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本位与多元取向：1978—1999年

改革开放后，伴随思想解放的大潮，民间故事研究迎来复兴期。自1978年至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处于重新起步阶段。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组成筹备组，筹备恢复中国民研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57]钟敬文主导的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在北京成立。改革开放后，钟敬文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领袖指引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亦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内展开。为了回归学术本位，钟敬文主张民间文艺学研究要“打破禁区、扩大研究领域”，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58]。民间文艺学者要扩大知识面，“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决不能限于它的对象本身。它必须跟那些和它关系比较亲密的人文科学结成亲缘。那些人文科学，就是原始文化史（或原始社会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民俗学和民俗志、语言学（包括方言学、民间语源学）、民族心理学及历史学等”[59]。在钟敬文看来，“我们所理解和要求的故事学，主要是对故事这类特殊意识形态的一种研究。它首先把故事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们的精神产物看待。研究者应联系着它产生和流传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对它的内容、表现技术以及演唱的人和情景等进行分析、论证，以达到阐明这种民众文艺的性质、特点、形态变化及社会功用等的目的”[60]。可见，钟敬文将民间故事视为民众的精神文化，主张从形态、类型、讲述、文化传承及功能等角度开展全方位研究。

改革开放后，钟敬文虽未撰写类似《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的典范性论著，但在开拓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引入外来故事学理论、加强民间故事研究的对外交流、培育故事学人才、指引包括民间故事学在内的民间文学及民俗学学科发展方向做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夏天，教育部要求“将民间文学课程重新列入一般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课程中”[61]。钟敬文于1979年召集乌丙安、许钰、汪玢玲、柯扬、巫瑞书等学者参与编撰《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正式出版。《民间文学概论》专设民间故事一章，下分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和民间笑话四节分别论述。民间故事的文类属性、界定及分类自此基本达成共识。此外《民间文学概论》非常重视故事讲述人，在第六章中设立故事讲述家专节，分别阐述了传统故事讲述能手、故事员和职业故事艺术家，可见此教材在当时的学术眼光是超前的。高等院校重新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还为民间故事研究队伍的培育造就了良好条件。

与十七年期间不到百篇的论文数量相比，自1978—1999年民间故事研究论著从数量到质量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62]，自1978—1999年共出版故事学著作55部，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7篇，论文895篇，年均发表论文40.7篇，见表1-1。新时期的民间故事研究呈现多元化走向，“文艺学的故事研究、比较故事学、人类学的故事研究、故事类型的研究、故事母题的研究、原型批评理论等，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平分秋色，在竞赛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成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最富成绩的风景”[63]。

民间故事理论建设方面。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64]虽有显著的政治话语痕迹，但揭开了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序幕。刘守华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故事史》等专著奠定了中国故事学领军人物地位。《中国民间童话概说》[65]是回归学术本位的专著，对民间童话的界定及分类、民间童话的型式化特点、艺术特征、文化史价值进行探讨。《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66]运用神话学派、流传学派、文化人类学派的方法通过对文献和口传的民间故事进行多侧面比较，重新开启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热潮。《故事学纲要》[67]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之作，对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分类、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功能、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叙事艺术、新故事及民间故事采录进行较系统考察。《中国民间故事史》[68]首次集中对文献记述的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探寻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特征，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改造后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生活史，总结了中国民间故事2500多年的传承特点，是中国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之作。许钰的《口承故事论》[69]从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论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核心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刘守华、许钰的研究表明故事学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许钰执笔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总结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民间故事的发展特点，彰显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揭示了中国民间故事的悠久、鲜活、丰富、演进轨迹及多元一体特征，深得诸多故事学人好评。段宝林在总结民间故事的采录需要加强描写研究、全面收集异文及关注表演性上提出的“立体性”特征[70]是中国故事学人本土化的原创性成果。21世纪中国民俗学界盛行的表演理论在当时的民间故事领域已有学者关注，如阎云翔的《国外民间文学研究新动向拾零》[71]、高丙中的《文本和生活：民俗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72]、董晓萍的《民间故事研究的本质》[73]。此外，民间故事的叙事学研究也有突破，如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74]、靳玮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75]、周隆渊的《论民间故事情节组合的“三段式”》[76]、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77]。

民间故事的采录取得重大成绩。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文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为准则，科学性被列为首要原则。第一，要求入选作品是真正的口头文学作品，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和传承，是忠实记录原貌的作品。采录要尽量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第二，每篇作品要求各种附件齐备，如讲述和采录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采录的时间、地点等。第三，要通过注释和附记交代与作品有关的民俗，文化背景，讲述者在讲述中的表情、动作，听众的呼应及传承系统。第四，要绘制有关图表，如“主要民间故事种类分布图”“主要民间故事类型分布图”及“常见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部分民间故事家简表” “著名故事讲述家小传”“地、县资料本索引”等。第五，“少数民族作品的翻译力求忠实、准确，反对胡编乱造。”[78]《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为核心是民间故事采录思想的大跨越。这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被誉为“搭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全国各地至少有数十万人参与民间故事普查工作。截至2009年，共搜集到故事184万篇，公开出版省卷本30卷，集录5000多卷县卷本（含歌谣和谚语卷）;[79]故事讲述家约9900多人[80]，涌现出耿村、伍家沟、走马镇等著名的故事村。另外，《中华民族故事大系》（1—16卷）[81]《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82]《泰山民间故事大观》[83]《耿村民间文化大观》[84]等的出版也为新时期民间故事采录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故事文本的大量采录、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绝佳条件。

