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主义与历史想象
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失地积弱，援朝及甲午再败使中央帝国终于如梦初醒。中国从此被纳入一个普遍历史视野的格局中去。此时，外来文明开始以入侵的方式与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交流和融合，逐渐促使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
如何从民族拯救国家，如何从过去历史拯救现在国家，流亡至日本的梁启超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1902—1907）、《新小说》（1902—1906）两个杂志时，便遭遇了这两个问题所涉的重重矛盾。第一，此时的民族主义有大小之分。大者是中华文明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以对抗入侵的外来文明；小者为排满，是因清政府的无能而产生的普遍排满情绪。这两类民族主义情绪牵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主义国家建立时，民族成员的成分问题；二是因民族成员的认同之差异，可能会导致产生分裂现存国家的危险，并会加速外侵力量对中国的瓜分。第二，晚清改良维新与暴力革命的矛盾和专制与共和的选择两相对应。改良与革命、专制与共和，四者的目标均为建立更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更“优质的文明”。但是，其时的改良与提倡君宪兼施专制、革命与提倡排满并创共和，又是纠缠难分。第三，时人无法估量外国历史经验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晚清中国。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是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小说所起的良好作用。因而，梁启超等人不仅模仿日本的小说、戏曲改良，而且套用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将之视为成功的典范。然而，他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土壤上是否适用，又是堪值怀疑。
这些困扰着梁启超的矛盾，在1902―1903年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许多言论中，得到充分的阐发。相关文章有《释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同时，还有一类相近主题的文章，是对民族英雄的历史和建国历程的叙述，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例如《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作为编辑主体的梁启超，对《新小说》《新民丛报》和广智书局作家群的影响非常之大。因而梁启超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又共时性地波及了后者。
一 借用历史：革命作为工具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的创办是为了发表《新民说》诸篇什；而为了发表构思多年但未及写出的《新中国未来记》，并希望借此推动“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新小说》上刊行了如下三部小说——雨尘子的《洪水祸》[1]、玉瑟斋主人的《回天绮谈》[2]和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3]，这三部小说都是未完篇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表以及后来的停止刊载，都受到梁启超的干预或影响。《新小说》的编辑兼发行者实际上是梁启超。种种迹象表明，杂志上所载的那些作品随着这一阶段梁启超的思想之萌发而出版，及至其思想的转变而停止出版。
《新小说》上刊载的小说《洪水祸》记录法国大革命，现存五回；《回天绮谈》则复述英国“自由宪章”运动，现存十四回；《东欧女豪杰》叙写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苏菲亚，现存五回。这三部小说俱为残篇，前两部叙写革命和自由的历史，后一部也略涉及革命历史，但是主旨更在于宣扬以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三部小说叙写的是法、英、俄三国的革命经验，使得小说满篇弥漫着勃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东欧女豪杰》和《洪水祸》都于《新小说》第一号开始连载，夹在梁启超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之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实为小说界革命的指导方针：“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革命紧扣住国家的前途，认为可“改良群治”。经由“新”小说，而使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和人格等方面也焕然一新。但是，今人看到的是，《新小说》早期作品与旧小说的区别，仅仅在于所载内容的不同（个别小说在叙述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其风格和体式皆取样于章回小说，而且与后者相距不远。“新小说”正是“新”在其内容，以原本处于文类等级低层的“小说”来载“道”。
《新小说》这个杂志从第九号开始，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以梁启超为主笔，后部分则刊行了吴趼人的大量文章，可看出其主笔人员和文章内容有着明显的变化。一些标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的作品如《东欧女豪杰》《回天绮谈》《洪水祸》等都发表在前期，它们有倡导革命的共同主题。贯穿后期的历史小说中，仅有一部（《痛史》）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这与后期以吴趼人为代表的主要作者有关。前期梁启超主政时，《新小说》呈现的革命想象，源于梁启超对“革命”与否的尴尬；在后期，吴趼人等作者反对革命、支持改良，但是却倡议“排满”，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表现。毋庸置疑，《新小说》杂志这种前后明显的分期，的确是与梁启超一人的思想变化和去日游美有密切的关系。
