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保甲制的初创

保甲法并非明代统治者的独创发明，其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制定“保甲法”，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司农寺制定的《畿县保甲条制》规定：

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才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

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亦令附保，内材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

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内分往来巡警，遇有贼盗，昼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入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每获贼，除编敕赏格外，如告获盗窃，徒以上每名赏钱三千，杖以上一千。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五保律。其余事不干己，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毋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

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并令申县，如同保不及五户，听并入别保。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住者，亦申县收入保甲。本保内户数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户及保丁姓名，如有申报本县文字，并令保长轮差保丁齐送。仍乞选官行于开封、祥符两县，团成保甲候成次绪，以渐及他县。[1]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的保甲制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严密、实态的组织结构。王安石推行的保甲体系分为保、大保、都保三个层级，各由才力、家产出众者担任头目，分别支配十户、五十户、五百户人家。保甲组织以实际居住情况编排人户，随时剔除逃亡死绝人户，补入新迁入人户，不仅纳税主户理所当然被纳入保甲，一般不承担赋税的客户、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一切人户均被纳入保甲组织的控制范围。

（2）以维护治安、查举犯罪为主要目的。一方面，保甲组织针对外来盗匪，制定了守夜和抵抗追捕的一套机制，笔者谓此“对外防御机制”。而各种外来不法侵扰相对而言是不特定的、时常难以预见的，故也可称之“一般防御”[2]，也即对象不特定的防御。另一方面，保甲组织对于内部居民亦有监督责任，尤其是对于直接破坏社会治安的强盗、窃盗、杀人、纵火、强奸等犯罪行为，承担侦探和告发的义务，笔者相应将之称为“对内防御机制”。传统社会——尤其是乡村社区或宗族聚落，乡里互相依赖，彼此熟悉，对内的防御、监控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针对某些具有不良习气或不法行为的人员，也可称之为“特定防御”。无论是宋代还是明清时代，但凡保甲系统，无一不具备这种“对外防御”（一般防御）与“对内防御”（特定防御）的二重性。

（3）与武装动员密切结合。宋代推行保甲制，是在“冗兵”“积弱”的背景下，官府的军事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各种盗匪、不法势力以及外族侵扰，且无力再增加财税，招募职业军人，而不得已实施“寓兵于民”的策略，武装动员广大百姓，从而在不增加财政的前提下增强维持治安的能力。按照规定，无论主户客户，只要户内有两名成丁以上，其中的一丁须作为保丁，自备武器，学习武艺，成为基层维护治安、抵御盗贼的主干力量。

（4）以连坐法等刑事责任保障实施效果。官府设立保甲组织，意味着其中的每一户居民，对于保甲内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都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如果对邻舍的犯罪行为知情不举，亦要承担连带刑事责任。尤其是对于容留三名以上强盗，时间在三天以上的犯罪行为，同保内邻居虽不知情，也要以失察论处。

王安石的保甲法，是明清保甲制的先声，也是明清官府推行保甲制的蓝本。明代人在论述保甲法时，也每每追溯到王安石的保甲法，以借鉴经验，吸取教训。[3]明清时期的保甲制度，虽然各地力度不同、措施各异，但大体上无逾上述四种基本特征，只是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细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