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两种走向

一 别林斯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

（一）

如果说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那么别林斯基则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别林斯基集文艺学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创立了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原则。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别林斯基开辟了俄国文学批评的新时代。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不仅对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作家做了系统的评论，而且系统论述了有关文艺批评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历史的、美学的”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方法。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别林斯基所创立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现象，如何对文学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始终是一个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复杂问题。不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依照自己不同的美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展开自己的文学批评。“纯艺术论”者依据文学与社会生活、与社会功利无关的美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纯美学”的分析。另一些人虽然重视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考察，但往往又都是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陷于抽象的思辨。还有一些人只是从政治的、道德的观点来考察文学作品。这一切都无法真正科学地揭示文学作品历史的美学的内涵。别林斯基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和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出发，1842年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1]

别林斯基所提出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把文学批评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科学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论原则。这一文学批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提出，无论是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在欧洲文学批评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它对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乃至后来的俄国学院派的文艺学和文学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别林斯基有关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点是1842年提出的，之后，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法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批评格律恩对歌德的评价时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2]1859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就历史剧《济金根》说得更为明确：“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3]恩格斯所说的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既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观念，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并把它看成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观点，是以文学的特殊对象，以文学的特性为依据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的深刻理论阐述，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有重大的意义。别林斯基所提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虽然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达到最高水平，也为恩格斯所提出的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观念和标准，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思想前提。

（二）

别林斯基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是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俄国和西欧文学批评历史经验的总结，扎根于俄国新兴的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它反映了俄国和西欧文艺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是科学的，富有生命力的。

在别林斯基之前，在俄国，特别是在西欧，在多种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例如文化历史批评学派、道德批评学派、唯美学派、宗教哲学学派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不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都有自己解读文学的独特角度和独特优势，同时在方法论上也有其片面性和缺陷。

别林斯基首先面对的是在康德、谢林“纯艺术论”影响之下，在欧洲各国盛行的“纯美学分析”批评，这种理论和批评宣扬文艺与社会生活无关，与社会功利格格不入，主张脱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纯美学”的分析。他们认为审美不涉及利害，不涉及存在，只涉及形式。别林斯基肯定美是艺术的不可缺的条件，“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4]。但他又认为艺术不可能没有社会历史内容，文艺批评不可能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显然，别林斯基并不是反对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分析，而是反对脱离开文学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行所谓的“纯美学分析”。

别林斯基随后面对的是德国式的“理想的、思辨的”哲学美学批评和法国式的“实证的、历史的”社会学批评。

当年西欧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形成对文艺作历史考察的新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但是，这种历史批评大都从抽象的观念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其结果往往陷入抽象的思辨。就黑格尔而言，他的哲学美学充满历史辩证法思想，他的艺术批评充满历史主义精神。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使美学具有一种历史感。他认为“我们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对某些艺术作品批评或是替艺术创作方法开出方单。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溯艺术和美的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在思想上掌握和证实艺术和美的基本概念”[5]。黑格尔用历史的方法考察了艺术发展的历史，把世界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分为三种类型：象征性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而这种对于艺术发展的叙述和看法又是从艺术和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这个观念和意义推导出来的。他认为艺术是理念和感性形象，即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精神活动，正是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和这种平衡被打破构成了艺术发展的脉络，形成了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这种批判观念和方法富有历史主义精神，有很强的历史感，但它是从理念出发，不是从现实出发，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思辨。

19世纪上半期，斯塔尔夫人和泰纳又先后提出文化历史学派和社会学派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主张评价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品，必须考察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种族、地域气候等环境的影响。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民族精神上和历史上的真实。泰纳指出了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大因素：种族、环境与时代。泰纳的三要素学说关注了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唯物论，也富有历史感。但这类批评观念和方法受实证主义哲学和进化论的影响，要求文学批评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精确性，在方法论上往往陷于主客观关系的机械决定论，也忽视艺术不同于一般文化历史现象的审美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解释还只着重社会上层建筑范畴，没能从社会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推动文艺发展的根源。

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学批评由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评原则转向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纳杰日金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引入文学批评，为俄国批评打下坚实的美学基础，但基本上还算是受德国式理论思辨的影响，缺乏现实的社会分析。普希金倡导的美学批评也还局限于“揭示作品的美和缺点”，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功能等领域。