1902年梁启超等人率先在民族时间、民族历史的重构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并且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经验有新的发现。梁启超“发现历史”，甚至“发明传统”“发明历史”，正是杜赞奇所论的把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创新之举。[5]可看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的“发现”，实际上是对历史的借用。
首先，民族主义使梁启超“发现”了“民族时间”以抗衡“普遍历史视野”中的世界时间，使中国以民族国家的身姿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历史。正如魏朝勇所论：“梁启超执意并置表述孔子纪年和耶稣纪年，征喻了现代性祈望；祈望的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帝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历史迈进世界历史。”[6]1902年梁启超于《三十自述》一文中也说：“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并署有“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7]这分明是伟人、英雄传记的笔法，并将个人的形象定位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某个重要位置。梁启超把他的出生与中外四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表示他梁启超“英雄不出其奈苍生何”的高姿态：他的出现将改变中国的现状，将如同曾国藩一样能左右中国历史脚步，将如同意大利建国三杰（此年梁启超有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一文）一样推进中国的改革，以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载于《新小说》第一号的《新中国未来记》开篇便说：“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公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8]这里的时间既有民族时间如孔子纪年，也有已被当成世界时间的耶稣纪年，如此并举，彰显的不外是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双峰对峙。职是之故，1902年梁启超自号为“新史氏”，发表《论纪年》以鼓吹孔子纪年的适用性。
其次，梁启超借用了历史经验，将其与传统思想杂糅。达尔文（Charles R.Darwin，1809—1882）生物进化论经过多次转介和重组，被晚清知识分子误读为社会进化论，变成事物发展的一种普遍法则。梁启超对其借用，并杂糅进今文经学三世说的循环世界观。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三世说中之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与时渐进，轮换流转。梁启超此举的目的，正如其自道是：“明三世之义则必以革新国政为主义。”[9]有论者认为晚清“公羊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被认为是（康、梁）“表面上接受了直线发展的历史观，但从根本上则并未摆脱传统的循环历史观”。[10]也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历史观是线性论的，其论据是梁启超说：“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11]此外，梁启超的线性“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12]此处姑且不钩沉其影响，但是探赜讨源时，可以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普遍历史观念（General Concept of History）[13]那里找到了某种证明，而且还可以发现，在以黑格尔（Georg W.F.Hegel，1770—1831）“历史”观念和康德哲学为代表的普遍启蒙视野[14]之下，梁启超希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经此走向帝国主义，以抗衡西方的霸权中心。
再次，历史的发现和借用，并不依编年史的历史经验，而是按有效的政治经验予以重述。且看载于《新小说》杂志的小说《洪水祸》，其开篇如是：
今日我们读过西洋史的，便觉读史时，有几种新异感情出来。第一，我们中国的历史全是黄帝子孙一种人演出来的。虽上古有夷蛮戎狄等异种，近世有契丹女真蒙古鞑靼诸外族，在历史上稍留痕迹，究竟我们视之若有若无，不甚着眼。西洋史，则自上古至今，尽是无数种族互处相争，政治上的事迹，无不有人种的关系在内。我们看去，才知世上种族的界限竟如此之严。种族的波澜如此之大。这叫做人种的感情。第二，中国自古至今全是一王统治天下，历朝易姓，也不过是旧君灭，新君兴。没有别的关系。西洋则国内有君主一种，有贵族一种，又有平民一种，并且贵族常与君主争权，平民常与君主争权，不比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这叫做政治上的感情。大凡各国史书上的事业不外两种，一是国内之竞争，一是外国之竞争。西洋史上的国外竞争多半是人种的关系，国内竞争多半是政治上的关系。[15]
