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敦煌类书概说
研究敦煌写本类书《应机抄》，首先要了解传统类书的性质和范围、敦煌类书的特点以及传统类书与敦煌类书之间的区别，故而下文将对传统类书与敦煌类书的相关问题略作叙述。
类书是一种汇编各种材料供人查检的专业书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知识积累的必然结果。类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它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籍、知识进行分类，并按照某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将具有共同特点的一类知识或几类知识汇聚在一起，能满足封建社会帝王、学者们等不同的需求，在人类文化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类书在中国古代书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篇幅繁多。自魏晋以降，几乎历代王朝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编纂大型的类书，如《皇览》分40余部，全书800余万字；《艺文类聚》分46部，全书100万余字；《太平御览》共1000卷；《册府元龟》共1000卷；《永乐大典》共22877卷，约3.7亿字；《古今图书集成》共10000卷，约1亿6千万字。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言：“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学者们大多都认同这一说法，然而“类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的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全书共六十六卷，按四部分四十五类，其中子部三十三卷二十类中特设“类书类”。
类书类（以下原卷三十）。谨按此类以下《欧阳修集》无叙释。类书上，共四十六部，计一千六百五十卷。类书下，共五十一部，计八百六十五卷（以下原卷三十一）。[3]
《崇文总目》载：“广记五百卷，李昉等撰，原释，博采群书，以类分门。”[4]
由上文可知，《崇文总目》的部类中的确已出现了“类书类”，并在类书类《太平广记》下加小注，点明了类书的编纂情况。随后，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中，子部也设立“类书类”。自此，中国古代的正史目录中开始出现“类书”这一名称，并被后代广泛沿用至今。
由于类书的概念、范围一直以来没有统一、精准的定义，故古代书目关于类书的著录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形，如《通典》，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将其列入“故事”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政书”类，而历代史志、官私书目大多将其列入类书类或类事类。
然而，什么书籍是类书？古今学者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也成为研究类书领域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下面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学者们对类书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类书类序》云：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5]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类书的小序对类书的源流、利弊、功用做了总结，言辞较为含混，并未对类书的概念做出解答，但也触及了类书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张涤华先生于1943年出版了《类书流别》一书，该书认为类书是工具书的一种，性质与辞典、百科全书相近，与子、史书籍相差甚远。《类书流别》全书分义界、缘起、体制、盛衰、利病、存佚六篇，对当时人们认识类书的性质、功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对后世学者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书流别·义界第一》云：
由今观之，类书为工具书之一种，其性质实与近世辞典，百科全书同科，与子、史之书，相去秦越。语其义界，则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分部类，条分件系，利检寻，资采缀，以待应时去给者，皆是也。[6]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一书对类书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类书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兼具“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种特性。[7]
刘叶秋《类书简说》认为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以及其他许多事物，几乎无所不包，内容范围相当广泛，并从内容、形式、作用等方面对类书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8]
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与丛书》一书认为类书是一种采辑群书，将各种材料分类汇编，以供检查资料所用，它是中国工具书的一大类别。[9]
夏南强《类书通论》言：“类书是一种将文献或文献中的资料，按其内容分门别类，组织撮述；或者条分件系，原文照录或摘录的图书。”[10]该书对类书的功能也进行了阐述：“类书是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也是一种工具书。它既有供人查检的功用，也具备供读者系统阅读的功能。”[11]
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第四编《类书类》云：
