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世纪乡土文学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先驱之一。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的农民，连同他们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他以一颗先驱者炽热的心，写下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史。”[17]正是鲁迅最早“发现”并身体力行抒写关于故乡的小说，第一次在“启蒙”的现代性意义上和“批判”的视角呈现出百业凋敝的前乡土世界，以此为滥觞，开启了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路数完全不一样的写作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此后大多数以“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文本，其创作理念、思想主题、叙事功能、文本结构、价值规范、意象体系和审美内蕴，都潜在地继承了鲁迅的遗风。1935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乡土文学的理解：“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18]

在学者杨义看来，以“文摊家”著称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绝非横空出世，而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属性的自然表现：“问题小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广义地说，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在作家以文学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非常高的新民主主义时代，这种广义的问题小说从鲁迅到赵树理，实在是举不胜举。”[19]也就是说，中国乡土小说关怀现实的品格自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这些乡土的问题，放在21世纪的当下考量，就是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和进程中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以或整体或局部的叙事角度，以或现实或隐喻的叙事手段，展现2000年前后中国农业的潮起潮落、问题丛生及其未来路径，呈现当下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诸方面的历史、现实和改革发展，表现乡土及其子民在急遽转型的巨大社会变革中的尴尬处境、内心冲突、致富焦虑、文化心理嬗变、心理创伤及其精神更新。在作家们的笔下，乡村社会及其子民是多维交叉的、纷繁复杂的、浮躁不安的、怨羡多病的、过渡边际的，呈现了面目模糊、质地不均、过渡性、两面性、两极化的特征。乡村既是“沉重的肉身”得以安顿的心灵家园，又是农民痛失家园的“废乡”；既是“乡下人进城”、农村资金等流动到城市而造成农村人才及资源匮乏、农田大面积撂荒、村务事业衰败的“空心村”，又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急切地“户口还乡”且日益复苏的“新乡”；既是乡村古典生活的消逝与再现“乡愁”，又是乡村道德伦理的溃散与乡村农耕文化的重建；既是风俗民情、乡情乡谊的消退与嬗变，又是新农民和现代新乡绅的再造与凸显。在作家们的笔下，凸显了传统农业的凋敝、现代农业的新生，以及乡村在走向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薄弱局面及其“彷徨、呐喊与新变”；在作家们的笔下，呈现了农民的保守与激进、边缘与边际、精神与欲望、富裕与穷困、勤劳与投机、选择与背弃、欢乐与苦闷、希望与绝望、幸福与苦难，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国民性质素的裂变与新生。

二

关于“乡土文学”的看法。雷达等人认为：“所谓乡土文学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一、指描写农村生活的，而这农村又必定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的作品。这‘乡土’应该是作家的家乡一带。这就把一般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与乡土文学作品首先从外部特征上区别开来了。二、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上，必定是有它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独特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类。三、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又是与整个时代、社会紧密地内在联系着，必有‘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或者换句话说，包含着丰富广泛的时代内容。”[20]1992年，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进一步提出：“如果忽视了鲁迅和茅盾用‘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特征来规范乡土小说外部特色的深刻见地，乡土小说就很难在与农村题材的分界线上画上一条红线。”由此可见，“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成为划分是否为“乡土小说”的重要标志。

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交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丁帆意识到“中国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对它的概念与边界重新予以厘定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典范意义上的现代乡土小说，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内：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21]在另一篇文章中，丁帆进一步指出：“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的要扩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城市中的‘移民文学’无论内容还是外延来说，都仍然是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22]——也就是说，打工文学或者说“乡下人进城文学”也应该纳入大的、广义的“乡土文学”的范畴。

2000年前后，乡土小说因应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的深入，其叙事内容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乡村扶贫、乡村新人诞生等成为新的抒写对象。

三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间起点，学术界观点不一，一种观点将时间起点定在20世纪90年代，如学者李兴阳、张未民等就持这种观点；[23]另一种观点基本遵从公元纪年法，以2000年为起点。本课题研究采用前一种说法，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纳入“新世纪”中。笔者以为，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新世纪乡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既隐含有时间的、历史的维度，也包括属性、理论的维度；它是历史与内在价值、逻辑理路的统一。从时间上限而言，其叙事内容客观上上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发轫的基于农村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三农”的多面向问题，也包括了离乡在城的“打工文学”，后者实际上是乡土文学在“疆域”的延展和新形态，有学者称之为“脱域”的乡土文学；下接21世纪之后尚未完结的美丽乡村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客观上存在乡土小说叙事内涵的内在属性的延续性，乡村追求现代化的连贯性，它们都是乡土中国从前现代转型到现代的伟大变革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进程与时代宏大主题，其追求与转型尚未完结，2000年前后三十多年的乡土小说构成前后内涵基本一致、性质统一的，近乎“一体化”的整体。套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理路，当可看出，乡村现代性转型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然萌动，因此，我们将之统称为“新世纪乡土小说”；二是在本课题展开研究时，必然需要从历时和共时的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作为既是对比参照物又是历史连续统一体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小说势必被划入研究、比较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