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千年来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500年以前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在东爪哇，早期以杜板为代表，后期以锦石为代表。——1500—1800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前一百年以万丹为代表，后二百年以吧城为代表。——1800—1956年爪哇华侨人口中心开始自西向东移动，前一百年以中爪哇的三宝垄为代表，后五十年以东爪哇的泗水为代表。
既然爪哇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人口中心，那么在爪哇本岛上，华侨人口又是怎样分布？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索而又饶有兴趣的问题。当然，历史文献不可能为我们留下足以连续描述整个时期的分布变化的资料，但是根据片断的记载，也仍然可以摸索出若干移动趋势来。
自从10世纪到20世纪这么一千多年里，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中心大致经历了两次反复的变化，即分布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又自西向东移动。
从史料来看，大约在1500年以前，爪哇华侨人口以东爪哇为积聚中心，1225年南宋赵汝适写《诸蕃志》时曾说：杜板“居民架屋宇与中国同”[1]，这旁证当时杜板可能已有不少的中国移民。到明初（1413）马欢随郑和下西洋途经爪哇时，就不仅杜板甚至锦石和泗水也有许多中国居民，并且锦石华侨人口还超过杜板，因为锦石千余家尽是中国居民，而杜板千余家仅部分是中国居民。所以如果说宋时爪哇华侨以杜板为多，那么明时应以锦石为多，这个变化是与当时爪哇国际贸易港口的盛衰更迭密切关系的。“大约在1400年以前，爪哇最重要的商港是杜板……1400年以后，锦石变为爪哇的最重要港口。”[2]不过，不论是杜板还是锦石，都在东爪哇，即当时华侨人口中心应在东爪哇。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尽管七下西洋的沿途停靠口岸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从随同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游记里，以及随同郑和四次下西洋的费信游记里，我们大致可以推定郑和每次停泊爪哇，都只限于爪哇的东部，即杜板、锦石、泗水一带，二人的游记里都没有提到西爪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西爪哇还没有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因而同中国人关系较少。[3]看一看当时东爪哇的贸易情况，也可以对此置信无疑：前面曾经提到，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版图最大、国力最强的满者伯夷王国是建立于1300年前后，大约在一百年后，即1400年前后，国力抵达全盛时期，这时“通往稻米平原的北部海岸，诸如扎拉巴、杜板、锦石、泗水，都是船只汇集之地，商业繁盛，远近商人都来此贸易。从爪哇本岛运来的货物，有万丹的胡椒，马都拉的盐，巴蓝邦安（Blan Bangan）的椰油，从其地东部较小岛屿运来的货物，有摩鹿加的丁香、豆蔻，小巽他群岛的檀香，松巴洼（Sumbawa）和巴厘的棉布；从加里曼丹运来的物品有古泰（Kutei）的宝石和马辰的鱼干；从帝汶和旧港运来的物品有蜂蜜和蜂蜡；从苏岛运来的物品有犀角和象牙；从吉打（Keda）和霹雳运来的物品有锡和铅；从加里马达（Karimata）群岛运来物品是铁。而中国人则从更远的地方运来瓷器、玉石和丝绸。从遥远的阿拉伯来的船只则贩来印度大陆的粗细棉布、波斯的宝石和钻石。当时货币是稀少的，但满者伯夷的主要物产大米，却可以充当商品，又可以充当交易媒介，所以商人不至于被货币稀少所造成的货价低落所吓跑。”[4]
既然中国船只一般都停靠在东爪哇，那么随船而来的中国移民也就一般都分布在东爪哇。
但是这种局面进入19世纪就开始发生转变，首先是作为中国移民居住中心的著名贸易港口杜板和锦石相继衰落下去了，杜板因“多盗，故华人趣不肯驻”。[5]锦石则因水流湍急“而未尝泊船”，于是贸易中心移至邻近的饶洞（Yor tan）。[6]饶洞位于东爪哇Pasuruan地区，南距今之Bangil三英里。[7]
不久，爪哇的贸易中心又随着满者伯夷王国的衰亡和淡目（Demak）王国及万丹王国的相继兴起而逐渐西移。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垄断香料贸易，规定非葡萄牙人一律不得采购贩运，并且对各国商人征课重税，这就迫使各国商人纷纷南迁至万丹。[8]此后万丹就成为各国商船绕道马六甲驶入印尼的头一个商埠，[9]各国商人先后在此设立商馆，于是万丹就成为一个闻名东方的国际港口了。同任何一个东爪哇港口对比起来，万丹虽是一个晚得多的港口，[10]却是一个后起之秀，几乎取所有的东方港口的地位而代之。过去用来描写杜板、锦石等贸易盛况的文字，现在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描写万丹。换句话说，过去云集在东爪哇一带口岸的丰饶物质，现在都全部转往西爪哇的万丹去了。
万丹以外地区的产品，由爪哇船舶或其他船舶运往万丹：它们运来了东爪哇的盐，扎巴拉和雅加达的黄糖，望加锡和松巴洼的大米，加拉横和马辰的鱼干，雅加达、加拉横，帝汶、马辰和旧港的蜂蜜，巴蓝邦安的椰油，摩鹿加的香料，楠榜（Lampung）和斯列巴尔（Selebar）的胡椒，小巽他群岛的檀香，苏门答腊的象牙，巴厘和松巴洼的棉布，大霹雳、吉打、马六甲的锡和铅，加里马达的铁，班达和马辰的松香。