以上所引段落昭示的是，首先，近世的战争才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有所了解，并将其记述下来，以供“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鸦片战争及稍早之前，中国人对于异域的想象，许多时候是无甚根由的文学修辞，直到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出版才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告知士大夫们在中国之外另有一些富强民主的近代国家。在此之前，中国人会以为其他异域都是非文明的，而且其他的人种更是劣等的。其次，所谓“人种的关系”，是指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促使历史叙述的内容也将有所改变，这应当是受触发于梁启超在1902年所论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16]新历史观念的形成区分“有历史的人种”和“有非历史之人种”——以是否参与和影响世界史的进程为区分标志，因而受此影响的历史叙述将与以往有所不同。再次，清代中期之前中国人对外族历史视若无睹的民族优越感，因政治机制的失效而失效，从而使国人自卑，最后竟然过分地推崇外族“有效的”历史经验。有意思的是，这种推崇是以政治经验可借鉴为目的，不管所叙的外族历史是否真实。在此目的性之外的信史，其实并不在历史叙述者考虑的范围之内。正如《回天绮谈》（《新小说》上连载的小说）中可以在叙述1215年英国自由宪章运动的同时，插入讨论18世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现译《社会契约论》）及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17]所以，与其说作者是叙述过去的历史，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历史叙述旨在于关切现在，预瞻未来。
梁启超等人率先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普遍历史视野。他们觉察到中国被当成一个民族国家，被纳入普遍历史视野之中。因而，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找到其他“文明”世界的革命经验，借来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梁启超于1912年回忆道：“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18]在1903年梁启超有这种转变：从允许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目的为排满并实施民主共和，转而变为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梁启超及其同门，甫至日本横滨，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交善，过从甚为繁密。梁启超曾联合康门弟子劝其师康有为息影林泉，让康门弟子与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一起合作搞革命。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严词申斥，并勒令梁启超转赴美国。梁启超此时的思想转变正源自这一具体事件。因而，《新小说》从第九号起，前半倾向于鼓吹革命，后半倾向于提倡改良，这种转变正源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历史经由叙述，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发表于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广而告之曰：“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19]小说因为可以以《史记》为典范，故而在传统中一直被好事者认为是正史之根，有补缺之用，“可实际上新小说家明白小说与史书的距离还是相当遥远的，只不过借此强调新小说的价值而已。”[20]《新小说》上多数历史小说的主干是以大事件支撑，虚构的叙述、扭曲的修辞，加上鄙陋的言辞，使整部作品看起来与史著相去甚远。
《洪水祸》首回有“俚言四句”，总括全文曰：“巴黎市中妖雾横，断头台上血痕腥。英雄驱策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此篇小说重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然而并不着力于信史如何，正文以小说笔法贯穿，每回回末又附记了正史事件。这种史传演义的笔法在传统小说中很早便已是屡见不鲜。
“洪水祸”在晚清众声喧哗的叙述中是与“陆沉”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来自中国上古洪水神话，在晚清语境里至少有如下的几重暗示。首先，“洪水祸”寓意灾难，寄寓了对大转折点必会导致毁坏的焦虑。参诸时世，不难发现人们对于亡国亡种的忧虑。其次，陆沉与洪水祸的寓言，来自于晚清知识分子的一种恐惧。即惧怕坠入混乱的“孽海”和传统伦理的崩溃状态，一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作品所述的状态。最后，这也暗示了旧时代沉入海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对应世界史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其昭示的是启蒙时代已悄然降临中国。旧伦理制度和秩序已逐渐失效，新的被认为是“世界通行”的伦理秩序随着现代性的发生而正在建立其合法性地位。
在小说《洪水祸》中，“洪水祸”的名字来自路易十四的一个梦：“（路易十四）正惊疑间，不一霎时，只见背后洪水漫天荡地而来。定睛看时，只见法国贵族及五宫诸妃诸子，还有无数人民，随流漂泊。也有沉溺的，也有浮着未死的。流离之状，不可目视。呼号之声，不绝于耳。只听得耳边说道：这洪水遍满法国全境了。当下觉得法国到处城郭倾颓、田屋悉归乌有，遍山遍野，无城无乡，尽是洪水，滔滔滚滚，不知其极。”[21]“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一句臭名昭著的言辞，或是路易十五所讲，或是路易十五的情妇所讲，但都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中这个梦明显指出：革命如洪水猛兽，势不可当。它能带来自由，虽然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非常血腥的，所谓“文明购之以血”（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人物的对白）。这个问题在梁启超那里便呈现为“自由遭遇了革命”的矛盾。[22]
