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纳新”的方法论价值和文化意义
——评《刘中树文学论集》
刘中树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已过半个世纪。50多年的辛勤耕耘，不仅使刘中树教授成为一个建树卓越的学者，在鲁迅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和东北亚区域文化研究等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学术实践过程中，他也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品格和风格。两卷本《刘中树文学论集》的出版，选取了刘中树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50年来重要的学术论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与众不同和独树一帜。此前，曾有学者认为，刘中树的学术品格在于他“稳健而不保守，开放而不激进”[1]，我非常同意这一表述和判断。但在刘中树的表述中，他没有使用“稳健”，更多的时候他使用的是“守正”。这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并且大胆的观念：在一个处处求新求变并标榜“日新月异”的时代，“守正”很可能因不合时宜被讥讽为保守、传统、落后甚至是“九斤老太”。但学术研究不是流行色，不是消费时尚，不是唯新是举就是创造。特别是在今天，社会生活完全被“新”所覆盖，“新”已经构成了新的同质化，就像城市建设一样，旧貌换新颜——但千城一面，城市风格已经没有区别，恰恰却是城市中那些没有变的东西成为景观；在“新”的意识形态统领一切的时候，要挽救的恰恰是那些即将消失的事物，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文学研究方面，事情的发展与“新”这个神话也相似到这样的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欧风美雨遍及文学研究的各个角落，从存在主义一直到后现代、后结构，我们一直跟着西方走，但我们自己差不多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们的文学研究将要走向哪里，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回答。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刘中树文学论集》的出版，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事实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语境，早已为刘中树所感知。他曾经说：“当下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操守并不是没有令人质疑之处的。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不确定性，致使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的敬畏或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诠释者’和‘解说员’的角色，甚至成为各种‘托儿’，使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然而，这是短暂的，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我始终坚持自己学术指导思想和方法上的一贯主张：‘把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历史的逻辑的和美学的相一致的方法为核心，来进行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不受时势变化的影响。’”[2]这一自觉使刘中树的文学研究一直走着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守正纳新”的道路。所谓“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精神、物质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践问题，并以此来丰富和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我们还不能适应当代理论发展、文化建设和教育实践的要求。过去，我们常常受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我们的理论也受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当我们从这里挣脱开后，又易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某些怀疑”[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刘中树“守正”观念的核心。刘中树“守正”观念的方法论则是：“把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历史的逻辑的和美学的相一致的方法为核心，这是我所遵循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的理论与原则。这就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把文学放到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在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总体中和文学发展过程中，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剖析，判断它的真实性，揭示它的社会功利作用和审美价值，从而做出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4]多年来，求新求变是文学研究界没有言说的一种心理，新和变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但对新和变存在的问题几乎没有人检讨和反省过。这种新和变有时又并不表现在方法论上，而是对历史已形成的观点的激进颠覆。我们知道，“纠正通说”是取得新成果的重要手段，但这个通说的纠正必须是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论述表达出的新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仅仅凭情感态度或是一种简单的立场。针对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和问题，比如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比如对茅盾评价的分歧等，刘中树撰写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一书。书中以史实为基础，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因此，“守正”在刘中树这里，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是为“新”而新，为“变”而变。守正不变有时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胆识。
王俊秋是鲁迅研究专家，他认为“学习鲁迅是将鲁迅思想经典化的过程，也是鲁迅意义和价值最大化的过程。这是由鲁迅思想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当下社会时代的选择所决定的。历史研究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都必须于当下有益或有效。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鲁迅世界的完美性，而是要保持其思想的主体价值，认识其当下的有效性。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5]。曾几何时，鲁迅又重新被议论，但这议论却是非议。百年中国文化家底并不丰厚，但有了鲁迅我们便有了现代的文化底气，便有了全球化时代保有中国现代文化民族性的资本。鲁迅再次遭到非议，可见文化破坏性格的顽固，也可窥见“标新立异”之风的另一面。鲁迅研究是刘中树多年研究实践的重要领域。在两卷文学论集中，就有15篇文章是从不同方面研究鲁迅的，可见鲁迅研究在刘中树文学研究中的分量。不仅对鲁迅的研究别开生面，提出了诸多发人未见的新看法和见解，而且鲁迅的思想也成为刘中树研究其他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思想资源之一。在分析和处理当下文艺实践问题的时候，刘中树发现了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发展的不对称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艺，一时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刘中树借用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话说：“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暗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6]应该承认，鲁迅当年表达过的看法，仿佛就是针对今天而说的。刘中树援引鲁迅当年——而今天仍然有效的看法，比当下许多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表达更有说服力。这就是鲁迅的魅力。木心先生在《鲁迅祭》中说：“21世纪再读鲁迅的杂文，当年的是非善恶已成了历史观照，但营营扰扰之间，事实的正负然否的基本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凡与鲁迅笔战过的人，后来的作为、下场都不见好，甚而很可耻，益显得鲁迅目光的精准……先生已成了象征性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而奋斗不息。”[7]斯言甚是。
“守正”在方法论上，就是坚持“实证”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显学”，刘中树在这个领域不仅在正面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材料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如《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1931—1949》《1931—1945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等，将鲁迅著作在东北的传播和研究状况，做了翔实的整理和归纳。这种工作虽然是资料性的工作，但它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要比一般性的研究还要多。它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刘中树作为学者的品性和情怀。比较起来，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要远比那些名噪一时的“研究”有价值得多。
