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辑

读才俊华文 怀学术前贤

蒲文成

2015年，是李文实先生诞辰100周年。在此之前，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不少熟知先生的同志或撰写文章，或参与讨论，从各个层面回顾文实先生的学术生涯，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文实先生是西北地方史研究专家，是青海省最著名的学术前贤，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功力深厚，为人质朴、敢于求真，道德文章，都堪为师表，是青海省学界泰斗人物，素为我等后学所景仰。先生生前，我曾数往府上，向先生请教学术，聆听教诲，颇受教益，尤其对先生凭借文献资料，结合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西陲羌藏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对他驾驭汉语言的深厚功力，敬佩之至，如高山仰止，也常为他的青春年华未能用于学术研究而叹息。记得在先生85岁诞辰时，我曾与青海省学界的数位老先生亲往先生府上，献贺联祝寿；2001年，先生的大作《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正式出版发行时，我曾撰文《循名责实，古为今用——评李文实先生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刊登于2001年12月9日的《青海日报》上。这些都从心底表达了我对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在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中，我有幸拜读了一些才俊的回忆评价文章，进一步加深了对先生的认识。

一 不凡而坎坷的学术生涯

文实先生是青海化隆人，毕业于私立齐鲁大学，为顾颉刚先生的高足。顾颉刚（1893—1980）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研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二人一生学术往来，过从甚密。顾颉刚先生的公子顾潮先生在其《李文实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交谊》一文中，回顾了师生二人一生的学术交往和友谊：二人从1937年2月在南京蒙藏学校最初相识，顾先生即热情鼓励文实先生搜集青海民俗资料。同年10月，顾先生在西宁重逢文实先生，文实先生向顾先生介绍西北军政学界情况，受到顾先生赏识，二人感情日笃。1938年8月，顾先生因创办湟川中学事宜再来青海，为文实先生书赠“万山不隔中秋月，百年复见黄河清”墨宝。1940年6月，文实先生作为青海的保送生，到成都齐鲁大学参观，又恰遇在该校国学研究所任教的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勉励青海学生“努力学业，建设边疆”。翌年，文实先生入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习，顾先生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文实先生“学习优秀”，“在班上名列第一”，二人“在学术上多有交流，相知甚深”。自此，二人书信不断，书信内容多涉及学术，有些刊载于顾先生创办的《责善半月刊》的《学术通讯》。鉴于当时我国边疆问题日益突出，1941年3月1日在成都成立边疆学会，文实先生被顾先生推荐为“边疆工作可用人才”，参加学会，并因文实先生娴熟蒙藏语文，请他暑期去学会工作。其间，经顾先生引荐，文实先生与韩儒林、冯汉骥、黄文弼等学术大家相识。抗战胜利，文实先生被顾先生邀去北碚修志馆工作，与当时在该馆工作的史念海先生结为好友。史先生高度评价文实先生，称在认识文实先生之前，“数闻颉刚先生道及”，“独多称道”，“已知其不凡”；相识后，“获聆其娓娓言辞，仿佛泉涌，而又头头是道，不禁为之心折”。此后，顾先生又邀文实先生去江苏省立徐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为顾先生整理文稿。1947年秋，文实先生赴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6月，顾先生应请赴兰大工作，讲授“上古史研究”课。文实先生帮助顾先生整理授课笔记，在顾先生负责的《西北边疆周刊》任编辑，并帮助照料顾先生的生活起居。1950年，文实先生应顾先生之邀赴上海，为其《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的撰写来搜集和整理材料，顾先生称文实先生为他提供“历史、地理、语言和风俗特别多，给我以不少的启发，使我不致冥行迷路”。同时，文实先生通过与顾先生的学术交流，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可惜文实先生学术思想趋于成熟，本应大显身手，不幸蒙冤入狱近三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文实先生获释后，依然与顾先生有书信来往，探讨“鸟鼠同穴”等学术问题，恢复羌戎文化研究，连续著文数十篇，继承延续了顾先生的学术事业。顾潮先生的文章写得真切感人，基本勾勒了文实先生的学术成长史。

兰州大学王希隆教授披读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重申文实先生与顾先生的学术交往和友谊，称二人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赞誉文实先生学习成绩优秀，“文字功夫、历史功底优异”，“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的诸多工作”，“代理过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对兰大历史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寄希望于青海的同志们，整理文实先生一生的经历，进行研究。