别林斯基所面对的上述欧洲和俄国的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性，对此，别林斯基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看法，他说：“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对任何一种欧洲批评都不能感到满意，看到他们每一种里面都包含着某种片面性和排他性。我们已经有某种权利可以认为，在我们的批评中，所有这些片面性会汇合、调和成为多方面的、有机的（而不是庸俗的折衷的）统一。”[6]显然，别林斯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就是在批判吸收和综合改造先前多种批评观念的合理因素，克服其片面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三）

别林斯基在论述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时，特别强调二者是统一的有机的统一体。如前所述，他明确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首先，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活动，应当把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品格和审美价值提升到第一位，绝不能忽略掉艺术的美学需要本身。他明确指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7]以往有人觉得别林斯基关注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分析，不重视审美评价，这是不符合别林斯基的主张和批评实际的。只能说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别林斯基的批评更侧重于社会历史分析，但他始终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独创性、作家的个性特色，关注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符合其艺术内容的一致性和完美程度，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分析必须以对作品艺术形象体系和表现形式的具体美学分析为基础和前提。

其次，别林斯基又认为文学批评不能只局限于美学的批评，只局限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美和不足，而必须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必须对作品从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观点加以考察，对作品做与其内容相适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指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意义。他认为“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对他的生活性格以及其他等等的考察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8]。在他看来，“那些极其充分而有力地表达了时代最真实、最重要和最富于特征的艺术作品，将比任何东西活得更长久”，而“那些不能体现或不能充分体现这些条件的作品在另一个时代终究会丧失其意义”[9]。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别林斯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确定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充分而深刻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反映出时代的精神。

别林斯基总结欧洲和俄国文学批评的经验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并且强调两者的有机结合，这是符合文学作品的实际的，也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大贡献。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文学批评中历史的和美学的有机融合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可以达到的，我们在文学批评中看到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结合是多样化的，往往出现多种形态，有的更侧重于历史批评，有的更侧重于美学批评。就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而言，就以他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而言，更侧重于社会历史批评。他们虽然也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很高的审美水平，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许多十分精细的艺术水平，可是总的来说他们常常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探讨多种社会政治问题，各种哲学道德问题，传播进步的思想，树立高尚的社会道德和审美理想。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同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批评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分不开的，也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和批评所无法比拟的。俄国是个农奴制的国家，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这就使俄国的作家和批评家自觉地充当人民思想愿望的代言人，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民众倾诉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10]。这种文学批评由于与俄国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思想斗争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思想性，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而欧洲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主要是一些教授、学者或杂志的专栏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就更多地评价文学作品的优缺点和审美价值，而较少关注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并对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做出政治上和道德评价，他们的批评就更多学术性、专业性和学院气息。

尽管在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常常是不平衡的，是多有侧重的，但别林斯基为什么仍然把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融合当作文学批评的要求和理想？这是同别林斯基对文学批评对象——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艺术描写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具有历史内容的现实生活，文学批评必须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做出社会的历史的批评。同时，文学艺术又是用形象，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推理来反映生活，它能诉诸读者的想象，打动他们的心灵，因此文学批评又必须对文学做出美学的评价，看看它们如何用形象的描绘来打动读者的心灵。别林斯基指出：“美是艺术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可是光有艺术还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11]即使被“纯艺术论”者视为典范的古希腊艺术，也不能无条件地说，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表现美，因为它也表现了古希腊社会生活包括宗教、道德、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容。别林斯基说：“艺术如果没有具有历史意义和合理内容，作为当代意识表现来看，它就只能使一些根据古典传统酷爱艺术性的人们感到满足而已。我们的时代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12]他明确地指出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分析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是必不可缺的。特别是在今天，当时代坚决地采取了历史倾向的时候，如果没有分析的批评，那就意味着杀害艺术，或者宁可说是把批评庸俗化了”[13]。

别林斯基倡导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融合，还同他对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分不开。在别林斯基看来，批评就是“判断”，“批判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是对时代的认识，[14]他认为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都是对时代的认识，只不过认识和把握时代的方式各不相同：批评是哲学的或科学的认识，而文学艺术则是直感的或者形象思维的认识。因此文学批评在俄国生活中不仅是帮助读者欣赏作品的美，对文学作品做出美的评价，它还具有促进社会自觉的特殊作用，它还必须对文学作品做出社会历史评价。他说：“目前，还只有在艺术和文学，因而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中，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社会的智能自觉。”[15]拿俄国文学批评同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批评作比较，别林斯基说，“在批评之国的德国，批评是理想的、思辨的；在法国，批评是实证的历史的”。而在俄国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应该不仅追求科学的成功，并且还追求教育的成功。我们的批评还应该对于社会起家庭教师的作用。用简单的语言讲述高深的道理”。为此，他提出把德国式的注重理论思辨的逻辑方法与法国式的注重具体实证的历史叙述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使文学批评“变为深刻而易于为公众理解的唯一方法”[16]。