类书是分类编纂有关资料的一种工具性书籍。许多遗文旧事往往通过类书得以保存下来，故有广闻博识的作用。由于它的主要内容是对旧籍中有关资料的重新离析、整理和排纂，因此仍然带有古籍整理著作的性质，与一般具有独立思想内容的书籍不同。[12]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云：
所谓类书是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中有关的资料，把它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次排比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检阅的工具书……类书与字典、词书一类工具书不同，而是属于古典文献工具书……类书并非任何个人专著，而是各种资料的汇编或杂抄。它的编者，往往是仅就搜集选择的资料，分门别类剪裁、排比和编纂，只有个别的加上编者按语或辨释、考证和校勘。[13]
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出版说明》云：
类书，是从前人的著作中摘取天文地理、史事轶闻、典章制度、名言警句、藻词俪语等等，分类排比而成的古籍。是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知识的汇集。[14]
兰州大学刘全波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一文通过分析古今学者对类书的看法、认识、定义、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将类书称为“资料汇编”远比“工具书”“百科全书”要准确，并从古代类书的发展历程来阐释自己的看法：“部分中、小型类书，甚至部分大型类书往往是作为童蒙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阅读材料存在的，当发展至一些大型的官修类书时，人们常利用它们翻检材料，此时类书才渐渐有了工具书性质。”[15]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对类书的概念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辞源》载：
采辑群书，或以类分，或以字分，便寻检之用者，称为类书。以类分之类书有二：甲、兼收各类，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海》《渊鉴类函》等。乙、专收一类，如《小名录》《职官分记》等。以字分之类书有二：甲、齐句尾之字，如《韵海镜源》《佩文韵府》等是。乙、齐句首之字，如《骈字类编》是。[16]
《汉语大词典》载：
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以门类分的类书有二：兼收各类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海》《渊鉴类函》等；专收一类的如《小名录》《职官分记》等。以字分的类书，亦有二：齐句尾之字，如《韵海镜源》《佩文韵府》等；齐句首之字，如《骈字类编》。[17]
《辞海》载：
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始于魏文帝时《皇览》。历代都有编纂，但多亡佚。现存著名的有：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其体例分专辑一类和合辑众类两种，后者居多。通常以分类编排，也用分韵、分字等方法。有些被征引的古籍，多有散佚，赖以保存了零篇单句，可供辑佚考证之用。[18]
由于对类书的概念、范围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导致了学者们对古今类书统计上数量的差异。张涤华《类书流别·存佚第六》对魏朝至清朝历代书目中所著录的类书进行统计，共1035种。[19]戴克瑜、唐建华《类书的沿革》第九章《现存类书书目》按朝代顺序对现存类书进行统计，得类书263种。[20]庄芳荣《中国类书总目初稿》统计得824种，其中扣除同书异名或疑为同书者，约得766种。[21]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云：“自六朝至清末，据历代艺文、经籍志著录，约有六百余种，其中大部分已经散失，今存者约有二百种左右。”[22]赵含坤先生《中国类书》对古往今来的类书做了编目叙录，并收录了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编纂的类书，其言中国古代所编纂的类书达1600余种（包括存疑的125种）。[23]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类书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类书是工具书的一种，性质与辞典、百科全书相近，如张涤华《类书流别》、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等。二、认为类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兼具“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种特性，如胡道静先生《中国古代的类书》、夏南强《类书通论》等。三、认为类书是依照门类编排而成的知识性资料汇编，如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出版说明》、刘全波《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等。本书比较赞成第三种观点，特别是刘全波《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一文的观点，因为从类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来看，类书最初仅作为一种阅读材料而存在，随后发展成为童蒙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到后来才发展成为供人检索、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书籍。然而，类书的工具书性质只是它的一个附属属性，故我们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不能忽略其本质特征。
