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现代医学表明，霍乱（Cholera）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其典型病例以剧烈水样腹泻为主要症状，可在短时间内导致脱水、电解质平衡失调、代谢性酸中毒，严重者可迅速发展为循环衰竭，导致死亡。[1]该病以发病急、传播快、波及广，能引起大范围乃至世界性的大流行为特征，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其平均死亡率超过50%[2]，极端死亡率则达90.8%。[3]历史记载，自1817年至1923年，曾发生六次霍乱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当前仍处在第七次全球大流行中，迄今世界各国都将霍乱作为首要防范和控制的烈性传染病之一。[4]

大量史料表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发生的霍乱流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侵华日军制造和传播引起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细菌战部队在中国各地的细菌作战中，动用了各种细菌武器。其中霍乱菌是侵华日军使用最广泛的细菌武器之一，因为这种细菌培养简易，投入便捷，致死率高。故而，霍乱菌几乎与鼠疫菌一样，被日军细菌部队当作开发生产的主要武器。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华北日军1855部队、华中日军1644部队、华南日军8604部队都具有巨大的开发和生产霍乱菌的能力。日军经常使用霍乱菌对中国人民实施广泛的攻击，据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公布的《细菌战与毒气战》资料可知，日军仅在华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事例即有：1938年霍乱一次，1939年霍乱一次， 1940年霍乱一次，1941年霍乱一次，1942年霍乱数次，1943年霍乱数次，1944年霍乱一次。[5]

研究表明，侵华日军曾先后在诺门罕、长春、北平、华北平原、鲁西、湖南、浙赣沿线、滇西、广西等多地实施了规模不等、危害程度不一的霍乱作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具体言之，日军1938年9月在华北、1939年7月在诺门罕投放了霍乱菌，又在中国南方散播霍乱菌。1940—1941年制造东北霍乱流行，在浙江实施霍乱菌攻击。1940年下半年的川北霍乱也有可能与日军有关。1942年5月日军制造了云南保山霍乱大流行，7月又在浙赣作战中实施霍乱菌攻击。同年，广西、贵州突发霍乱大流行，和日军活动有密切关系。1943年8月，日军1855部队在华北实施了大规模的霍乱细菌战。同年，广东也异常流行霍乱。1944年后，日军用于作战的细菌武器中也有霍乱菌。由上可见，侵华日军的霍乱细菌作战，是造成中国抗战时期霍乱大流行的重要根源，其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必须加以清算。

二

进入21世纪以来，清代至民国前期的霍乱病流行及其影响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热点，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霍乱和天花、鼠疫一样，这三种烈性传染病在晚清时期的中国都曾严重流行，对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不过，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霍乱流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尚显薄弱，需要大力加强。探究霍乱流行的原因，当然需要考察晚清以来中国各地霍乱的自然传播情况，但是也要全面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以人为手段散播霍乱菌的隐秘罪行，以复原和揭露历史真相。冷战结束后，我国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越来越清晰地表明霍乱菌就是日军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其危害程度不亚于日军发动鼠疫菌攻击所造成的鼠疫流行。

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的霍乱流行特别严重，因感染霍乱而带来的伤亡人数非常巨大。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霍乱流行极其突出，其中虽有不少属于自然发生，但大量文献档案表明，众多地区的霍乱流行和日军的细菌战具有密切关系，必须加以研究证实。学界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发表若干研究论著，对日军使用霍乱菌攻击中国人民的事实予以了揭露，但基本上是零散的、片段的、局部区域的研究。[7]这些有限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鲁西、滇西等地，因此很有必要就侵华日军实施的霍乱菌作战做出全面系统的探讨，为清算日军侵华细菌战罪行提供更准确的历史依据。专题研究和探讨中国的霍乱流行与日军细菌战关系，对于全面深入揭露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日军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的地区很多，遍及大半个中国。日军用于屠杀中国人民的细菌有许多种，不仅有危害极大的鼠疫菌、霍乱菌，还有炭疽菌、伤寒菌等多种重要细菌。要揭露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犯下的全部罪行，有待于从更多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8]要对日军在华细菌战进行全面研究，既包括地域上的全部中国，也包括菌种上的所有细菌武器，霍乱菌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细菌武器。所以有必要就日军在中国全国各地的霍乱作战进行专门研讨。