1902年5月，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信中还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引者注：指革命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绝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23]在梁启超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提及1902年在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时极为倾心于革命，其目的是本于对自由的呼唤。“‘自由之道’只能由‘民族建国问题’中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梁启超提出了‘野蛮自由’和‘文明自由’之分，‘野蛮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蝥贼也。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24]革命的过程和结果，难道真的都是野蛮的自由、滥用的自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在其时，民族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族民对于民族自由（关系国家的民族自决）、个人自由（关乎启蒙时代后的个体觉醒）的呼喊一直存在。梁启超呼唤自由的正当性正根源于此。
在《洪水祸》中，历史经验中的民族主义因素——成功条件和收功良效等，被当成典型借以来呼喊民族自由，对民族进行想象式的重构。“尽管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更早的历史时期，但人们普遍认为，它的正式形成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的发表。”[25]在《洪水祸》中，美国独立战争已拉开序幕，独有法国承认其独立；其时英国兵犯将临，美国思其不能免，遂求援于法国。因是，法国人对前来求援的美国人表现出狂热的欢迎。小说中，巴黎市民欢迎的布告上“起首大书四字是‘欢迎自由’，并系以数言，其意曰：顷美洲大使佛兰克林，已著我国。海西大陆之自由，将随之而至。凡我辈有欲表同情于美洲者，请表之于其公使。今择某日开欢迎会，我爱自由之民，当可同集。”[26]公使佛兰克林看后的反应是：“虽然法国人这样高兴，却不是欢迎我。是欢迎我们合众国的国民？也不是欢迎我们合众国的国民。却是欢迎自由！”[27]因而，他们与其是欢迎革命，热衷革命，不如说是欢迎自由，热衷自由。卢梭的《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文正是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导。他阐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影响了其后世界各国的革命。小说中美国公使佛兰克林说：“人生在世，自然有天赋的自由。这自由只要自己不丢，无论什么暴君污吏，是抢不去的，是伤损不来一毫的。……我们美洲人，自从堕地以来，便晓得保守这个自由。”而答应支援独立战争的法国人说：“我们不是帮助美洲，是帮助自由。”[28]此外，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两例成功地被俄国革命所借用，更前的世界历史经验还有1215年英国的《自由宪章》以及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对王权的限制，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权利更受到保障。以上种种历史经验中，所谓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权、社会契约、王权限制等都是晚清社会所缺乏的，因而晚清小说家对历史的重叙本身便是一种经验的借用，而且在借用时，有着肆意篡改的痕迹。
梁启超等人在叙述历史经验时，明显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阐发自己的理念。俄国大革命借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模式，晚清小说又借用它们，以更进一步阐发对“革命”之为革命的看法。《新小说》杂志上连载的小说《东欧女豪杰》便是对历史经验借用的典例。这部小说叙写的是俄国“虚无党”人的无政府主义活动。然而，《回天绮谈》对于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叙述，却是非常奇异的。历史事件是英国以大宪章运动为基础，作逐步的改良，但在《回天绮谈》中，对英国大宪章运动的描述却与《东欧女豪杰》类同，都趋近于倡导暴力革命。以此可见两位作者手段的趋同，不曾顾及忠于信史。《回天绮谈》起篇写横暴的约翰王，滥用权力，导致了人民的抗议。专制的王权不允许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因而激起了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们愤身起来反抗，闹革命。在《东欧女豪杰》中苏菲亚因夹带禁书、鼓吹“邪说”而被拘入狱，其原因与《回天绮谈》中“改革党”发动暴动的原因是一致的，都是言论自由被禁——“天赋之权被褫夺”。在这里，叙述1214年11月下旬的事情竟然用上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前后才有的“天赋人权”的字眼。《回天绮谈》在《新小说》上刊载了十四回，末尾标有“未完”，但也未见续。作者似乎仍有意继续衍说英国史或革命史，比如1689年英国的《人权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事件。“新小说”作者在历史叙述中有意篡改历史，而且从其叙说的口吻中，可看出他们时时希望与读者互动讨论。《回天绮谈》虽然叙述上更偏向“革命”，然而其言论还是对读者负责的：“那年少气盛的人，心醉卢梭《民约》的议论，又见各国革命革得这样爽快，忘了本国数千年的历史。又不暇计及国民智识的程度，各国窥伺的危险，非说今日自当革命，就说今日不可不革命。”[29]
