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旧世界的机会

梭罗在他著名的散文《步行》（“Walking”）中，将他从东部走向西部的旅途比作是从城市走向乡野：“我向东时步履维艰，向西时却步履轻盈……让我随性择居吧。这边是城市，那边是荒野，我离城市越来越远，一步步隐于荒野。假如这并非当下的主流倾向，我所讲的便不值一提。我必须举步走向俄勒冈，而非欧罗巴。”（668）[1]

认为西部是自由之地便是所谓的“主流倾向”。可以说，“荒野”是整个美国文学中最具力量的原型之一。在梭罗想象的美国地理中，“荒野”是城乡的分水岭。他在无限讴歌美国西部之时，公开拒绝一切与东部有关的品质：城镇化、发达的贸易体系，以及从旧世界继承而来的堕落的生活方式。更有甚者，他呼吁人们为纵情荒野、追求自由，干脆忘却故土。他写道：“我走向东方是为了追溯历史，学习文学艺术，追踪民族的历史脚步，然而，走向西部却是怀着冒险精神，迈向未来。大西洋就是忘忧河。跨越大西洋就是遗忘旧世界以及它的种种弊端的良机。”（668）

遗忘旧世界城市文明是美国超验主义时期绝大多数作家的愿望和心声。如果“遗忘”是一种姿态，它便揭示了美国历史文化中，西进冲动的根本动机：西部就是一块可以重新书写民族命运的白板。英国作家劳伦斯（Lawrence）在他极具开创性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中认为，对美国民族而言，最具象征意味的行动就是杀死“父亲欧洲”（Father Europe），其次是顶礼膜拜荒野。对待“荒野”的根本情愫之一就是遗忘（旧世界）。

问题是，我们能遗忘什么呢？或者说，能抹杀掉什么呢？到了21世纪，我们对荒野这个原型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认为它是旷野、处女地或者无限的“静空”。荒野原来含着“有”，只是我们的文化“教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视而不见。当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荒野”里有什么。事实上，在整个西进运动期间，生态体系被绘制，独有的植物区系被开垦，动物和土著人民被猎杀，原始文化被根除，自然水系被改道。原来，生态体系是被诅咒的对象，自然环境是推土机横行的场所，被挖得千孔百疮，最终惨遭破坏。这些，我们都知道。问题是我们好奇的认知器官钝化了，对此视而不见。“荒野”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概念。梭罗的“荒野”观就是让人们尽情地遗忘。

我们在西进运动中还遗忘了什么呢？梭罗将大西洋称作“忘忧河”，要人们忘记美国文化在旧世界里的源头，或者要人们在创建新世界时压制寻根溯源的冲动。梭罗的《步行》就是只他一人参与的“环法赛”，是他于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系列讲座中的名篇，尘封箱底，直到1862年才见刊。毫无疑问，《步行》就是梭罗意欲摆脱英国文学传统的“独立宣言”。他写道：

从吟游诗人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湖畔诗人，包括乔叟、斯宾塞、弥尔顿和莎士比亚，并未呼出一丝新鲜的气息。换言之，他们的作品并未有一丝荒野的味道，文质彬彬，是受过教化的文学，与希腊和罗马文学一脉相承。他们的作品中即使有荒野，也只是森林，即使有狂野的人，也只是个罗宾汉而已。他们的作品里有对自然铺天盖地的爱，却不见自然的踪影。他们记载的历史中有野生动物灭绝的事实，却没有关于狂野的人何时消亡的只言片语。（676）

蔑视英国文学是超验主义作家的典型态度。爱默生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和《论自助》（“Self-Reliance”）中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公然拒绝英国文化在美国并不意外。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他的《常识》 （Common Sense）中，以政治术语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在美国政府制定的《独立宣言》中，英国国王乔治还被谴责为邪恶和腐败的国王。

拒绝英国文化并不仅仅体现在美国拍打胸脯的粗鲁举动和呼吁革命的地缘政治话语中。梭罗拒绝英国文学，尤其是湖畔诗人的作品，因为那些诗作过于“温文尔雅”（tame and civilized）。一如狼、野猪和欧洲野牛从英国的原始森林中消失一样，英国的狂人也消失殆尽了。因此，研读英国诗歌与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没什么区别。这两种语言正是梭罗在哈佛大学学过的。在他看来，这两种语言与自己在森林中的生活毫不相关。在梭罗的想象中，狂野的美国文学不应该带有旧世界任何堕落的影响和因素。爱默生在他的《诗人》（“The Poet”）一文中，同样呼唤独立的美国文学，于是，我们便有了只会发出“粗俗噪音”的惠特曼。爱默生起初对惠特曼赞许有加，但后来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