比较研究成为此阶段民间故事研究的热点。比较研究方法在十七年期间因“因袭论”被视为资产阶级方法遭受批判。改革开放后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85]拉开新时期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序幕。此后，刘守华在十余年间发表了数十篇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专著三部，成为比较故事学的领军人物（刘守华的比较故事研究成果笔者将在第五章集中论述）。汉族与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比较、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论著层出不穷，涵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角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法均有使用。出版的相关专著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86]、刘介民的《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87]、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88]、马学良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89]；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发表的比较研究论文95篇，代表性论文有杨知勇的《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90]、段宝林的《“狼外婆”故事的比较研究初探》[91]、贾芝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法——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序言》[92]、阎云翔的《纳西族汉族龙故事的比较研究》[93]、赵国华的《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西游记〉 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二》[94]、张紫晨的《中日两国后母故事的比较研究》[95]、萧崇素的《“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96]1、陈建宪的《女人与蛇——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97]、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98]、白化文的《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 〈柳毅传〉 与 〈朱蛇传〉 比较观》[99]、钟进文的《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比较》[100]、郎樱的《东西方文学中的独眼巨人母题——东方文化的西流》[101]、郝苏民的《西蒙古民间故事 〈骑黑牛的少年传〉 与敦煌变文卷 〈孔子项诧相问书〉 及其藏文写卷》[102]、王国祥的《论傣族和藏族的同源异流故事》[103]、陈岗龙的《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的一大原型》[104]、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105]、色音的《蒙韩民间故事的影响比较》[106]，等等。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古典文学学者、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学者均有参与。

类型学是故事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后迎来复兴。随着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等学人对故事类型学方法的倡导、译介与实践，故事类型学逐渐摆脱形式主义的污名，历史地理学派、AT分类法逐渐成为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用语。刘守华在继承钟敬文的类型研究范式基础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适当改造，开创了“故事文化学”范式，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机智人物故事也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热点，祁连休、罗永麟、刘守华、屈育德、巫瑞书、黄永林、高丙中等诸多学者参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相关论文有76篇，自1980年才开始发表，在1990年以前有18篇，1991—1999年有58篇，可以看到类型研究法的使用逐渐广泛，讨论的故事类型有田螺姑娘型、狗耕田型、灰姑娘型、龙女型、天鹅处女型、怪孩子型等数十种类型，代表性论文有汪玢玲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107]、月朗的《幼子继承型故事的产生及流传的社会基础》[108]、林继富的《青蛙骑手故事原型研究》[109]、刘守华的《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 〈召树屯〉》[110]、陈建宪的《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111]、江帆的《AT706故事研究——谭振山讲述的 〈断手姑娘〉 及其比较研究》[112]、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113]、马昌仪的《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114]、孙正国的《中国虎故事的类型研究》[115]、刘魁立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116]、顾希佳的《清代笔记中父子双拜堂型故事的比较研究》[117]1，等等。

“文化人类学方法是最先介绍到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故事研究有着深远影响。”[118]钟敬文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倡导民间文学研究要吸纳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开展多角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伴随文化热的兴起，《原始文化》《金枝》等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的系统译介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新方法也运用至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发表的相关论文有92篇，其中1990年后发表的有67篇。代表性论文有王霄兵的《脱衣主题与成年仪式》[119]、郑海的《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120]、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121]、王娟的《断尾龙故事类型的心理分析研究——兼谈民俗学的研究方法》[122]、过伟的《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123]、刘晓春的《英雄与考验故事的人类学阐释》[124]、吴效群的《“问活佛”故事的原型解读》[125]、万建中的《民间故事与禁忌民俗的传播》[126]、萧兵的《猿猴抢婚型故事的世界性传承——兼论其与“巨怪吃人型”故事的递嬗关系》[127]、陈玉平的《“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礼内涵——对“灰姑娘型”故事的一种解读》[128]，等等。