中国人则运来铅线、瓷器、丝绸、呢绒、金丝线、刺绣、针、梳子、伞、木拖、扇子、纸张；他们购买胡椒、蓝靛、檀木、丁香、肉豆蔻，玳瑁和象牙。
波斯人运来宝石和药品，并在此购买香料。
胡茶辣人（Orang Gudjarat）运来棉布、丝绸、科罗曼得（Koromandel）的花裙或万丹妇女刺绣用的白布。
葡萄牙人从欧洲和印度运来布匹等等。[11]
随着爪哇政治经济中心的西移，爪哇华侨人口的积聚中心也跟着西移，到16世纪末，万丹已有繁盛的华人居住区，拥有华侨数千人，其中富商还侧身贵族社会，位居显要，充当港务官（Shabandar），掌管航海贸易。[12]
进入17世纪，西爪哇仍然继续是华侨人口的中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所不同的是代表城市由万丹改为吧城，荷属东印度公司为了要把一切贸易都集中到吧城来，使用各种强制利诱手段，一方面对驶达吧城以外港口的船只课征重税，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华侨贸易集中在吧城；[13]另一方面又采取行政措施，禁止中国船只航驶其他港口，1759年公司明令规定“中国船只不得航驶望加锡、Banjer、马六甲、Pasir、Koetai等吧城以外地区”[14]。1767年公司又进一步颁布“航海经商条例”，明文规定“一切来自北方和摩鹿加群岛的船只，除了吧城港口，一律不准停靠”；“中国船只只准在吧城和马辰两地通商”；“万丹以西地区，非持有吧城公司执照者，一律不准航行贸易”；违者船货充公。人员拘捕。[15]一直到公司关闭之后，即1825年，中爪哇的三宝垄和东爪哇的泗水才对中国船只开放。[16]所以在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统治期内，吧城始终是中国船只的唯一停泊港、中国移民的唯一登岸地，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吧城成为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聚集地。当然中国移民在吧城登岸之后还会向其他地区扩散，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乏谋生的机会，都会在第一个登岸地居住下来，何况当时华侨的主要经济事业（如糖酒等）都在吧城，新来的中国移民在吧城当会比之其他地方更易于谋生。
公司时期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西爪哇？这是很难加以回答的，特别是数量上的回答，固为缺乏足够的统计数字，同时也不存在这种统计数字。荷兰人是直到18世纪末叶才算完全占领爪哇，在此以前，他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有关华侨人口在爪哇各地的分布情况；在此以后，第一次对爪哇全岛进行人口调查的，并不是荷兰人，而是英国人，即莱佛士在统治爪哇期内，为实行土地税制于1815年进行过一次土地和人口的调查。现在我们只能根据这份稍后的材料来倒推公司时期的情况。
根据这次调查，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是中、东爪哇各占19%，西爪哇占62%，西爪哇的巴达维亚州则占56%，而巴达维亚州中则又以吧城独占鳌头。就华侨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来说，也以西爪哇著称，约占6%，（其中巴达维亚州高达16%，吧城高达9.2%）；而中爪哇则仅占0.6%，东爪哇仅占2.5%。过去曾经一度是华侨聚居中心的锦石，现在竞衰落到只有华侨40人。[17]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1815年爪哇华侨人口主要是聚集在西爪哇，特别是吧城。这种分布面貌只是反映英国人占领爪哇期内的华侨人口状况，当时英国人已经完成产业革命，正在以其强大的工业优势和海运优势，竞相海外争夺市场。总督莱佛士进驻爪哇之后，就大力宣扬和推行自由贸易，[18]废除荷兰人在商业和航运上的垄断限制，允许华人船只自由航驶爪哇各地口岸。船只的自由航行和经商的不受限制，定然会刺激华侨人口之向其他口岸扩散。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大致可以想见在此以前，即17、18世纪公司禁令森严、限制繁多的情况下，华侨人口之集中在西爪哇和吧城的程度了，换句话说，其集中程度一定要远甚于1815年。
表2—1 1815—1956年爪哇华侨人口分布
续表
进入19世纪之后，爪哇华侨人口中心自东向西移动的进程就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进度放缓，而且逐渐出现改向的趋势，即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中心又再度出现东移的迹象。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将东、中、西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比重排列在一起，并且每一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华侨人口较多的州为代表州，其比重数字用括号来表示，这三个代表州的华侨人口合计起来占爪哇华侨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表2—2 1815—1956年爪哇华侨人口分布比重
