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学院批评

——以青年批评家张清华为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称为“学院批评”，应该是大体不谬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印象或概括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学院批评”，不是在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层面上谈论，而是说，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所具有的学院批评的品格和特征。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是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现象或潮流的产生，与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和批评家的知识背景有关。一方面，“从广场到岗位”的知识界自我期许是否合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业已成为事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启蒙话语受挫后，批评界离开了20世纪激进的思想立场，在寻找新的理论和话语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于西方学院的当代思想成果被不同程度地接受。另一方面，90年代重要的批评家，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学院教育的，他们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期。启蒙话语的受挫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不仅使彷徨的知识界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训练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的学院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应该说，学院批评的崛起，改变了感性批评和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盛行的状况。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强化，使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心照不宣的质疑。同时我们也被告知，那个热情洋溢、充斥着单纯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经过短暂的犹疑之后，进入了新的相对理性的时代。至于这个时代整体学术风貌体现出的特征和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而学院批评的概括性也难以给人具体的印象，但如果我们把学院出身的青年批评家张清华的文学批评和学院批评联系起来的话，显然会有利于问题的讨论。

张清华是出身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文学批评家，90年代初期完成了专业学习。但他在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二十几年过去后，张清华已经出版了四部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在重要的学术和文学刊物上，到处可以见到他风头正健的身影。张清华被批评界所熟悉并受到广泛的注意，应该源于他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近十年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的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专著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它不仅奠定了张清华作为新锐批评家和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地位，同时由于这部作品扎实的内容和锐利的见解，被多所大学指定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目。这部著作体现出的理性分析和实证的方法，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张清华学院批评的品格和特征。研究对象和话题的提出，可以窥见一个研究者或批评家的兴趣或趣味。先锋文学在中国的出现，隐含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民间愿望，但它在迷乱的外在形式的遮蔽下，其内在的文化功能并没有或没有及时地得到揭示。一般来说，在早期先锋文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在技术主义/叙事学的层面上被讨论的。但在张清华那里，他发现了先锋文学和启蒙主义/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在当代中国，启蒙主义的概念有了新的含义：由于当代中国在封闭多年后，与世界现代文化的差距，那些具有当代特征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在中国也被赋予了某种启蒙主义的性质。换言之，最终能够在当代中国完成启蒙主义任务的，已不是那些近代意义上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而是具有更新意义的现代性的和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文学思潮，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主义选择”便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策略。[1]这一分析显示了张清华宽阔的文化研究视野。或者说，先锋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期待，在他的论述中建立起了历史联系。这种新的论证视角不仅使先锋文学获得了新的解读方式，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性的变化——旧的启蒙已经终结，但新的启蒙却替代了它。我们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宽阔的文化视野里，我们了解了张清华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对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准确把握，对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历史诉求的合理性推论。因此，即使是在先锋文学被谈论多年之后，张清华仍然以他锐利而独到的见解深化了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研究。