世界革命的历史，为晚清小说作者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多项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又不代表作者的真实愿望。作者仅是提供出一些可能的实现模式，以期建造一个矗立于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如同“在梁启超的想像里，这是未来中国的蓝图，它不具体表现为君主制或民主制，而是从各种政体抽象出来，在世界格局里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30]因而，革命与否，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它仅是救国图存的手段。对于晚清小说家来说，这些叙写则是受激于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借用世界历史经验，来激励读者、动员读者，进而更加积极地回应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
二 重构历史：呼唤民族主义
《新小说》前半期的革命倾向与梁启超的主张同步同调，但是后半期杂志的总撰述却是主张改良的吴趼人。杂志的前期所载的作品，政治性过量，文学性不足，而杂志的后期则倒过来，政治性减少，文学审美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后期杂志所刊载的小说，有风格逐渐趋近于现代小说的，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回归到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如吴趼人的《痛史》。
如果说《儒林外史》是一部传统读书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整个晚清社会伦理状况的痛史，吴趼人的另一部小说《痛史》则在哀诉中挖掘出一段隐痛的国殇。《痛史》这部小说借古讽今，抒写元军入主中原，南宋倾覆，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忠臣义士如文天祥等勇于抗敌的民族主义历史。正如阿英（署笔名“残夫”）所评：“于忠臣义士，竭尽赞扬，于汉奸佞臣，则痛加诋毁。全书极富民族主义精神。”[31]此书对于民族苦难的叙述，非常符合时世：当时国家因受侵而分崩离析，人民因忧虑而浮躁不安。
首先，《痛史》兼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讲史与侠义两者之长，而且大笔淋漓地濡染出一个道德忠诚的世界，目的在于呼喊为国忠诚献身的爱国者。然而，细算起来，这个“国”便是汉人的江山。写元朝入关是鸠占鹊巢，实是隐指满清政府的僭越和非法性统治。在小说发表的稍前1902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发誓：“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32]有人将汉人亡国的时间从元朝入主中原算始，也有人从清人入关算始，尽管时间不一，但是他们对满族朝廷的绝望和国破家亡的恐惧表现得透彻无遗。《痛史》便是在这股“排满”的风气下写出来的。后来《痛史》1938年11月在上海风雨书屋重版时，其封面便以宋名将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作底，“痛史”两字以血红色印刷。《痛史》的民族主义书写无疑是成功的，能够动员读者参与到国族想象和实际建设中去，而1938年的重版则另有其明确的目的，即在于动员读者参与抗日，杀敌救国。
其次，《痛史》颇费笔墨描绘元人的淫杀，让人联想及清人入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作者旨在点出历史已重演，但又可能再次重演，因而这部小说是要当时的读者吸取历史的教训。“看官，莫笑我这一片是呆话，以为从来中外古今历史，总没有全国人死尽方才亡国的。不知不是这样讲，只要全国人都有志气，存了个必要如此，方肯亡国的心，他那国就不会亡了。纵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将来历史上叙起这些话来，还有多少光荣呢！”[33]引文在呼喊国民们应以史为鉴。此外，其中提及了对这种历史灾难的体认，与民族认同感相关，它可使族民们小至归依一共同体，共御外敌，大至以身殉国，流芳千古。
在《痛史》发表的前一年，新的史学观念由于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的倡导、阐发而萌芽。梁启超《新史学》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34]“史界革命”的发起，是以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为标志。从《论纪年》《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等文可看出：新史学观是一种社会进化史观，但并非一味地追效世界历史模式，而是有自己主体性的独立追求。有关赞同进化的论点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35]在这里，所谓“公理公例”便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模式。世界一定按进化之“公理公例”发展，这种观念影响了当时的历史小说创作。《痛史》开篇便说：“五洲之说，古时虽未曾发明，然国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国度，就有争竞。优胜劣败，取乱侮亡，自不必说。”[36]这种进化史观的萌发是因为国家处于危急之时，需要呼唤民族历史的建构。它表现在1902年梁启超特地写了《论纪年》讨论历史纪年；表现在当时小说家对中华文明历史苦难的抒写——有别于一国一朝之帝王历史的抒写。族群的历史不关乎朝廷，而在于国家，甚而人种。这就是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几点攻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37]梁启超认为历史叙述的“理想”应当是“益民智”，因而允许“别裁”和“创作”。在这里其宗旨已昭然：历史叙述应该服务于正当合理的政治目的。
吴趼人的历史小说写作也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行的。他把历史小说当作历史的“教科书”，这仍然是为“正史之根”的做法。在吴氏后来的追叙中，提到“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教授之术亦采法列强，教科之书日新月异，历史实居其一”。“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临其境。小说附正史又驰乎？正史借小说为先导乎？”[38]小说虽然不免有虚构成分，但可以作为引导阅读正史的材料。作者借助小说虚构借用历史，以使人们明白以往的历史对现在和未来之意义。如果扣紧《痛史》来讨论，则吴趼人借用对中国历史和苦难的叙述，是为了点燃民族主义激情的燎原之火。因此，历史便有了现时的借鉴意义。