二 敏锐创新的学术思想

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的张廷银先生，以及青海省的安海民、阿忠荣先生等，均为文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受教三年期间，对文实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交往史时有耳闻。他撰文称顾先生“与文实师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学术交往”，从顾先生对文实先生期许奖掖、人品肯定和二人密切交往三个方面，充分论说二人的交往和友谊，评说文实先生的品格和修养，作者以大量实例说明，令人信服敬仰。关于二人的密切关系，顾先生在日记中提及文实先生的多达253处，仅此足见一斑。作者在钩述二人学术交往史实的同时，用许多笔墨反映了文实先生敏锐创新的学术思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师长的仰慕和尊敬。文实先生聪颖好学、思路敏锐，很早就表现出史学研究才能。早在1940年，顾先生即称文实先生是“边疆工作可用人才”。1946年，顾先生又高度评价文实先生是当时治明清史和西北史方面最优秀的青年史学家。他对文实先生的才能充分信任，其《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南明史稿》等不少书稿交由文实先生整理。顾先生不仅以文实先生为学生和助手，亦视为同道和学友。文实先生很早就提出，土族自称“土古家”“土户”，实均为“吐谷浑”一音之转；吐谷浑亡于吐蕃后，“其子孙已全为吐蕃和西藏所同化”。文实先生对青海方言“门”“瓜子”（傻瓜）的探讨都有很多新意。根据自己的观察，解释“鸟鼠同穴”，“盖高原地区植被稀少，兼多风沙，鸟类艰于作窠，遂多因地借栖于鼠洞，乃生态环境使之然也”。这些观点均被顾先生采纳。

中央民族大学菅志翔先生的《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兼评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是一篇很有分量的研究青海民国史的长文。该文借李文实先生对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原因的分析思路，来探讨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研究青海民国史的路径和研究意义。文章认为，文实先生从分析马氏家族兴起的历史背景、地理因素、人际关系三个方面入手，探讨马氏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最后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历史背景方面，分析马氏先祖两卫京师、晚清西北动荡、处理青藏问题得当、审时度势迎降国民军等，“将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在其自身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和评价”；地理因素方面，文实先生认为马氏家族的兴起，有着河州的地理优势、青海多族群杂处的地方优势和割据条件、河州回民兼营“汉番”的生存技能，以及当时“藏事纷扰、红军西征，以迄日寇入侵”等政治地理形势等，提示我们“青海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一直以来都以整体形式发挥着影响”，“需要在足够深广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交结中研究一个具体时空”；人际关系方面，文实先生认为马氏祖孙有过人之处，如其先世“慷慨好义、乐善好施”，“虚怀若谷、用人唯贤”等，这提示我们“人才是历史的主题，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中的行动者”及其与“一般群众的关系”。作者深刻总结了文实先生的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表现了先生敏锐创新的学术思想，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研究借鉴。

三 令人称道的研究特色

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先生系文实先生好友史念海先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从文实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关系角度，谈文实先生对该刊物的贡献，说从1988年到1994年间文实先生为期刊写过7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昆仑山及三危地理、噶斯池和噶斯山口、“吐”之名来由、雍州地理等的考释，门源访古，以及对西陲一些地名的语言学考察，称文实先生“生于河湟之间，熟悉地理环境，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早年师从顾颉刚先生受过专业训练，因而从事山川研究得心应手”，“常发前人之未发，而且分析透彻、议论全实”。称赞他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青海民族大学的陈强教授从文实先生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探析其文史研究特色，言简意赅，颇具总结性。他通过分析文实先生的一系列研究事例，认为文实先生研究文史注重史料考辨，史料与阐释互为辅助补充，从细微处发思，做出新的解释，考据翔实，见微出新；治学严谨，讲究追本溯源，考察地名、俗语，言其古今演变，找出真实出处，还原历史本真；考据谨慎，求真细心，敢于质疑不实的历史说法，进行纠正，通过辨伪求是、破旧立新，还历史于真实；研究不人云亦云，敢于立言，即使对佛法传入中土的时间之类的定论，亦敢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注重文史研究的现实运用，始终贯穿民族统一、文化共建思想，不讳忌民族的同化和融合，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总之，文实先生研究文史的这些方法、特色和观点，对于“研讨民族文化，包括研究民族发展问题，都有着基础性的指导意义”。

四 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

文实先生曾著有《建文伪史辨证》《清代传记文选注》《左宝贵传》《义和团运动》等。先生一生研究羌藏文化，成果最为丰硕，其《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集其研究之大成。后来才俊沿着先生的足迹，继续探究，实受到先生研究之启迪。羌藏同源是文实先生一直坚持的学术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青海民族大学的先巴教授著文《羌藏关系新论》，评述羌藏源流学术史，在梳理汉、藏史料和汉、藏、羌等民族古史传说的基础上，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羌藏关系诸说中，羌藏同源异流说是历史的真实。文章引经据典，资料翔实，颇有说服力，是文实先生羌藏文化研究的延续和深化。

青海师范大学杨建青教授著文《古羌与古羌文化琐谈》，厘定古羌与古羌文化的人文定义；在羌戎关系上，主要依据文实先生关于“戎是羌的另一名称”、戎是“羌族中已从事农业的族人”等观点，廓清羌先于戎、戎属于羌等概念；在氐羌与羌戎关系上，主要根据文实先生的观点，认为氐乃地名，氐羌系氐地之羌，羌“入中原后改从农耕，便改称为戎，古时称羌戎”；在西羌与东羌的称谓上，主要依据文实先生的考证，认为“把内迁的羌人称为东羌，则把仍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人称为西羌”；从“古羌”的称谓，说氐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民族源于氐羌”，“是以后中华民族的主源之一”，亦以文实先生的观点为主要依据。

文实先生诞辰百年，离我们而去已有十多年，但先生的音容宛在、教诲不忘。近读一些才俊的回忆文章，先生的道德才华更为清晰，形象更为高大，令人敬仰，他将永远是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