西爪哇华侨人口占全爪哇华侨人口的比重，19世纪初是62%，19世纪中叶开始下降，此后就一直停留在45%左右。东爪哇华侨人口的比重，在整个时期几乎一直是在上升，到20世纪中约占爪哇华侨总人口的1/3。这个进程目前还在继续，并没有出现中止或改向的端倪。至于中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比重，则有升有降，看来很像一个过渡地带：1900年以前，分布比重从19%上升到35%，即上升了16%，这个幅度几乎就是西爪哇华侨人口的下降幅度；1900年以后，中爪哇分布比重从35%降到24%，即下跌了11个百分点，而同期东爪哇华侨人口分布比重的上升又几乎恰好就是这个幅度。换句话说，前期西爪哇分布比重的所失，几乎恰好就是中爪哇分布比重的所得，而后期中爪哇分布比重的所失，又几乎就是东爪哇分布比重的所得。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19世纪以来，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是自西往东移动，中间还有着一个过渡地带。
从三个代表州的人口比重升降，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变化，所不同的是三个州的比重升降，除了反映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移动外，还反映同一地区之内州与州之间的移动，后一移动也就是大小城市之间的分布移动。因为一般说来，这三个代表州都是各地区比较富庶和繁华的州，虽然华侨人口有过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分布更多是向僻远的小城市移动，这个移动到近期就更加明显。例如吧达维亚州在150年不到的时间里，华侨人口分布比重就从56%下降到26%，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同期整个西爪哇的下降幅度还不到1/3，这就是因为该州华侨人口的分布除了向其他地区移动之外，还有向本地区其他较偏远的州移动。三宝垄的情形也一样，分布比重先从期初的2%升至12%，接着又下降到期末的7%，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变动幅度都在50%以上，而同期整个中爪哇虽然升降起伏一致，但升降幅度则不及50%。泗水的情形就更加如此，分布比重开始是大幅度上升，1930年之后就显著下降，而同期整个东爪哇的人口比重则始终是不断上升。
至此，我们纵观一千多年爪哇华侨人口的分布变化，大致可以这样结论：迄1500年为止，华侨人口中心始终是在东爪哇，1400年以前以杜板为代表，1400年以后以锦石为代表。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华侨人口中心自东向西移动，前一百年以西爪哇的万丹为代表，后二百年以西爪哇的吧城为代表。在1800—195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人口中心西移的速度逐渐减慢，并且开始改向，自西向东移动。前一百年以中爪哇的三宝垄为代表，后五十年以东爪哇的泗水为代表。目前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1] 《诸蕃志》卷上，苏吉丹条。
[2] 萨奴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印度尼西亚文版，第248页。
[3] W.P.Groeneveldt：《中国古籍中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Historical Notes on Indonesia & Malaya，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 rces），1960年单行本，第56页。
[4] Furnivall：《荷印多元经济》（Netherlands India，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1944年版，第9页。
[5] 《东西洋考》卷四，“思吉港”条。
[6] 《东西洋考》卷四，“思吉港”条。，“吉力石（Gresik）有王百余岁。能知吉凶，国在山中，贾舶仅经过其水橘而未尝泊船，彼民出诣饶洞（yortan）与华人贸易，华人所泊者饶洞也”。
[7] W.P.Groeneveldt：《中国古籍中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第56页。
[8]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134页。
[9] Furnivall：《荷印多元经济》，第26页。
[10] Van Leur：《印尼贸易与社会》（Indonesia Trade and Society），1955年，第137—141页。
[11]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135页。
[12] Van Leur：《印尼贸易与社会》，第138页。
[13] 竹林勋雄：《印度尼西亚华侨发展史概况》，见《荷印华侨》一书第一集。
[14] 《荷印布告集》（Nederlandsch Indisch Plakaatboek），第7卷，1759年12月14日，第357页。
[15]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242—243页。
[16] P.J.Veth：《荷印地理及统计辞典》（Aardrijkskundig en Statistisch Woor-denboek van Nederlandsch-Indie），第Ⅰ卷，1869年版，第632页。
[17]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309页。
[18]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215页；又第Ⅱ卷，附录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