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文化区的出现

在北京的西郊地区，宗教文化的出现始于唐代至辽金时期，其代表就是一些著名宗教建筑的出现。据相关文献记载，较早建造的寺庙有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寺等。这些寺庙，有的建于唐代，有的建于辽金时期，是西郊地区出现宗教文化的最早见证。

如卧佛寺，始建于唐代，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清世宗曾作有《十方普觉寺碑文》，述其事曰：“西山寿安有唐时古刹，以窣堵波为门，泉石清幽，层岩夹峙，乃入山第一胜境。寺在唐名兜率，后曰昭孝，曰洪庆，曰永安，实一寺也。中有旃檀香佛像二，其一相传唐贞观中造，其一则后人范铜为之，皆作偃卧相，横安宝床，俗称卧佛。见于纪载诗歌者屡矣。”[1]该寺到清世宗时赐名十方普觉寺，卧佛寺为历代俗称。

卧佛寺在唐代称兜率寺，而房山上方寺亦称兜率寺，可见北京地区有两座兜率寺。而永安寺之名始于金代，昭孝寺之名始于元代，正史中皆有记载。唯洪庆寺之名见于明代，时人李东阳曾作诗称：“都城西下石桥东，十里川原四面通。僧饭午钟洪庆寺，洞萧凉月静虚宫。邻多鸡犬知村近，祭有田园及岁丰。兼是白头归老地，未论丘首得相同。”[2]时人黎民表亦作诗称：“亭亭垂翠盖，趺坐一僧来。梁栋非吾事，青黄是木灾。枝连拂衣石，凉荫译经台。樗散拼人弃，摩挲愧汝才。”[3]可知寺中设有译经台，而寺中的马尾松亦颇有特点，引人注目。关于洪庆寺的记载，最初见于明宪宗所作《寿安寺如来宝塔铭》碑文，其后又见于《帝京景物略》，皆为明朝文献，而清世宗之文则为转述明人之著述。

又如香山寺，始建于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三月，史称：“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4]这应是在西郊地区最早由帝王敕建的寺庙。由此可见，西郊地区的宗教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高宗在乾隆十一年（1746）曾作有《香山寺诗》，诗前小序称：“寺建于金世宗大定间，依岩架壑，为殿五层，金碧辉映。自下望之，层级可数。旧名永安，亦曰甘露。予谓香山在洛中龙门，白居易取以自号。山名既同，即以山名寺，奚为不可。”

清人又称：香山寺“本辽中丞阿里吉舍宅为之。殿有二碑，载舍宅始末。光润如玉，白质紫章，寺僧目为鹰爪石。旧云：寺即金章宗之会景楼也，金大定二十六年重建，赐名大永安寺，又名甘露寺。明正统中，太监范宏拓之，门径宽深，乔木交荫，依山窊窿，以为殿宇。本朝康熙十六年重修，圣祖御书‘普照乾坤’四字匾额。乾隆八年，复修。皇上御书‘圆灵应现’匾。殿左为来青轩，轩中山半，环合岩椒，俯临涧壑，女墙周匝，林木青苍，极延揽之胜。殿后为藏经阁，山之巅为静室，乾隆十四年建。御书殿外匾曰‘游目天表’，内曰‘香雾窟井’。御书‘西山霁雪’石刻在焉，为燕山八景之一”。[5]

这段叙香山寺建造始末之事甚详，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依据寺中石碑称，该寺始建于辽代，为耶律阿里吉舍宅建寺，时间上要早于金世宗建大永安寺。第二点是把金章宗和金世宗的时间关系弄颠倒了。金世宗建大永安寺在前，金章宗修会景楼在后，如果大永安寺和会景楼是在同一地点，那么时间顺序应该是：金世宗建造大永安寺后不久死去，金章宗即位后将大永安寺废掉，并在寺址上新建会景楼。因而，不可能出现“旧云”的情况。

再如碧云寺，其建造年代当与香山寺大致相同。据明人的记载称：“碧云寺有小石幢，本当时卖地券也。演作韵语，末云：卖与中丞阿利吉（吉作平声），盖从国语读古人游戏翰墨，书券每作韵语，如王褒童约、石崇奴券，皆然。戴良失父零丁亦用韵语。又见汾州学宫门右有石嵌壁中，乃金郝天挺募建文庙疏，其文伏以之下书绝句一首，即接以谨疏字，此皆辨文体者所未及也。”[6]