敦煌类书，即敦煌莫高窟所出隋唐以来文献中的类书。敦煌类书主要流行于敦煌地区，极具地方性，以唐宋写本为主，故它与传统类书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现简述如下：一、与传统类书相比，敦煌类书大多残缺不全，且不能确定书名。一方面，敦煌地处西北边陲，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也时断时续，完整的书籍难以得到保存、流传；另一方面，敦煌文献自出土之后，便流散于中、英、法、俄、日等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人为或自然原因致使文献遗失和分散，难以补全完整。二、受当时敦煌地区历史条件的制约，敦煌类书大多是小本和节本类书，以便于人们简单方便地学习文化知识或根据个人、社会需求对原本文献进行删节。小本类书，如《杂抄》《事林》《古贤事》《珠玉抄》《应机抄》等。节本类书，如《类林》《籯金》《琱玉集》等。三、由于写卷的残缺或文中没有提及作者，导致许多敦煌类书的作者及编纂时间无法确定。四、敦煌类书中许多类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书，其编纂的内容不完整、体制也不完善。一部分类书从性质上看只是单纯的书钞或介于书钞与类书之间，与正统类书不符，但从内容上看依据一定的标准已有了简单的分类，如《勤读书抄》《应机抄》《类林》《籯金》《文词教林》《事林》《事森》《兔园策府》等。正是基于敦煌类书这些独特之处，且敦煌文献中类书的编纂时间正处于书钞与类书并存或由书钞过渡到类书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了解书钞和类书在发展过程上纵横交错的情况及其发展全貌，王三庆先生对敦煌类书的定义在传统类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对一些相关类书进行了解释说明：
凡属裁章节句，保其原文，标辞分隶或者分类隶录，勿论其是否成篇或用于科场文科，只要便于寻检，而无中心思想之分类写卷，尽属类书范畴。唯分类字书，如《俗务要名林》《正名要训》或《时样字书》之类，虽或分立部类，实与字书无异，则当排挤在类书之外，加以区别。至于《应机抄》《文词教林》及《新集文词九经钞》等书钞性质，敦煌目录学者之著录偶作类书，则以附录形式列入类书范畴中一并论述。[24]
在此基础上，王三庆先生又将敦煌类书（除道教、佛教典籍以外部分）分为9类，共收录42篇：1.书名冠首之类书：《修文殿御览》《励忠节抄》；2.人名冠首之类书：《类林》《事林》《事森》《琱玉集》别本；3.冠首不定之类书：《不知名类书甲》《不知名类书乙》等；4.近似类书之书抄：《不知名书抄甲》《勤读书抄》《新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5.类语体之类书：《语对》《籯金》等；6.类句体之类书：《北堂书钞体甲》《北堂书钞体乙》等；7.文赋体之类书：《兔园策府》《文赋体类书甲》等；8.诗篇体之类书：《李峤杂咏·张庭芳注本》《古贤集》等；9.问答体之类书：《杂抄》《节本珠玉抄》等。[25]
敦煌类书的整理和研究一直以来是敦煌学研究方面的重点，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对敦煌类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目前，学术界主要研究的是敦煌类书中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类书，如关于《修文殿御览》的研究有：黄维忠、郑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一文对P.2526残卷的时间、定名、作用进行分析，并对残卷进行校释；[26]许建平《敦煌本〈修文殿御览〉录校补正》一文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残卷重作整理，并对于一些误校、漏校之处进行补正。[27]关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研究有：郑阿财的《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对其体制、编纂动机、内容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28]郑炳林、徐晓丽《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一文改正了俄藏敦煌文献中6件被误定成《百行章》的《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的命名，并将所知的8件残卷缀合，还认为这些写卷与英藏、法藏本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应出自张氏归义军初期的敦煌文士之手。[29]关于《励忠节钞》的研究：屈直敏《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一书对《励忠节钞》诸写卷用功甚深，是目前学术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该书对诸写卷进行了叙录与校合，对引书进行分类统计并详细论述了引书的辑佚和校勘价值，分析了《励忠节钞》的性质、内容及成书背景与年代，又进一步论述该书在唐代知识体系与道德秩序方面的建构及其在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最后又论述了《励忠节钞》在归义军政权重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的作用和意义。[30]关于《籯金》的研究：郑炳林、李强《敦煌写本〈籯金〉研究》一文就各种《籯金》的写本特征、抄写时间及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31]郑炳林、李强《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上、下）》对李若立《籯金》的编撰时间、选材标准详加考证；[32]郑炳林、李强《阴庭诫改编〈籯金〉及有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阴庭诫对《籯金》改编过甚，其中语对事例附注很多解释出现偏差，并对阴庭诫改编《籯金》的社会背景及主导思想、阴氏家族的文化背景进行了研究；[33]魏迎春、郑炳林《敦煌写本李若立〈籯金〉残卷研究》一文以敦煌写本S.2053v文献为中心，比堪其他《籯金》写卷及其他敦煌写本类书，得知S.2053v为唐朝李若立编撰《籯金》抄本，并讨论关于此本收录条目的相关问题；[34]魏迎春《敦煌写本S.5604〈籯金〉残卷研究》对S.5604进行考证，并认为通过此写本我们可以了解《籯金》原貌。[35]
上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类书，学者们大多都通过著书、学术论文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大部分冠首不定之类书和残缺的类书研究较少，如《事林》《事森》《应机抄》《琱玉集》别本、《语对》、北堂书钞体之类书等，故敦煌类书的研究领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