此外，据各种史料来看，除了鼠疫菌这样主要经血循环和肺循环系统感染的传染病之外，日本主要的细菌战武器就是霍乱菌、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这些种类的细菌都属于消化道传染病，研究了霍乱细菌战，也就大概能明了日军开发和使用伤寒菌、副伤寒菌和赤痢菌等的情况。

需要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参加中国防疫工作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传染病防疫专家伯力士（Robert Pollitzer）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霍乱》一书中（见图0-1），虽然对中国的霍乱流行进行了比较翔实的考察，却没有揭示日军霍乱细菌作战的事实。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疫部门和防疫专家就已经明白指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是导致中国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当时中国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容启荣1943年在《抗战六年来全国防疫工作概况》中，分析了中国战时疫疠流行之原因有：抗战前方生活之失常、运输之传播、营养之不足、环境卫生之简陋，抗战后方人口之移动、物资之匮乏、生活之变态等。然后指出：

今日科学进步，已可以人为之力量促使疫疠于敌方流行，消灭其抗战力量。用是细菌兵器之采用于（对华）各大战役，记载中不乏明例，（故）而（我）战时防疫工作，当更于军事范围有划时代之开展矣。[9]

这里明确指出，正是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促使了中国疫病的流行，其中即有霍乱的严重流行。因此，我们的研究，也是将当年伯力士没有揭示的历史真相证之于世。

三

本书结构和研究思路：

本书第一章概述“霍乱”和“霍乱”在世界各地的大流行历史，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霍乱流行历史。

侵华日军从1932年开始研究细菌战，首先是从细菌的武器化研究入手进行的，为此，日军在哈尔滨平房研究基地开展了大量实验，本书第二章即考察侵华日军的霍乱菌武器化研究活动。

当霍乱菌的武器化研究取得成功之后，日军即将霍乱菌用于实地试验，到1941年，日军大体已完成试验，形成较为成熟的霍乱菌作战方法技术。本书第三章即考察侵华日军从1937年到1941年间的霍乱菌作战试验。

从1942年开始，侵华日军几乎不断地在中国各地运用霍乱菌攻击中国军民，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惨重伤亡，本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即依照时间顺序，逐次考察日军的霍乱菌作战情况。

侵华日军的霍乱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本书第七章对此进行整体审视，并总结日军霍乱细菌战的特点、规律和危害，为今后继续深入研讨日军的细菌战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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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徐在海主编《实用传染病病理学》，军事医学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1页。

[2]参见 [英] 马克·哈里森《疾病的漩涡：19世纪的霍乱与全球一体化》，邹翔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3]1830年俄国阿拉罕霍乱死亡率高达90.8%，创下欧洲历史上霍乱流行死亡率最高纪录。参见王旭东、孟庆龙著《世界瘟疫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4]黄蔚等：《不让霍乱再祸害人类——访南开大学王磊教授》,《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7日第3版。

[5]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版，第246—247页。

[6]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7]除了综合性著作之外，专门讨论霍乱细菌战的论著主要有崔维志、唐秀娥《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谢忠厚：《日军鲁西霍乱作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考察了日军鲁西霍乱作战的谋略、规模、地域以及造成中国居民病亡人数。徐畅：《1943年秋日军鲁西细菌战述析》,《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中国人死亡人数商榷》,《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认为至少造成大约5万以上平民百姓死亡。陈祖樑：《侵华日军滇西细菌战实录》,《观察与思考》1995年第5期；《侵华日军细菌战所致云南人民受害与死亡情况调研报告》, 《保山学院学报》2010 年第4 期；陈致远：《1939年731部队“诺门罕细菌战”》,《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张莉：《日军鲁西卫河流域霍乱作战之研究》,《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解学诗、[日] 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9]容启荣：《抗战六年来全国防疫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37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