民间故事讲述研究是此阶段故事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随着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的铺开及海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活态传承特点吸引了诸多中外故事学人的目光。裴永镇、王作栋、萧国松、张其卓、袁学骏、江帆、范金荣、靖一民、王全宝等采录者秉承科学性原则采录了大量故事文本，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山东四老人（胡怀梅、尹宝兰、王玉兰、刘文发）、曹衍玉、孙家香、谭振山、尹泽、宋宗科、靳正新、黄龟渊、傅英仁、张克勤、魏显德等著名故事讲述家成为民间故事学人重点关注对象。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芬兰等国学者先后到耿村、伍家沟、三江、长白山等地考察。1983年出版的第一部故事家专集《金德顺故事集》[129]成为民间文学界的热点话题，还被译成日文出版。故事家谭振山1992年出席了日本远野市举办的“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故事家。故事家的讲述风格、故事家的认定、传承途径、生活史、讲述空间、个性与共性、性别特征等成为此阶段故事学界的新鲜话题，代表性论文有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130]、巫瑞书的《略谈民间故事讲述家》[131]、裴永镇的《故事家故事的搜集方法浅论》[132]、张紫晨的《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传承活动》[133]、贺嘉的《加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134]、刘守华的《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135]、孟慧英的《民间故事家能力评析》[136]、韩致中的《论民间故事家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条件》[137]、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138]、月朗的《民间故事传承路线研究》[139]1、江帆的《民间文化的忠实传人——民间故事家谭振山简论》和《论辽宁女故事家活动的文化特征》[140]、赵海洲的《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性》[141]、华积庆在《从故事讲述家、搜集家的层次化谈我国民间文学的道路》[142]、王作栋的《素质与氛围：刘德培故事讲演活动及其它》和《从村落到社会——中国农民故事家刘德培故事活动简论》[143]、许钰的《民间故事家个性特征的思考》和《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144]，等等。

此阶段的民间故事研究在民间故事的采录、故事讲述、故事史的爬梳、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多元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钟敬文认为“最近一二十年里，由于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这种学术活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景光。当前，我们的口承故事学，不但在研究观点上是多元的，在研究的成果上也多姿多彩，有的还成为灿烂的奇花”[145]。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进步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民间文学学科以二级学科（1997年后二级学科地位被取消，并入民俗学二级学科）身份进入国家的学科体制为故事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该阶段许多高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陆续开始招收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全国唯一的民间文学博士培养单位。[146]大量的故事学人才借助民间文学的学科培养机制得以成长，撰写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重要成果，见表1-2、表1-3。

外来学说的引入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呈现活力的重要因素。连树声的《俄国民间文艺学中的重要流派》[147]对神话学派、外借论（流传学派）、人类学派、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历史学派、芬兰学派（历史地理学派）进行了提纲挈领式介绍。刘魁立译介的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文化人类学派等理论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打开了多扇窗，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对母题、类型、原型、功能、母题素等故事学术语做了系统梳理，避开了历史地理学派的原生性缺陷，首创开展历史类型学研究，“研究和探寻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化范围内一切对象、一切事物和现象不断重复的规律，研究和探寻形形色色类型的历史阶段的演进和嬗变的规律，形形色色类型传承的规律，形形色色联系的规律”[148]。此外《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149]《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50]《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51]《结构主义神话学》[152]《世界民俗学》[153]《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154]《日本故事学新论》[155]《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156]《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157]《童话的魅力》[158]《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59]等书的译介为中国学人系统了解域外故事学理论、借助西方故事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以《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为例，截至2019年2月17日，中国知网（CNKI）的引用次数高达868次，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有124次。

民间故事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1979年复刊，学术刊物《民间文学论坛》也在1982年创刊，《民间文艺集刊》1981年在上海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于1983年创刊，《民俗研究》1985年在山东创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等高校学报该阶段各刊载了5篇以上的民间故事论文。高级别学术研究刊物的创办为民间故事研究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外，《故事会》《山茶》《南风》《三月三》《楚风》等刊物也为故事学人提供了发表园地。

学术团体及对外交流的开展带动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多次召开学术研讨。民间文学暑期讲习班（1978）、民俗学讲习班（1983、1987）、中国民间文化（民俗学）高级研讨班（1996）的开办让有志于民间故事研究的学人开阔了视野。各省、市和自治区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恢复或建立，中国故事学会和新故事学会1984年成立[160]。这些学会通过学术研讨促进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界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中日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尤为频繁，如1980年包括臼田甚五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直江广治、野村纯一、饭仓照平等在内的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代表团访华，1981年以饭仓照平为团长的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代表团和稻田浩二为团长的《昔话通观》编辑组先后访华。此外，1981年7月美籍华裔故事学家丁乃通访华[161]、1984年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会长劳里·航柯为团长的芬兰文学协会代表团访华、1990年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访华，俄国学者李福清20世纪50年代曾在中国留学，80年代多次访华。日本、美国、俄罗斯、芬兰等国民间故事学人来华访问让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对国际民间故事研究动态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中国还举办了一些在民间文学界影响很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86年在广西举办的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1990年在河北召开的中国耿村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活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中国故事学人也积极参与国际民间文艺学学术研讨。贾芝、乌丙安、刘魁立、段宝林、刘守华、过伟、陈建宪、叶春生、李扬等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中国故事学者自1989年开始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并承办了1996年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刘魁立、许钰、刘守华）还参与组建了1994年成立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学会的成立旨在编撰一部适合东亚地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该学会组织的民间叙事学会议距今已举办了15届，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举办。每届围绕中日韩三国共有的某一故事类型展开讨论，促进三国故事学界的学术交流。近二十年来，民间故事领域的诸多优秀论文均是首先在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会议上发表，如刘魁立的《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刘守华的《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陈建宪的《〈白水素女〉“偷窥”母题发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