多年来，学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如何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因此，“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任何一个该领域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理论话题。在《确立现代化、个性化、学术化的批评品格》一文中，刘中树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就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观。论文把《讲话》纳入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纳入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之中，既肯定了当时功利性的文学价值观，又从一般的思维逻辑上指出了当下对其多样化理解的可能性。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也一直在建构和发现之中。在毛泽东社会变革的总体结构中，文学从来不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存在，而是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工具之一。他并不否认功利的需求：“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他自信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因此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所处环境的理解与认识，决定了他在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可能采取缓慢的渐进方式，他必须尽可能地动员一切力量，让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参与到他宏伟的设想和目标的实践中去。这时，他的“功利主义”就是对效率的强调。而效率不仅含有速度的紧迫感的意味，同时更要有实效性，它需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修正。这种修正和变化，常常使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对同一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使他的思想具有一种“非连续性的”特征。这也是后来在许多问题的争论中，大家都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却得出了不同结论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现成的、完整的方案。这时，他对文学理论或文学艺术作品所期待的，就是能够帮助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到实现伟大构想的行动中去。因此，他特别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形式、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特别强调“新文化”和创作出能体现新文化的新形象。而这些，是传统的中国文艺思想和西方文学教科书无法承担的。刘中树在他的文章中有说服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刘中树的“守正”观念，还包含坚持学者主体性的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就是学者的自主性。我们发现，越是成熟的学者，越是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其主体意识就越是自觉。在《鲁迅的启示：走向世界 创造自我》一文中，刘中树准确地分析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一个“收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但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者在吸纳新潮时，更注意“比较揣摩，融合创新，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道路”[8]，正因为他们有“很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素养，又受到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陶冶”[9]，才能够创造“现代化的自我”。这里，刘中树强调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这就是有识别、有选择、有比较，而不是盲目的“拿来主义”。这个看法的提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在刘中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文坛的主流话语我们都没有忘记。但时至今日，一切都大白于天下：该灰飞烟灭的，并不因为“新”就留存下来；该流传下来的，也未因为“旧”而没了踪影。刘中树所继承的鲁迅的精神、思想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主体意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刘中树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他最终获得了一个学者的主体性。
坚持“守正”，同时不废“纳新”，“守正纳新”是一个不能偏废的整体。说到刘中树的“守正纳新”的观念，我想起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学衡》《甲寅》。吴宓、梅光迪和胡先骕都先后遭到诟病或批判，甚至鲁迅先生也曾讨伐之。但今天回头看，《学衡》当时主张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是何等正确。这里不是说刘中树先生就是当年的吴宓及《学衡》或《甲寅》的同人，这个类比既不合适也不恰当。因为吴宓、胡先骕或梅光迪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复古”，具有明显的文化本位主义倾向，最后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刘中树是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当代学者，他的“守正”与保守无关。他恰恰对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借用汤因比在考察“文明解体”时，“注意到了复古主义者所以受人非难的原因，是他的企图的本性永远是要调停于过去和现在之间。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之不能并立，正是复古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内在的弱点。我们可以说，复古主义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管他向哪一边去，都将找不到出路”[10]。但是，在文化认同这一点上，他们却有了“文化同一性”。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另做文章研究。我想说的是，面对学术或对真理的追求，有时可能会超越文化态度而殊途同归。面对当下新的文化语境，刘中树的“守正”是在“纳新”中发展的，或者说，没有“纳新”，“守正”也无从谈起。我发现，在刘中树的许多文章中，他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耳熟能详。比如，他在《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中，对现代文学史编撰中提出的新看法及“重写文学史”中许多不同观点，都发表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提出的“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这种阐述较‘改造民族灵魂’的表达更全面，有分寸了”。[11]此外，刘中树对“人文精神”讨论、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处境，以及对年青一代的文章都非常熟悉并直言不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刘中树的“纳新”，就不只是对西学，同时也针对当代中国的青年学人。当代学界有一个没有被言说的秘密，那就是对同代人研究的漠然置之。而刘中树则洞若观火、不废长幼，有价值的“新学”他都吸纳。这就是一个成熟学者的情怀和胸怀。
因此，刘中树的“守正纳新”的文学研究观念，不仅在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或参照，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或文学的历史，从某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种激进主义的历史。这种激进主义也孕育了我们一种顽固的破坏主义的文化性格。20世纪以来，我们破坏了一个文化的“旧世界”，但是否建设了文化的“新世界”？我们激进地走过了百年之后，在文化上是否还有方向感是大可讨论的。这时，刘中树“守正纳新”的谨慎文化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未来的时间里，他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和构成的有效参照，一定会日益凸显出来。
[1] 王俊秋：《开拓与坚守——访刘中树教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2] 王俊秋：《开拓与坚守——访刘中树教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3] 刘中树：《文艺学学科建设要守正纳新守正创新》，《刘中树文学论集》（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59页。
[4] 刘中树：《守正纳新 思理常新》，《刘中树文学论集》（1），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7页。
[5] 王俊秋：《开拓与坚守——访刘中树教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6] 鲁迅：《文化偏至论》，转引自刘中树《刘中树文学论集》（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89页。
[7] 木心：《鲁迅祭》，《明日教育论坛》第48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8] 刘中树：《鲁迅的启示：走向世界 创造自我》，《刘中树文学论集》（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1页。
[9] 刘中树：《鲁迅的启示：走向世界 创造自我》，《刘中树文学论集》（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1页。
[10] 刘中树：《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刘中树文学论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79页。
[11] 刘中树：《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刘中树文学论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