（四）

别林斯基不仅倡导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批评观念和方法，而且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批评观念和方法，并且呈现出独特的批评风格。

别林斯基在评价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时，首先考察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和时代的精神。他用11篇论文评论普希金的作品，高度评价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把它称之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高度人民性的作品”[17]，就是因为作品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和俄国社会进步的特征。这个时代最富特征的特点之一，在别林斯基看来，就是在贵族的先进阶层中出现了像奥涅金这种作为时代典型的“多余人”，他不满贵族社会但又无法积极行动，但这一经典形象曲折地反映了农奴制的危机和一代人的觉醒，奥涅金就是俄国社会意识觉醒的代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历史的批评同道德批评产生矛盾时，别林斯基总是坚定地站在历史批评的立场，坚持文学批评的历史主义精神，这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1833），描写了1824年袭击彼得堡的一场可怕的水灾，一个小人物的受苦和他在这场水灾中的悲惨遭遇，而这场水灾又是同彼得大帝在芬兰湾建造彼得堡这座滨海城市相关的。普希金面对彼得大帝的功绩和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方面歌颂了彼得大帝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别林斯基对普希金这种描写十分称赞，他认为不能因为人道的立场而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也不能因为历史的必然性而放弃作家的人道立场，在诗作中应当保有一种“弹性和张力”。他说：“我们凭着温和的心灵承认整体是超过局部的，但是我们并不会拒绝对这个局部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第一眼看到这个巨人毫不动摇地耸立在普遍灾难和破坏之中，仿佛象征般地体现自己的创造和坚不可摧，我们内心虽然不是没有颤抖，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裹着铜甲的巨人虽然不能保护个别人的命运，可是却能保障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历史的必然站在他这一边。”[18]

别林斯基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分析时，也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善于抓住作品风格特征和作家的独创性。他指出：“批评的任务和对诗人作品的真正评价，非具有两个目的不可：确定被分析的作品的特点，和指出他们使作者有权在文学代表行列中占据的位置。”[19]他在分析果戈理的作品时，指出它具有的“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是一般真切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共有的美学特征，而他的作品所体现的“那总是被悲哀的忧郁之感所压倒的悲剧性兴奋”，才是作家独有的特征风格[20]，他敏锐指出果戈理讽刺和幽默的独特风格是“含泪的微笑”[21]。更值得称道的是，别林斯基还善于把作家作品独特艺术风格的分析同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他指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早期浪漫主义抒情诗是各有特色的，普希金早期抒情诗充满“光辉的希望，胜利的预感，同时也充满力量”，而莱蒙托夫的早期抒情诗虽然也可从中看到力量，但“已经看不到希望，对生活和人类感情失掉信心”[22]。他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时代精神的差异和俄国贵族先进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

二是善于抓住文学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相一致的完美程度，抓住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别林斯基在评论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时，指出作品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完全独特、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每一部分独自存在着，构成一个锁闭在自身内的形象，同时又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整体存在着，来促成整体的印象”[23]。也就是说，作为一部真正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不足之处”。他详细地分析了《当代英雄》这部由几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最后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的锁闭性是从诗情感觉的统一性产生出来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凭着诗情的统一性原则深刻地打动了读者的灵魂……因为表露在诗情作品中的一切现代社会问题往往总是这样的：它们总是痛苦的决斗，但也是减轻痛苦的决斗。”[24]所以，作家正是靠着“关于我们时代的惆怅的沉思”这一基调，把长篇小说各部分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实践，不仅体现了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结合，而且呈现一种独特的批评风格。他的文学批评既有哲学的高度，历史的深度，又有美学的洞察力，是一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做到了把批评变成艺术，达到了情理相互交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互作用的境界。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在一般批评达到某个完善的境界，在它发展到某个高度阶段的时候，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是彼此一致，相互补充的”，又说，“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别林斯基当然是这种人物”。[25]

