈的平衡。
资本主义无休止的贪婪扩张和投机无视环境需求，使环境成本趋向于外化。这种对环境的掠夺所造成的代价却让普通民众去承担。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健康、生态安全、生态福祉和生态权利，而且将最终损坏生命和地球本身。全球资本主义演变为控制“物质—生态”流的“生态帝国主义”。这在以下几种方式中明显体现出来：掠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资源，人为破坏这些国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大规模的人口和劳动转移；利用诸多社会的生态脆弱性进行控制；倾倒生态废弃物；资本主义与环境间关系的全球性新陈代谢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76]
世界究竟走向何方？第一，新自由主义跨国精英内部出现了明显分歧，包括索罗斯、萨克斯、斯蒂格利茨等在内的中间派人士疾呼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反映出精英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开始动摇。他们愿意推动更加“符合人性的全球化”，寻求“后华盛顿共识”这一新的全球战略。[177]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索罗斯论全球化》等书中，尽管积极支持全球经济的完全开放、国际市场一体化、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等举措，但他也主张全球治理机构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有效地监管跨国金融，改善劳动权利、环境保护、消费安全等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对第三世界的投资和国际援助等；斯蒂格利茨批评“华盛顿共识”不完整且具有误导性，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市场失灵、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实行恰当管制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主张加强跨国间政府的调节作用，强烈建议用“后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第二，以吉登斯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左派倡导“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位于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位于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中间道路，“代表了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少数派路线”[178]。它主张深化和拓展全球民主，核心价值是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和社会正义，具体而言包括“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179]。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具体包括新型的混合经济，民主的家庭和民主的世界，激进派的中心，积极的公民社会和积极的福利政策，作为包容的平等、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和世界性的国家。[180]
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中，吉登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第三条道路的激进政治框架：（1）关注修复被破坏的团结。这有时意味着有选择地保留传统或重塑传统。这里的关键是恰当评价个人主义。我们不能将个人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市场中自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行为。高度反思性社会中的个人需要获得能够生存，并构建自己生活前提的行动自主性。这意味着互惠和相互依赖。因此，重建社会团结不是一个在利己主义的市场环境中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而是在各种社会生活领域中协调自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2）生活政治相对于传统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如果说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的政治，旨在摆脱物质贫困、剥夺、强制等不合理的东西，那么生活政治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关注生活方式的政治，是关注相互团结的认同政治。（3）体现积极信任的能动性政治。它是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力量调动起来，使个人和团体自主完成任务的启发性政治。这种政治致力于维护公共领域，依靠的是在政府机构和相关代理机构中建立起来的积极信任。（4）在全球化的反思体系中，自由民主的缺陷表明需要推进更彻底的民主化，核心是推动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在全球政府的主张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国际机构以及各种团体来推动的对话民主具有核心地位。（5）改革社会福利国家，按照积极福利模式来重建家庭和更广公民文化层面的社会团结，应对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福利不是政府消极施予的结果。民众需要改变“等靠要”等消极心态，学会控制内心感觉，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提高生活质量和内在的满足感，主动积极追求目标和应对各种挑战。（6）解决人类事务中暴力的作用。解决个人和文化差异通常有四种方法，包括地理分离、退出、对话以及武力或暴力。在全球化的社会中，第1种和第2种方法运用的可能性不大。为减少暴力的发生，对话将是处理冲突的最好方式。[181]
可以看出，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提倡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它主张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以积极福利取代福利国家的保障，强调机会平等，倡导地方政治分权和地方的自主行动，主张工人和普通民众可持有股票，主张通过教育政策提高边缘化弱势群体的竞争力，把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重新作为经济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
第三，不断恶化的贫困和不平等、边缘化和权利被剥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弱化、社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等也导致获得市民社会机构支持的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包括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泰国的贫民大会、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印度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联盟、韩国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厄瓜多尔的本土组织民族联合会、国际性农民团体联盟“农民之路”等。不过，大部分经常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反抗运动。
2001年2月，全球几千个社会民主组织、革命运动组织、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知识界、社会批评界和政治激进派的12000名代表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创立了“世界社会论坛”。其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会议发表了《号召动员起来》的宣言，向代表精英阶层及其不民主做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起挑战，指出“在当前的主流发展模式中，只有自由市场和金钱用来衡量财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全球化和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代名词”[182]。2002年，共有来自几千个运动组织的5万名代表参加第二届论坛，发表《号召社会运动》的宣言，论坛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巨大联盟继续开展反对战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并试图构建另一种体系，共同反对“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和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一个建立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崇尚暴力基础上的体系，这一体系代表了凌驾于民众需求和期望之上的资本利益和统治阶层的利益”。[183]2003年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10万人参加了第三届论坛，发表了《号召世界社会运动》的宣言，坚决反对“黩武主义、军事扩张和军事镇压”[184]。
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全球化世界体系导致了诸多问题，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哲学创新的时代境遇。反全球化主张和运动体现了全球化进程的不足，提出了许多急需深入研究的新问题。正是在具体面对和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上回应了“这个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并给出了具体的应对主张。中国主张各国应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反对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以合作和团结取代对抗和分裂，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协商解决公平公正问题，使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健康、更加合理、更加具有持续性、更加具有包容性，使世界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祉，使地球村真正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睦共处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