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解放区文学的理性洞察和抉示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种现象，它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一个重要表征。文学艺术开始摆脱古代文学只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服务的狭小格局，走向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近代以来，文艺逐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声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于此文学不再是小圈子之内的雅玩之物，而上升到与国民灵魂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的高度。文学应当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加入到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大众化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必然的发展方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用文学改造大众的国民性开始，文学的大众化就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色彩，其后的大众化虽然体现了更多的大众倾向，具体到每一个阶段大众化的方针却各有侧重。“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平民化倾向，缩小了文艺与大众的距离，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倡“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文学作品开始以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和创作内容，采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等，其目的都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对大众进行精神启蒙。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民粹主义逐渐兴起，知识界开始出现崇拜大众的倾向，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文化土壤。民粹主义思潮又衍生出“劳工神圣”与“到民间去”等具体口号，强化了青年知识者崇拜大众的心理与走向民间的愿望，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想源头。在“到民间去”思想影响下，知识界开始了“民众文学”的讨论，出现了文学民众化的主张。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革命文学倡导者又主张文艺走向大众，先后出现了“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明确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而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深入的是左联内部的讨论。在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喜爱，而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广泛流传的情况下，使左翼作家痛感实现大众化的紧迫和重要，“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鲁迅《文艺的大众化》）。抗战爆发后，文艺界在民族意识的旗帜下集结，大众化运动对文艺界产生了全面影响，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原则。文艺大众化成为一种共识，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创作主动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时文艺工作和政治斗争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这场讨论最初在解放区发生，随后波及到国统区。随着讨论的深入，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由对民族形式的讨论，到民间形式的关注，文艺大众化运动进一步升级，推动文艺走向民间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为文艺大众化确立了一个成熟形态，成为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目标指向，从而形成了延安“讲话”文艺规范。可见，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艺大众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就其核心内容确实一直延续并保持始终，用文学启蒙和教育大众却是一以贯之的。究其创作模式和传播方式而言，大众化的理论大多是知识精英阶层的自我建构，是知识阶层和准知识阶层试图转换对话途径，以大众化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力求达到化大众的目的。

解放区文学指的是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这个区域内的文学创作，包括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两个部分。解放区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和时间性的文学概念，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特质的文学概念。解放区小说作为解放区文学最有成就的文学类型之一，它的创作特色体现了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特点，研究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得失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得失。解放区小说的创作是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解放区小说既是二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苏区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外部因素强力推动的结果。

文学大众化在40年代不但成为时代主潮，而且成为解放区文艺政策的重要内容，对解放区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创作方法、题材内容、小说类型、结构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改变了解放区小说的面貌。文学大众化思潮在解放区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文学大众化思潮产生的初期，作家们所理解的文学大众化的涵义还是比较宽泛的，文学大众化作为争取文化平等、反对文化专制、解决文学与大众疏离的状态而提出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救亡成为全国各界的共识，文学的功利性功能被空前拔高，文学大众化成为文艺理论家、作家们甚至革命家们的共识，但当时对于文学大众化具体内涵的理解仍然是宽泛的、甚至是模糊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大众化”做了总结：“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一总结凝定了文学大众化的内涵，标志着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转向。毛泽东总结了30年代文学大众化的经验、教训，联系解放区作家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实际，解决了文学大众化创作的关键问题。“文学大众化”内涵的确立并成为党在本时期的文艺方针，对解放区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写作方式、题材取向、接受方式、批评标准、批评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解放区文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股热潮。1984年，《延安文艺研究》创刊；1985年9月全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成立，解放区文学史料开始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出版，解放区文学研究论文的发表以及解放区文学专门史的写作、出版，这些都标志着解放区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90年代后，解放区文学研究变得较为冷清。新世纪以来，解放区文学研究再度引起现代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一些研究者开始利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进行再解读，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其文学史价值得到彰显。这些论著通过对文本的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症候现象分析解放区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文学的裂缝与矛盾，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的里层、深层空间，重新阐述文本的深层意义，对解放区文学尤其是解放区小说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这些研究成果的确折射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打破了解放区小说相对沉闷的研究格局，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着重分析解放区小说与文学大众化思潮中的政治因素，挖掘文本中主流言说与作家自我言说的矛盾、主流话语对个体话语的规约，从而出现了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不能给予其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此同时，文学大众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潮，近年来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出现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些论著论述了文学大众化思潮起源的时代因素和文学自身因素，分析了其给予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得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但是，这些论文总体上还没有把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解放区小说创作结合起来研究，而是侧重于文学大众化运动本身的研究。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根本指针。如何落实这个指针成为解放区作家思考的重心，文学大众化是文艺界落实“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具体步骤和具体作法。文学大众化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不但是一种在当时占主流的文学思潮，而且体现了主流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对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同时，文学大众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中国现代文学不但能创造自己的高雅文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大众化作品；抗战爆发后，不仅仅是解放区，国统区也进行了大众化的创作，而解放区的大众化、通俗化创作取得的成就更大、特色更鲜明、时间更长久，解放区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创造自己的大众化、通俗化作品的一个成功尝试；解放区文坛既涌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实践大众化创作的大家，也涌现了马烽、西戎、袁静、孔厥、邵子南、葛洛、柳青、刘白羽等探索大众化的名家。在实践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解放区作家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显示了解放区文学大众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文学大众化的维度研究解放区小说就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张文诺选择《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应当说是他对解放区文学尤其是解放区小说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的关注的结果，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前，他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社会科学家》、《贵州社会科学》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解放区小说的乡村空间叙述》、《地域文化与解放区小说》、《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自我镜像》、《解放区初期的战争话语叙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研究》、《毛泽东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研究》等十来篇学术论文。把博士学位论文选定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意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发掘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解放区小说创作存在的内在联系，如果把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结合起来，从文学大众化的维度研究解放区小说，可以兼顾文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更有利于厘清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复杂因素。从文学大众化的维度观照解放区小说，在细读解放区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利用新的理论从文艺思潮的角度对解放区小说做全面深入的研究，力图使解放区小说研究拥有新的向度和质地。