别林斯基由于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融合而形成的独特的批评风格，也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他早期的批评论中，主观抒情性比较突出，常有浪漫主义批评的色彩。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学的幻想》的副标题就是“散文的哀歌”，并且声称：“别在我每篇散文体的哀歌里寻找严格的逻辑程序。哀歌作者们从来不以正确的思维见称”[26]。在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小说中》，也充满赞赏果戈理小说的激情，称他“拥有强大而崇高、非凡的才能。至少目前，他是文坛的盟主”。在论述果戈理作品“抒情气质”特征时，用的完全是一种抒情的、浪漫的笔调：“他描写血肉相连的、他所爱慕的小俄罗斯的美，这就象一个儿子去爱抚敬爱的母亲一样！你们记得他关于德聂泊河流域广袤无垠的草原的描写吗？多么豪迈奔放的画笔！什么样的感情的放纵！在这些描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华美和朴素！鬼抓你去，草原，你在果戈理君笔下是多么出色呀！”[27]

（五）

别林斯基是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所创立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批评原则，特别是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对后来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俄国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形成俄国文学批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在19世纪下半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等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丰富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美学命题，论述了艺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对生活现象下判断的社会使命和作用。相应地，他要求文学批评应当加强对生活和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而做出科学的判断，向公众阐明文学在社会生活和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他的文学批评的特点是寓社会历史分析于美学分析之中，而偏重于社会历史分析。杜勃罗留勃夫则提出了“现实的批评”，丰富和深化别林斯基所创立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这种“现实的批评”，要求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真实出发，将文学形象与生活原型进行对比分析，解释和评价生活，揭示作品的客观社会意义，而不把任何主观想法强加给读者。这种批评原则和方法，同时要求充分尊重艺术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充分估计到作家世界观和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把作品的客观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同作家的主观意图等量齐观。在他看来，对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要求主要是广泛而深入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至于说明生活和对生活下判断则主要是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的任务。

别林斯基之后，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坚持和发展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俄国文学批评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纯艺术论”的德鲁日宁等批评家强调创造“纯粹的优美式”的艺术，摒弃“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功利主义思想”，割裂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是皮萨列夫在与“纯艺术论”者的论战中，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作庸俗的理解，认为艺术和审美活动都是与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的，是“人类智力的浪费”，因而宣言“美的毁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俄国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他们一方面继承别林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广泛吸收西欧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特别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为丰富和发展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做出贡献。其中以佩平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学派受泰纳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影响，但在评价文学现象时又往往以别林斯基的历史主义方法为依据，提出从社会历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指出文学的社会制约性，认为文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的问题是忽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往往把文学史混同于社会思想史和一般文化史，使文学理论批评失去了清晰的对象和范围。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历史文化学派的缺点。他们认为应当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但不应当忽视文学形式的特性及其演变规律。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历史诗学”就力主“从诗的历史阐明诗的本质”。他认为艺术形式的变化取决于人类观念和情感的变化，观念和情感是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变化的辩证关系就形成文学发展的规律，历史诗学就是要通过研究艺术形式的历史演变来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

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在俄国的兴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研究文学艺术的理论基础，别林斯基所倡导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有机结合达到一个更完善的崭新阶段。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都非常尊崇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批评，把它作为连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桥梁，当作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形成的前提和来源。

普列汉诺夫称赞别林斯基是“俄国启蒙运动的始祖”，是“给俄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有人攻击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哲学式的批评”，而只是“政论式的批评”时，他称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批评”、“客观的批评”，一种“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来说明艺术史”的批评。他认为艺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批评就不能置社会生活于不顾，他说，“批评在自己过去的发展中，它们的代表愈加接近我们捍卫的历史观点，它就获得愈加牢固的基础”[28]。普列汉诺夫继承了别林斯基提出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传统，提出文艺批评应当包括“找到可以称之为文学现象的社会等价物”和“对所分析的作品的审美价值做出评价”两个步骤，[29]并且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一个步骤不但不排斥第二个步骤的必要性，而且正是要引出作为必要补充的第二个步骤来”[30]。

列宁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向给予高度评价，在《怎么办？》（1901—1902）中论述革命理论和进步文学的作用时特别提到别林斯基等人的名字。列宁文学批评的核心是历史主义，他总是把一定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他把托尔斯泰创作和思想的基本矛盾看作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31]。但他又没有把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分析简单化、把文学对生活的反映简单化。在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他总是把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同作家的创作个性统一起来，把作品的社会历史分析同美学分析统一起来。他认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重大题材，还在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绘”，也就是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的艺术独特发现，由于托尔斯泰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撕毁一切伪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才使得宏大的时代内容获得了高度艺术性的表现形式。列宁在他的评论中，注意到了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生活，反映历史时代的全部复杂性，没有把创作中的主客观因素割裂开来，没有把社会历史分析同美学分析割裂开来，这是列宁对文学批评中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