对20世纪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的探究，是张清华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重要的一部分。对这一背景的凝视和追问，显示了张清华明确的历史意识或曰历史感。当“现代性”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使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个所指不明、难以界定的概念，也突然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模糊起来，面对过去的历史叙事我们一时竟无以言说。这时，历史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但在张清华的研究中我发现，他并没有追随这一学术时尚，他仍然以学院知识分子的方式坚持着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追问或考察。在20世纪的历史叙事中，“启蒙主义”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话题。它的重要性不仅是中国20世纪历史情境规定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文化实践和精神期许，同时，即使在“启蒙终结论”大行其道的今天，启蒙是否已经完成，或对知识分子来说启蒙的文化传统是否已经断裂或终结，仍然是个变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清华的研究中，“启蒙主义”作为20世纪激进的文化思想脉流的表意形式，不是作为价值判断提出的。当他从整体上概括了20世纪的文化本质在功能和实践意义上是启蒙主义的时候，他又分析、阐释了这一时段启蒙主义的差异性、阶段性甚至多重悖论。在他看来，“由于以现代化为指归的启蒙主义在中国的迟至性和当代性，因此西方近代以来自文艺复兴到当代数百年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而言无不具有启蒙的功效，而当中国人在巨大的‘历史时差’面前急不可待将它们一股脑引进来的时候，它们在失去了内部的历史逻辑秩序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多向的共时性的逻辑背反，以及本体与功能之间、逻辑与事实之间、愿望与结果之间的多重矛盾”。这些悖反性的问题就是：“社会理性目的与现代主义方向之间的悖谬”“现代启蒙与民族文化丧失（殖民主义文化命运）之间的悖谬”“启蒙主义的正义性与西方近代文化霸权之间的悖谬”“启蒙主义的未完成性和世纪末情境与后工业时代或商业文化的弥漫之间的悖谬”。[2]启蒙主义遭遇的这一历史复杂性或悖反性，恰恰是我们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性”造成的。因此，任何一种在“真理意志”控制下的思想或思潮，总会遮蔽其他的问题，同时也会带来与愿望相反的问题甚至是负面的结果。因此，张清华面对“启蒙主义”的时候，他是在阐释学意义上谈论的。这样，“启蒙主义”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同样暴露出了其历史局限性。[3]

在分析或考察20世纪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时候，张清华显示他坚实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他的研究不仅参照了当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整合了叙事学、阐释学、符号学及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借助于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不仅重新描述了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重要的是他做出了新的“文化地理”的分析和考察。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看法，但他的这些“假说”显然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因此，当“破坏的性格”成为20世纪重要的文化性格并仍在延续的时候，张清华理论和知识的“建设意识”是清醒而明确的。

张清华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批评家，他在对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分析考察的基础上，也做了大量的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他这一有意识的选择，恰恰像古罗马人信奉的两面人雅努斯：一面向着过去，一面向着未来。当然，对历史的清理和认识总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现实。但是，正是因为张清华有了对20世纪思想文化脉流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才使得他的当代文学评论有了更深厚的历史感和理论深度。如他对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存在/死亡主题的评论。这些作家虽然都可以概括在“先锋文学”的潮流中，但他们作为具体的作家又是非常不同的。如何在这些不同的作家创作中提炼出共同的东西，往往可以判断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理论洞察力和概括能力。当关于先锋文学的叙事学研究告一段落之后，这一文学现象也逐渐地变成了历史遗产。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尽，当代文学热衷于新现象的癖好，使先锋文学从显学的地位迅速地冷却下来。但就在这时，张清华却对先锋文学研究长久被遮蔽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考察了先锋文学存在/死亡的主题之后，发现了那里隐含的“死亡之象与迷幻之境”[4]。这一判断不只是受到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死亡分析”的启示或影响，在张清华那里，他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做了细致的解读。这篇论文的命名和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使张清华的评论上升到了艺术哲学的高度。更值得称道的是，当他论述了这一主题合理性的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如下看法：“存在主义观念在使当代小说发生了深刻质变的同时给它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作家大都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支配下沉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因此，小说的社会意蕴和触及当下现实的力量都发生了萎缩，作家本身的人格力量也变得空前弱小甚至病态。存在主义必将导致消极的感伤主义，以个体生命为单位的存在者的一切精神弱点，如悲观、沉沦、私欲、变态等，也必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庸俗社会学对先锋文学从来没有构成真正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先锋文学是不可批判的。张清华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先锋文学存在/死亡主题尚未被揭示的问题，这应该说是他对先锋文学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果。