在我看来，文诺的《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研究》至少有以下特点：

一是视角新颖。在着手研究解放区小说时，他就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并力求给予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和判断。正如培根所言，“如果你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你从问题开始，必将以肯定结束”。论文选择文学大众化与小说创作两个维度，就是试图对学术界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对解放区文学进行研判的状况有所超越，侧重于探讨文学大众化思潮对解放区作家的创作理念、审美情趣、艺术手法、写作状态的影响，进而研究解放区作家在大众化追求、小说题材、结构形式、地域化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实践。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的论文评议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选题，作者贯彻了历史反思的精神，不迷信、不跟风，凭着自己的理性。在老问题中谈出了新意义。紧扣历史的背景，梳理解放区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考察解放区民主政权对文学的扶持政策及其影响，分析多充话语构成中文本内部的裂隙和矛盾，乃至对赵树理、丁玲创作从大众化方向的角度进行的阐释，都是相当精当的，理论的辨析和文本的解读结合的很好，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文风。”

二是结构合理。论文在章节安排上也颇有自己的特点，论文并没有按照以重点作家为章节的体例，而是以解放区小说创作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上形成的独特特征为章节进行编排，以论述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作者在梳理和分析文学史大众化思潮的形成及影响的基础上，对文学大众化视阈中的解放区小说给予相当深入的论述和剖析，首先论述“讲话”前的解放区小说的创作概况与艺术特征和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其中重点解读了毛泽东文学大众化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探析了解放区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接着对解放区小说的创作要素以及解放区作家的写作状态进行归纳和概括，并从文学大众化的角度对解放区小说的文体进行了研究，诸如解放区作家的文学大众化实践过程、题材取向、结构形式等。最后对解放区小说的地域文化因素予以解析，揭示在特定历史时段的地域文化渗透所呈现的多重意蕴。这种按照研究对象所设置的论文结构，不仅能使论题展开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而且也使论文层次清楚、论述有序。

三是论述客观。文学大众化实际上就是审美权利的扩大化和审美权利的民主化。文学大众化对解放区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写作方式、题材取向、接受方式、批评标准、批评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文学大众化的角度来研究解放区小说的创作，一方面可以客观再现解放区小说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确切评估解放区小说的化大众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大众化和解放区文学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大众化促生了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文学，另一方面解放区文学又在实践和扩展着大众化的多层意旨。解放区小说正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把它全部归结为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政治化小说表明了对那段历史的简单理解，在作者看来，大部分解放区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形成了全新的美学品格。当然，解放区小说也存在着诸多的弱点，论文正是在总结其创作的得失的前提下，以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给予客观的评价和论述。

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张文诺，一开始就打破了我的经验世界里山东大汉的固有印象，这个外表上显得有些文弱的书生，骨子里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执着精神和吃苦劲头。为人实诚，为文实在，他的朴质和敦厚是现代社会中少见的优秀品质，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获得认可的基础。博士毕业后回到黄土高原的陇东学院任教一段时间后，调至陕南山地的商洛学院任教，想必在那方宜于文学生长的天地里，他的文学研究会有更大的收获。

彭岚嘉

2015年11月于兰州大学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