不过，梭罗在《步行》中呼吁的荒野文学却有名无实。他不无遗憾地写道：“我仍未看到能将渴慕荒野之情尽释的诗。”（677）显而易见，他设想在美国的土地上，将来会孕育出自己的神话，就如同古希腊神话“诞生于土壤还未耗尽，人类想象力还未枯竭时的旧世界”（677）。梭罗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世界诗人都能从美国神话中获得灵感”（677）。由此而言，空洞的“荒野”文学概念只能是呼吁人们遗忘传统的徒劳口号，因为“荒野”实际上指的是将先前的书面文学一笔勾销（口头神话除外）。梭罗嘲讽的近期目标就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湖畔派诗人的作品。殊不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今天看来，依旧是公认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梭罗贬低英国作家的言论中带有明显的嘲讽意味，因为在同篇散文里，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还以欣赏的语气引用他们的言论。他引用乔叟来支持自己关于朝拜的观点，引用弥尔顿的《黎西达斯》（Lycidas）来支持自己的西进主张。他还饶有趣味地引用了有关华兹华斯的轶事：“当一位游客要华兹华斯的女仆领自己去看看她主人的书房时，女仆回答说，‘这儿是他的图书馆，但书房在户外’。”（663）梭罗这番引用，为的是呼吁人们放弃刻板的书本学习，去户外沉思漫步，而这正是源自华兹华斯的主张。熟悉华兹华斯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梭罗《步行》一文的主要观点，恰从华兹华斯的《劝导与回答》（“Expostulation and Reply”）和《掀翻课桌》（“The Tables Turned”）两诗得来，因为两者都表达了厌恶枯燥、无多关联的书本学习和向往漫游自然界的思想。梭罗的“西进”象征无疑取自华兹华斯的《西行》（“Stepping Westward”）。当然，他做了发挥。《西行》描述的是诗人与妹妹多萝西的一次荒野散步经历。那里是苏格兰高地“最寂寞的地方之一”。[2]联想到梭罗对荒野的偏爱，《西行》让人想起西行就是一种“荒野的命运”：

“什么？你要西行？”——“是的。”

那会是一种荒野的命运，

如果我们这样漫游，

远离家园，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成为被偶然性作弄的对象；

但谁会裹足不前，屈服于恐惧，

没有家园，没有庇护又何妨？

美好的天空总是在远方。[3]

此后的两节，“西行”的象征进一步扩展到“穿过茫茫无边的前方/走向世界”（25—26行）。投身未知的茫茫荒野，不免使人浮想联翩，萌生人生思考，而这些正是华兹华斯诗作彪炳史册的鲜明特征。

问题是，梭罗在同一篇散文中不断引用华兹华斯的作品，却又极力否定湖畔诗人的影响。他这是怎样的动机呢？梭罗是自我嘲讽，还是自我分裂了？或许只有借助新弗洛伊德心理批评，才能解释这种怪异的现象。关于作家所受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用“影响的焦虑”概括过。[4]简言之，“影响的焦虑”指的是任何作家只有象征性地杀死对他/她有影响的前辈作家后，才能为自己的创作开拓出一片专属空间。然而，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内心纠结却与梭罗《步行》中流露出的那种闲适风趣的语气相悖。事实上，梭罗一边拒绝英国文学，一边又引用英国作家和古希腊、罗马文学。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矛盾的做法恰恰代表了美国对欧洲荣耀时刻，怀有的粗鲁态度和不敬之心。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对此也有所体现。这与梭罗模仿富兰克林与詹姆斯·奥杜邦（James Audubon）的做法并无二致，他戴一顶浣熊帽，穿一件带流苏的皮衣，将自己打扮成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出现在诧异的盎格鲁-欧洲观众面前，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姿态而已，除了获得一丁点儿戏剧效果之外，并无深意。

果真如此吗？我们能想象得出，这是梭罗既拒绝又欣赏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真实意图吗？如果我们从政治、心理学和戏剧领域做出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可行的解释方法呢？对于像梭罗这样赋予居住地极大意义的作家，详细考查他的“精神地理学”（mental geography）或许就是一条蹊径。梭罗与很多美国作家一样，东方与西方在他们的精神地图上，是用完全对立的范畴体现的：城市与乡村，驯服与狂野，屈从与自由，文明与蛮荒，等等。这些表面上的二元对立项，从本质上讲，是极其不稳定的。由于存在先天的本体论缺陷，对立项中的任意一项都会变成另一项的一部分，因为对立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对另一项的否定或者缺席。换句话说，任一项都不是本质的、独立的存在。可以说，梭罗调侃式的讽喻源于伟大美国神话背后非此即彼的逻辑悖论：美国北方的自由制对应的必然是南方的奴隶制；开垦荒野必然要对原住民肆意妄杀。所谓的荒野精神就是毁灭与滥杀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