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林岗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底，杨汤琛把《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放在我的案头，让我写几句话。看着封面，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磨砺。八年前她的博士学位答辩就已经顺利通过了，论文的题目叫作《晚清域外游记研究》，我是导师。记得当时她对自己的论文不甚满意。我没有想到她会耿耿在怀，追求完美。八年来除了教学，她忙的就是这一件事。古人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从定题写作到如今告成出版，她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愿意有恒心、持久地将一件事臻至完美，这使我深感告慰之余又佩服她水滴石穿的恒毅。

晚清域外游记自20世纪80年代被出版家再次发掘编辑重版以来，已广为学术界重视。对它们的探讨虽说不上是有多热的热点，但这批文献始终吸引了研究者持久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批游记的作者大概可以归入近世海通以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意味深远。既代表了一个固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初始的崩裂，也代表了一个外来的世界观、价值观，总之就是现代性的植入，当然更代表了身处这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社会进程中的人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既可以从观念、思想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情感、心理的角度来观察，又可以从文学形式、文体风格的角度探讨其变化。这大概就是晚清域外游记的文献与其他文献的不同之处和它们的吸引力吧。我自己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而只是略有旁及，读过杨汤琛这部大著之后，深觉这是一本晚清域外游记研究的集大成的专著，不但厚重，而且全面。作者以现代性为贯串，触及这批卷帙浩繁的域外游记的方方面面，勾勒了它们清晰的演变图像。她将这个题目写成了开卷有益的好书。做文学专业研究的人读了，会有专业的收获，而不做专业研究的人，读了杨汤琛笔下描绘的晚清士大夫“走向世界”千辛万苦的历程，也会浮想联翩，获得启示。

今天的中国已经迥乎不同晚清，真正是“旧貌变新颜”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现代中国彻底取代了一个羸弱而哆嗦的晚清中国。然而我认为，从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艰难所昭示的教训依然值得回味，它的意义并不随国家的强大而变得毫无价值。一般来说，反思皆来自失败和挫折，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但中国似乎非大失败和大挫折不足以触动反思。国家一旦面临前进路向需要改弦更张的历史关头，所费的时间更长，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暗合船大调头难的道理，反正晚清的中国自我认知的历程昭示的就是如此。

我相信，有些紧要的历史关头，人事的努力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如果社会演变的每一步都是冥冥中先行安排好了的，那人纯粹就是必然性的奴隶了。以这种观点看晚清乃至清朝全盛时的情况就可以明白，清朝其实是有很多机会让工业社会来临之时奋起追赶，至少不表现得那样仓皇失措。1792年乾隆六十大寿，英国派遣使团到承德觐见贺寿。那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间不久，贸易完全有求于中国，故带来大量“贡品”。当中有远比明代“红衣大炮”先进的攻城利器臼炮，连制造工程师和炮手都带来了，准备炫耀一番，打动清廷，但乾隆及其臣下却无人愿意观看演示。这些炮下落如何，无人知晓。据说火烧圆明园之后，废墟里曾经找到过一门。那说明这些本可致富强的利器只当了摆设。如果乾隆稍有眼光，仿制学习，至少日后鸦片战争可以不输得那么惨。光绪初，郭嵩焘奉使英法。他将出使见闻思考和所观察到的西人的“富强之术”，辑为《使西纪程》上报朝廷。孰料掀起轩然大波，终至于毁版罢官。这说明朝廷内明白天下大势的重臣强吏大有人在，只是不受差遣重用而已。出洋之前慈禧召见，明明说过“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慈禧也许知道，也许瞎说。而事实是郭嵩焘的先见之明惹得顽固派不满起来，为了平衡“物议”，郭就被抛弃了。要是像郭嵩焘这样的大臣得到重用，朝廷也许会有不同的命运。由英国使团来觐见到鸦片战争，有将近半个世纪；由光绪初郭嵩焘出使到辛亥革命，有将近四十年。上苍所给予的时间不能算短，可是都白白地浪费掉了。还有一个例子，以中体西用思想为纲的社会政治改革设计《校邠庐抗议》1861年就有抄本流传，那时尚是咸丰十一年。又过了二十四年至1885年，那时作者已殁后近十年，才有刻本流传，但朝廷始终没有及时采纳。与日本相比，相当于鸦片战争丧权辱国事件的是1853年美国佩里率舰队进入江户的“黑船事件”，自此再过十四年至1867年，德川幕府“大政奉还”，一个俨然现代的国家政治上层架构初露雏形。

晚清中国的现代之路走得实在蹒跚迟缓，列强的威逼压榨固然是一方面，但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主导国家的士大夫集团的自我认知能力的严重欠缺，其中纵有一二先觉之士而终寡不敌众。薛福成算同光年间有见识的朝臣了，连他也要到了1890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亲见西洋世界种种事物，始信“侍郎之说”为真。而这时距郭侍郎的《使西纪程》被毁版至少已经十三年了。同样，第一位出使大臣斌椿要到了身在海轮之上，看见远船微露樯帆，才认同“地球之圆，非臆说也”。这距离利玛窦带《坤舆万国全图》到北京已经超过两个多世纪了。中国的固有思维传统，凡事讲究“按验”。未经“按验”者，多被轻蔑或束之高阁；而一经“按验”，亦有可能奉若神明。在一个急速转变中的世界，凡事讲究“按验”，新知识、新学理、新事物的传播就受到极大的延缓。在局限的时空条件之下，毕竟能亲见亲历的人少，有兴趣撸起袖子亲身“按验”新知识、新学理的人更少。如果那些身居高位治理万民的“劳心者”不能及时“按验”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新知识、新学理，那就要等待更大的失败、更大的挫折来教训他们。中国人近世的自我认知与失败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关联，完全从一部晚清域外游记的历史就可以印证。

以上是我读了杨汤琛这部穷十年之功的力著获得的一点感想。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草于201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