明人又称：“西山碧云寺，元之碧云庵也，耶律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内珰于经拓之为寺，而立冢域于后，土人呼为于公寺。”[7]这里所说的“耶律阿利吉”，就是曾经建造香山寺的“阿里吉”，不是元朝人，而是辽朝人。这个阿利吉不仅建有香山寺，而且还建有碧云寺，可见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官员。

到了元代，在西郊建造或是重修的寺庙数量不断增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昭应宫、卢师寺和大承天护圣寺。昭应宫是在至元七年（1270）二月建造的一座道观，位于西郊高梁河畔，系因此前一年有龟蛇显灵异，而受到元世祖的认可而建造的。这座道观在元代十分著名，但是到了明代就废毁无存了。

卢师寺的起源也很早。据传，在隋代有一卢姓僧人从江南来到这里修行，有大小二青龙变成童子来此听经得道，可以钻入深潭中降雨以解除旱灾。其事上达朝廷，遂在此建寺，并赐卢师为感应禅师。这个传说不足为凭，但是在元代泰定年间，曾在寺中建有显宗（泰定帝之父，名甘麻剌）神御殿，并赐寺名为大天源延寿寺。元文宗时，又在寺中建有明宗（元文宗之兄）神御殿。由此可见，这座寺庙在元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大承天护圣寺始建于元代，是元文宗在天历二年（1329）五月所建，位于今颐和园一带。在元代，自元世祖开始，每位帝王在即位后都要建造一座寺庙，为死后安置自己的御容（又称御容殿），故而称为神御殿。因为显宗和明宗都没有真正当上皇帝，而只是被泰定帝和元文宗追尊为帝王，故而没有为自己建造寺庙。元文宗建造大承天护圣寺，则是作为神御殿之用。

这三座寺庙及道观建造在西郊地区，为这里成为宗教文化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明代，佛教和道教仍然十分盛行，故而在西郊地区的前代宗教场所大多都被重修，同时又建造了一些新的著名寺庙和道观。如真觉寺、显应寺、慈寿寺、元福宫、昌运宫以及西顶碧霞元君庙，等等皆是。这些寺庙和道观的数量和规模，又超过元代，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如真觉寺，创建于永乐初年，系有西土高僧班迪达进献金刚宝座式佛像，因而建寺，“创治金身宝座，弗克易就”。[8]到成化九年（1473），才在寺中建造印度式金刚宝座塔，在一高石台上，中间建一塔，另有四塔分布四方，故而又俗称五塔寺。自佛塔建成之后，即为一方胜迹，岁时皆有游人前来观览。

又如显应寺，初称保明寺，建于明代正统年间。是时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之言，亲征瓦剌，寺中尼姑吕氏苦谏而不听，及被俘放还之后，念及吕尼之言，遂封其为御妹，“乃建寺赐额，人称为皇姑寺”。[9]此后嘉靖四年（1525），明世宗又有敕赐碑。可见，该寺在明代地位十分显赫。到了清代，该寺仍然受到重视，清圣祖重修寺宇，并赐寺额为“敕建显应寺”。

再如慈寿寺，为明神宗母后所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明万历丙子为慈圣皇太后建，赐名‘慈寿’。敕大学士张居正撰碑。有塔十三级，又有宁安阁，阁榜慈圣手书。后殿有九莲菩萨像”[10]。文中所云“万历丙子”为万历四年（1576），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建成。寺中佛塔称“永安塔”，极为壮丽，是京城西面标志性建筑，至今尚存。曾为时人岁时登临之处。明神宗之母笃信佛教，被人称为“九莲菩萨”。

在明代的西郊，道教宫观当以元福宫、昌运宫及西顶碧霞元君庙（广仁宫）最为著称。如元福宫，时人称：“元福宫建于正徳五年，至天启五年重修。中有苍松四株，最奇古。后殿三清六真像，皆范铜为之。配殿文昌与夹侍童子亦铜像，旁铸一骡，铜质光润，绝似宣徳鎏金薰垆色。殿前后凡四碑，一仆，二为人磨去，止存中书舍人袁志学一碑，崇祯元年所立也。”[11]这通石碑所述元福宫，位于西郊，以所铸铜像及古松最为著称。

