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现代性”作为哲学话语的提出应该是源于哈贝马斯，他将近现代哲学的思考都置于一种“现代性”的“话语”而不是“概念”当中。与“存在”“思维”等纯粹的哲学概念相比，“现代性”作为话语显得更为宽泛和混乱——也就是说它被指称为各种现象。对“现代性”的哲学思考正是从这些现象出发的，然而它又并非现象学意义上的——它就是自身的话语，这一话语包含在“现代性”的状态当中，那就是“非确定性”。《非确定的现代性：理性与文化的纠缠》这本书写于5年前，其思考要追溯到2007年撰写的《书写现代性：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这篇文章，希望对当下的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追问，这一很不成熟的想法让我得以浏览“现代性”的表象，或者说喜欢“现代性”这一话题。当然后来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2011年我在博士论文《现代性的书写：合理性、艺术、体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的《非确定的现代性：理性与文化的纠缠》，使得我更进一步地理解“非确定性”这一“现代性”的状态，从而透过“非确定的现代性”去理解理性与文化似乎显得更为切中。

回头看来，《非确定的现代性：理性与文化的纠缠》有太多不成熟的地方，含混、浮光掠影、断裂用形象进行了连接，而激情在更多的地方代替了思考，我甚至担心它因为所谓“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而显得空洞。然而它充满了联想，尽管有些联想可能似是而非。总之，早就想将《非确定的现代性：理性与文化的纠缠》细化，但却发现那或许不可能，那么就做一个相对简单的梳理吧，虽然这一梳理仍然显得仓促，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个人的思考也存在着一种“断裂”，但与《非确定的现代性：理性与文化的纠缠》比起来仍然可以说是相对稳重，于是就有了这本《现代性的忧郁：从颓废到碎片的灵光》。

正如齐美尔认为货币是大都市“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忧郁”是“现代性”的一个特质。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思考方式。这在波德莱尔、齐美尔、本雅明身上都能明显地看到，至于说尼采，在我看来一个自称“打死”上帝的人，其乐观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自己说他的血流动得很慢。与其说这本书把“忧郁”作为几位思想家的心理气质——我把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性”的思想家——倒不如说将“忧郁”看作他们的某种思维方式。他们在几乎认识到“现代性”的同时，就理解了它挥之不去的阴霾。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所选择的思想家仅是几个与“现代性”思考相关的人物。在尼采之后的思想家中，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表述方式阐释着“现代性”这一无法回避的主题，我所选的几位只是更为明确地使我们理解了“现代性”，包括它的“忧郁”。

我没有试图去建立几位哲人之间的“联系”，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思考虽有某种程度的相关，但是没有什么承接——除了本雅明喜欢波德莱尔之外。换言之，“非确定性”在这里已经无须像上本书那样去强调，所以我们就更没有必要去寻找所谓的连续性了。“忧郁”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但它并不明显，隐隐约约你能感受到，就像你感受到现代，却未必能感受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