可以对《痛史》和同时的一些历史小说的叙述内容及其意义概括如下。
其一，民族主义叙述使民族认同感与死亡和不朽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人物献身于国族。如《痛史》中以文天祥等人为代表的忠臣为国献身。英雄、忠臣为国捐躯无疑加固了民族认同感；反过来说，民族主义情感也赋予了民族英雄以不朽的声名。
其二，民族精神的创造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晚清小说作者认为精神的缺乏乃是民族的病根所在。其时，吴趼人的叙述针对的是时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痛史》等小说夹文中的评点和文后评论，则是对历史和时代作了确认、重述，它们均是指向了民族精神的缺乏。在梁启超看来：“若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9]然而，便是因为国族缺乏这种抒写“历史精神”的精神，所以落后于其他国族。这种缺乏“历史精神”的说法，源自于黑格尔对中国的粗率妄断，但是却被晚清小说作者接受为理所当然。它最终使这些历史小说作者认同了国运的衰败是因为缺乏民族精神。因而，梁启超用“新小说”呼喊的“新民”和吴趼人对历史的重述，其中都寄寓了小说用以载“道”的诉求，前者表现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对“新国”的呼唤，后者表现在通过对历史苦难的抒写，以呼唤和想象民族主义。
其三，对现在、过去、未来的历史叙述，其实是落在同一维度的。《痛史》写过去历史的同时，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同时它也开放给未来，其构想与《新中国未来记》的乌托邦模式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构。《痛史》把反抗的希望放在占山为王或另外开国于海外上，《新中国未来记》则展望了一个失去“现在”根基的乌托邦，同样将希望放在一个空幻的未来，以求救现时之弊。梁启超计划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有三部曲，其中一部是《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写中国一大族民，在海外荒岛建立文明国，后来“其人又不忘祖国，卒助内地志士奏维新之伟业，将其法制一切移植于父母之邦。”[40]吴趼人《痛史》中汉人复国、救国的实现模式与梁启超对《新中国未来记》三部曲的构想，均是落在同一想象的维度之上。
其四，受时代氛围的感发，小说作者遂有排满或排外族的民族主义抒写。民族主义有大小之分，大至把入侵的外族驱逐出儒家文化圈外，小至排满。《痛史》一书在《新小说》杂志上也没有刊完。阿英对此的解释是：“惜趼人后以思想转换，虽仅余数回，竟未续作。”[41]吴趼人的思想转变导致了他不愿再续写《痛史》，因为该书行文充斥了排满和排外思想。从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中预列的将发表的历史小说篇目——如《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作品看来，吴趼人的《痛史》并没有包括在梁启超等人的写作计划之中，但却始于受其鼓动而写，又终于《新小说》杂志的风格演变。这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排满情绪的始、终，影响了吴趼人创作《痛史》的起、止。
其五，历史叙述的过程是逐渐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过程，梁启超的《新民说》诸篇正是提供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吴趼人看来，《新民说》充其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补充，更重要的还是儒家伦理，比如《痛史》中的人物宗仁、宗信、宗义、宗礼、宗智五兄弟的命名，对孝道的评论，以及亡国朝臣的隐忍负重，都是凸显出了以“仁、信、礼、义、智、孝、忍”为核心的儒家信念。吴趼人赞同的手段是通过教育，将启蒙后代的任务列上改造计划。在《痛史》的叙述中，谢枋得几次上金霞岭都是布道式地提出要如何教育后代，以免绝了反抗的志气。正如袁进所论：“近代的‘历史小说’就不同了，无论是写中国历史还是写外国历史，心中都有一个‘救国’的目标存在……‘救国’的急迫心情，成为当时‘历史小说’的鲜明特色。”[42]这个救国的目标贯穿了重述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诸种新的意识形态复杂地整合在一起。新意识形态是在传统和民族自尊心上建立，吸收外来文明，并希望以此呼唤民族主义精神。故而，吴趼人在《痛史》开篇时便说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因是：“恼着我们中国人，没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甘心双手去奉与敌人，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戮自己同国的人，非但绝无一点恻隐羞恶之心，而且还自以为荣耀。”[43]
在《新小说》杂志中，历史叙述的宗旨在于借小说家言，激起读者对国家和政治的关注，如激励爱国精神，做法是把历史苦难重新书写。在其历史叙述中，有对“历史”的发现，对过去历史和世界经验的借用或重构。这种工具性的借用昭然若揭，目的在于通过历史想象呼唤民族主义，感召读者，进而唤醒国民，激扬蹈励，重塑国民性格。
三 历史想象的未来性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将小说从卑下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说被加冕，用以载道。梁启超将小说及其历史叙述视为解救国族危机的利器。民族主义想象的功利性在于立足现在，借用历史，预瞻未来。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中，小说或者其他虚构的文学种类比起信史来说，更符合作者的需要，因为作者可以视其目的而篡改或添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未尝不能看作是时代的表征，是一种现实主义笔法写成的虚构历史。虽然吴趼人处处声称其所见所闻都是真实，但是其杜撰的成分及其目的均极为明显。《痛史》则可看作是吴氏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另一种阐释。小说作者赋予了历史叙述一定的目的性，尤其是抒写苦难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儒家价值体系崩溃后伦理社会的关怀，虽是立足于“现在”状态，但未尝没有展望“未来”。《痛史》梳理“过去”历史，时刻关注现实，并且预设了种种可能性的未来。