与之同时，又在京城北郊建有一座元福宫。据明武宗所撰《元福宫碑》之文称：该道观始建于弘治十七年（1504），为明孝宗主持建造的，但是没有完工。及明武宗即位后，继续建造，一直到正德十年（1515）五月才竣工，历时长达12年。明武宗又称：“宫之中为正殿，以奉元武之神。前为左右殿、为龙虎殿、为钟鼓楼、为内外山门。山门之前甃石为二井，南北为方丈，以居道众。缭以垣墙，宫傍及前为营房，为车园店，以居牧马旗军。又给草场地六十顷，以供香火。琳宫贝宇，杰出霄汉，轮奂完美，丹碧辉映，遂为都城之北一伟观云。”[12]这座道观在当时的名气也很大。

又如昌运宫，始建于正德六年（151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修，规模颇为壮观。时人称：“正德六年，司礼监太监张永请于朝，敕建。至万历四十四年，重修，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督修者太监林潮也。工竣，更今名。殿宇凡七重，松栝二十三株，栢二十株，大皆合围。夹以杂树，上枝干霄，下阴蔽地。有二碑，筑亭覆之。一为敕建碑；一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篆额，俱正德七年立。”[13]由此可见，当时的皇帝和太监都十分尊崇道教。

清初人在叙述昌运宫时，出现了一些失误。如志书中称：昌运宫“在西直门外三虎桥，旧名昭应宫，元至元中建。本朝康熙四十六年重□，赐今额。乾隆二十一年又修，皇上屡经临幸拈香，御书真武殿匾曰坎德尊严”[14]。文中“□”应为“修”字。清人误认为昌运宫即元代的昭应宫。

而关于这一点，明朝人李东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在正德七年（1512）的碑文中称：“国朝之制，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宫者，特为隆垂。在都城者，若朝天、灵济、显灵、延福，而郊关之外，惟昭应及此尔。”[15]由此可见，昌运宫与昭应宫皆在西郊。该道观在明武宗时称混元灵应宫，到明世宗重修后，改称天禧昌运宫。

再如西顶碧霞元君庙，位于西郊蓝靛厂，在明代也很著名，始建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人称：“万历三十六年，始建西顶娘娘庙于此。其地素洼下，时都中有狂人倡为进土之说，凡男女不论贵贱，筐担车运，或囊盛马驮，络绎如织，以徼福焉。甚而处女美妇藉此机会以恣游观，咸坐二人小轿，怀中抱一土袋、香纸，以往进之。殊可笑也。”[16]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崇拜西顶娘娘庙的盛况。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初人称：“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麦庄桥北者曰西顶，在草桥者曰中顶，在东直门外者曰东顶，在安定门外者曰北顶。又西直门外高梁桥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云集。”[17]此外，又有京东丫髻山及京西妙峰山的娘娘庙最为百姓崇奉，岁时祭祀不绝。

在明代，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宦官建造寺庙的现象也很普遍。清人朱彝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都城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珰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王宫保廷相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则所建可类推矣。迨万历初孝定皇太后营造愈众。”[18]由于宦官既有钱，又有权，故而把建造寺庙作为一种“功德”，极大推进了西郊宗教文化区的不断发展。

自明正德年间（1506—1521）开始，这种建寺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滞，后人对此亦曾加以描述：“西山岩麓无处非寺，游人登览，类不过十之二三尔。王子衡诗：‘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何仲默诗：‘先朝四百寺，秋日遍题名。’郑继之诗：‘西山五百寺，多傍北邙岑。’其后增建益多，难以更仆数矣。”[19]这种在西郊一带建寺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清代，上述的西郊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大多被重修和扩建，为宗教文化区又增添了新的活力，也为京城士庶百姓前来参加各种活动提供了便利。由此在京西一带出现了更多重要的宗教文化因素，使宗教文化的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此后，随着清朝的衰败，西郊一带的宗教文化也随之逐渐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