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文学思潮的研究，使张清华的评论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在一段时间里，“断裂”一词曾给当代文坛强烈的震撼，这是标示一代新人走向历史前台最抢眼的词组。一方面，“断裂”要将新一代人与过去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要强调他们和传统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表达。被称为“新生代”的作家，不要说他们和历史，就是和切近的先锋文学依然有不能“断裂”的文化血缘关系。张清华在论述“新生代”写作的意义时强调了这一点：“从思潮性质的角度看，‘新生代’仍是产生自80年代后期的关注当下生存的文学思潮的延续。对终极价值的怀疑，对生存意义的逃避，对现实和此在生存活动与场景的专注，对个人日常经验书写的热衷，这些都显示了他们对先锋小说与新写实的双重继承性及对其个体化、个人性视角的强化。”[5]这种历史连续性对新生代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不顾历史事实，对横空出世的热衷和一味强调，可能恰恰是“断裂”意志真正的心理问题。因此，新生代与先锋文学的历史关系被张清华概括为“精神接力”是非常有历史感的。

张清华的文学批评涉及几个不同的领域。除文学思潮和小说作家作品论外，他的诗歌研究和评论同样别具一格。他的《食指论》《海子论》、“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研究和世纪之交的诗歌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而言，中国诗学研究是最为发达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诗歌研究也引领风潮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兴起。但随着文学市场化的日益加剧，诗歌创作和评论所承受的压力比其他文艺形式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诗歌的影响力在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其内部分歧却越来越尖锐，诗歌评价的尺度也越来越难以把握。大概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能考验一个诗评家的眼光或胆识。当《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论》《在幻像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发表的时候，诗歌界的“盘峰论剑”已经过去，剑拔弩张的双方已经壁垒分明。其诗学成果虽然寥寥，唯一可以谈论的可能就是被社会遗忘已久的诗歌，因传媒对分歧严重性的渲染而重新引起了“奇观式”的关注。也正在这时，张清华发表了他上述诗论。他选择的论述对象和他热情洋溢的表达，从另一个角度传达了他的诗歌观念。在论述海子时，他甚至难以抑制澎湃的激情：“在我们回首和追寻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流脉时，越来越无法忽视一个人的作用，他不但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和符号，也是一盏不灭的灯标，引领、影响甚至规定着后来者的行程。他是一个谜语，他的方向同时朝着灵光灿烂的澄明高迈之境，同时也朝向幽晦黑暗的深渊。这个人就是海子。”[6]张清华对海子的赞颂就是他对一种“伟大的诗歌”的赞颂。当海子去世之后，对他的不同评价几乎同时开始。对一个诗人的不同评价原本是正常的，但就中国当代诗歌而言，如果连海子都难以被接受或认同的话，当代诗歌还能留下什么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在幻像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是张清华最好的评论文章之一。

如上所述，张清华是学院批评家，他理性和实证的批评与其他学院批评家一起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面貌和格局，这一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的时候，不仅源于特殊的历史处境，就那个时代而言，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战斗和反抗。但毋庸讳言的是，当学院批评逐渐成为批评主流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地凸显出了它的问题。一方面是西方话语的整体性覆盖，我们自身的经验几乎难以得到真正的表达；另一方面，80年代感性的、深怀理想主义情怀的批评，难道真的就没有可资借鉴或值得继承的吗？那一时代充满心性或性情的表达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会没有任何遗憾吗？在张清华的诗歌批评中，他偶尔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过于理性的某种修正，但就他批评表达出的整体风貌，我仍然对其过于理性的冷静感到有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张清华一个人的。对他的某些批评，事实上也是对当下文学批评共性问题的一个检讨。

[1] 参见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 张清华：《返观与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境遇》，《文艺争鸣》1995年第6期。

[3] 张清华的很多论文都与启蒙主义相关。如《十年新历史主义思潮回顾》《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对沈从文文化策略的一个再回顾》《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关于20世纪启蒙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等。他对这一话题的长久关注，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深刻影响20世纪思想文化潮流的文化主题的深究与追问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文化研究者的张清华内在的焦虑。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如何实现自我确证，已经成为问题。不同的是，张清华的内在矛盾是通过对“话题”的关注得以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清华虽然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他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

[4] 张清华：《死亡之像与迷幻之境》，《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5] 张清华：《精神接力与叙事蜕变》，《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

[6] 张清华：《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