梁启超曾设想写《新中国未来记》的姐妹篇《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与《痛史》所写的内容非常接近。“（《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44]对比起《痛史》描述的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灾难，两者相距不远。梁启超《新桃源》写作计划中说：“此书专为发明地方自治之制度，以补《新中国未来记》所未及。其结构设为二百年前，有中国一大族民，不堪虐政，相率航海，遁于一大荒岛，孳衍发达，至今日而内地始有与之交通者。其制度一如欧美第一等文明国，且有其善而无其弊焉。其人又不忘祖国，卒助内地志士奏维新之伟业，将其法制一切移植于父母之邦。”这种设想与吴趼人《痛史》所描写众豪杰占聚金霞岭非常类似。这种另谋创国的做法可推溯至陈忱的《后水浒传》，或更早的唐代传奇《虬髯客传》。这些小说对于现时苦难的叙写和过去历史的想象，均有着一定的未来倾向。同在彼时，许多晚清小说家对历史的叙述都近似预言者的口吻，在不满现实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
梁启超身体力行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来完成式为基调”[45]的历史想象。在这部小说中，梁启超“把尚未见诸历史的事件当作信史写，凭空虚构，又要人信以为真，‘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不易摆脱的旧小说家强烈的历史意识便与增强小说真实性的现实需要聚合在一起，而以借助传统的‘史笔’手法为唯一的选择。”[46]但是，有趣的是，《新中国未来记》中历史叙述同样含有未来的特征，隐含了一种乌托邦想象。
此外，《回天绮谈》《东欧女豪杰》和《洪水祸》虽是立足于历史经验，但因其改写的目的性，它们也都向可能性的未来维度展开。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对有关革命经验的重述，到《新中国未来记》对未来的预瞻，这些小说无论其叙述置放在现在、过去、未来的哪一个维度，都是具有建构性和未来指向。这些历史想象在民族主义情绪中眺望未来，赋予了未来以种种美好的可能。
四 余论
《新小说》小说作者对外国革命历史的借用，其实不外是把它当作工具，借以完成民族主义想象。小说作者借用了中外历史的经验，一方面同样面临着过去历史语境中曾存在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也会遭遇外来历史经验与现时本土困局之间是否适应的矛盾，两者都会衍生更多更难的问题。诸如革命和自由与其后果或代价是否相值？外国历史经验与成功模式与本国传统或本土语境是否契合？晚清的作者在探索何种理论可作为其先导时，也不免要忧心两种异质文明及其历史是否能快速而有效的结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摩擦、冲突，乃至相互取代。他们不免要忧虑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心他们的努力不是带来更好的明天，而是陷入更大的灾难。这些忧心使他们无法不歆羡外国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时时在警惕其不适用之处。带着这种矛盾的心绪，他们返归本土语境，观照传统，思考未来新文明立身之处，会生长出何种质芽。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民族主义想象是现在时式的怪现状叙述，《痛史》等小说的焦点则放在过去的历史，这两种历史叙述均指向可能性的未来。不难理解的是，一个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目的性地对“历史”进行重构。当然，历史状态可以是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现状（当叙述完成时便是历史），也可以是《痛史》式的过往历史，也可以是《新中国未来记》中未来完成式的历史。对历史的重新叙述是一种重构，它表现在对民族苦难史的重构上面，借此来引发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动员民众。这种做法本身又有预瞻性。过去历史和未来乌托邦这两种想象被借以动员和团结国族成员，其实现的手段有二：一是对历史经验的借用，把“革命”经验作为工具，有目的地改编；二是重述民族历史苦难，背后可见作者们对于“历史”的发现和重构。无论是“怪现状叙述”还是历史叙述，这些民族主义的历史想象，都具有一定未来导向性。
2007年10月初稿写于康乐园；2010年4月改定时在澳门大学访学。
此文发表情况：《梁启超与〈新小说〉的历史想像》，台湾《中山人文学报》2010年7月第29期，第203—218页。
[1] 《洪水祸》标“历史小说”，现存五回，作者雨尘子。刊于《新小说》第1号至第7号载。未见单行本。
[2] 《回天绮谈》标“政治小说”，叙述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自由宪章”运动，旨在配合晚清时期中国的“宪政运动”。故虽明面写英国，实际是为对照中国现实。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部外国历史小说，作者选材动机明显是要借鉴外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顾不得其中历史话语的颠倒错用。
[3] 岭南羽衣女士（罗普）著《东欧女豪杰》，1902年11月至1903年初《新小说》连载，存五回，影响巨大。小说发表后，时论哗然，不少诗人以诗咏和“女豪杰”与“羽衣女士”。此书选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中华书局1960年版。本文后引据此。羽衣女士，即为康有为弟子罗普。冯自由《革命逸史》“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一节中，有“罗普，字孝高，顺德人，康门麦孟华之妹婿也。戊戌东渡留学。吾国学生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时尚未改称大学）者，罗为第一人。易西服后，仍留余发不去，故自号‘披发生’。新民丛报社出版之《新小说》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长篇小说，曰《东欧女豪杰》……即出自罗氏手笔……”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4]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号，第1页。
[5]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6]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8]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51页。
[9]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10] 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11]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2]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3]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命题九，“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页。
[14] 其形成和宗旨是“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引导了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正如“永世和平论”所构想的建造一个类似如今联合国一样的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联盟的共同体。孔多塞也表达了“永世和平论”的未来发展方向（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文），此处不论。梁启超对康德的介绍，可散见《新民丛报》所载，复集于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4—1064页。
[15]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号，第9—10页。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
[17]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6号，第51页。
[1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9页。
[19]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20]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1]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号，第14页。
[22]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0页。
[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24]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25]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徐波、陈林序，第3页。
[26]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7号，第13—14页。
[27]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7号，第16页。
[28]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7号，第19页。
[29]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7号，第51页。
[30] 陈建华：《民族“想像”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之关系》，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91页。
[31]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32]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3页。
[33] 吴趼人等著：《痛史、九命奇冤、上海游骖录、云南野乘》，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3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3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9—741页。
[36] 吴趼人等著：《痛史、九命奇冤、上海游骖录、云南野乘》，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3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页。
[38]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5—86页。
[3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2页。
[40]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41]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42] 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43] 吴趼人等著：《痛史、九命奇冤、上海游骖录、云南野乘》，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44]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4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46]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