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相对于“讲话”后的农村题材小说，“讲话”前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比较沉寂，优秀的作品不太多。本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反映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迸发出来的历史主人翁精神，但对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现实的反映较为薄弱。

孔厥的《农村会长》是较早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新政权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小说主人公在旧社会饱受苦难，被土匪绑架，后来被土匪打伤，土地被迫卖给了别人，自己只好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民主政权建立后，他当上了农会会长，他勤劳能干，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把党的指示传达好，他挨家挨户去通知。他没有豪言壮语，他把对新政权的热爱化作切实的行动。这是党的基层干部的缩影，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展示了在旧中国备受剥削、压迫而愚昧、麻木的农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焕发出的巨大力量以及历史主动精神，表现了中国农民当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农民干部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他们也需要摆脱一些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洪流的《乡长夫妇》就是一篇描写农民干部战胜家庭观念的优秀作品。乡长冯春生原来是一个农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他分得了土地、羊和窑洞，当上了乡长，娶上了媳妇，媳妇不但为他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家产，而且带来了温馨的家庭生活。他结婚之后，对集体工作慢慢怠惰下来，漂亮温柔、勤劳能干的妻子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乡支部书记发现了他的这一错误苗头，及时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在乡支部书记葛溪同志的教育与帮助下，他逐渐摆脱了小家庭观念。小说细致地描绘了他思想转变的艰难：

他想着怎样和她到区上去离婚，怎样提出离婚的理由，怎样处置他们的共有财产。他觉得两个人是不可分了，她的肚子里已经养有小孩了，那个小孩是很可爱的，会和小羊羔逗着玩的，会伸出白嫩的小手抱住他的脖子喊父亲的。

“那个人怎样分法呢，那个孩子？”

他又想起怎样抚养小孩，又想起女人的很强壮的身体，又想到和那个女人一起带来的两头大公牛，一匹马，一头驴……他嘴唇微微地动着，好像有一大捆麻绳束缚了他的身子。

未出生的孩子、女人的身体、丰厚的家产、温馨的家庭生活让他留恋，他感觉他们难以分开，他考虑了很久才有了离婚的念头。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比较成熟，心理描写尤其真实细腻。小说通过冯春生的犹豫矛盾心理写出了农民的理想与愿望，非常真实，具有一种力量。丁玲的短篇小说《夜》也是一篇表现农民感情生活的优秀作品，农民干部何华明年轻、能干、英俊，他的妻子多病、年老、黄瘦，并且不会生育，二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感情。面对年轻、漂亮、活力四射的青联主任侯桂英的爱慕与追求，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他想与他的妻子离婚，他又担心离婚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他决心压抑自己的欲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冯春生、何华明都是优秀的基层干部形象，勤劳朴实、克己奉公、公而忘私，优秀干部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而是他们怎样克服这种私心杂念。可贵的是，这两篇小说细腻地展示了人物心理转变的轨迹，写出了他们转变的艰难，正是这种艰难，才把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这两篇小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难以兼顾的两难。这两篇小说的结尾都是主人公战胜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但这种结局让人感觉很无力。如果是冯春生的妻子允许冯春生借粮或者态度温柔一些，那么冯春生的离婚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其实，冯春生的离婚是在一种冲动状态下喊出的，并非是冯春生深思熟虑的想法。何华明虽然生硬地推开了侯桂英的拥抱，却推不开自己的那种念头：

窗户纸在慢慢变白，隔壁已经有人起身了；何华明却刚刚沉入在半睡眠状态中，黄瘦的老婆已经睡熟了，有一滴眼泪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猫睡在更侧边沉沉的打着鼾。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

天渐渐的大亮了。

天渐渐亮了，而何华明的心却难以明亮起来，何华明虽然头也不回地走进自己的窑里去，却是那么的勉强与无奈。家庭生活与革命事业并不冲突，幸福的家庭生活对革命事业是一种促进，然而，这两篇小说写出了家庭生活与革命事业的矛盾。在主流意识中，家庭生活必然妨碍革命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家庭事业是有害于革命事业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克服自己的小家庭意识。如果说这两篇小说还写出了革命干部在两者之间的纠结与犹豫，那么以后的小说在描写家庭生活与革命事业的矛盾时，便会让革命者毫不犹豫地放弃家庭走向革命。对此，李杨精彩地评价说：“‘家’是守候已久的特务布下的阴险的陷阱，它张开狰狞的血盆大口在等待着游子的归来，仅仅是回家的想象都足以使我们战栗恐惧，即使远在天边的回眸都能分明地感受到温馨的灯光与亲情的期待下掩藏的无边杀气，因此，离‘家’出走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党的命令，更是时代英雄无法摆脱的文化使命，在‘死不还家’的英雄故事中，‘还家’意味着比死亡还要深刻得多的遭遇。”[3]

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武工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用鲜血与生命保护了劳动人民的生命与利益，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很多普通百姓为了掩护、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表达出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杨朔的《月黑夜》是其中非常优秀的一篇，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八路军某部李排长带领一班骑兵去取回一包重要文件，他们迷了路，只好到一个“联庄会”借宿避雨。李排长认识村长庆爷爷，庆爷爷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祠堂里。这儿离敌人的据点很近，第二天深夜，庆爷爷亲自送他们渡河。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他们被敌人发现，庆爷爷被敌人捉走，最后庆爷爷宁死不屈而被敌人杀害。小说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的老农民形象，庆爷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开始他对李排长一行并不相信，后来他知道他们真是自己的队伍，便义无反顾地帮助李排长渡河。“小说的情节与同类作品相比并不起眼，而精彩之笔却随处可见。作者颇具匠心的顺叙、倒叙交叉的结构安排和月黑夜骑兵班滞留在敌占区的紧张气氛烘托，以及人物庆爷爷形象细腻真实的描绘，却足以使同类作品相形见绌。在一度出现的对事件的注重远远超过对人物的关怀的创作风气下，杨朔不仅将事件叙述得有声有色，也使人物显现出不平凡的光彩。”[4]这篇小说善于用诗意的语言营造一种气氛，显示了杨朔的艺术个性。“通篇作品感情深厚纯真，环境描写细致，情节安排得当，语言精练生动，特别是气氛渲染所导致的艺术效果很好。”[5]李庄的《良民证》比较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转变过程，农民老寿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有地、有老婆、有儿子，是典型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生活方式。然而日本鬼子的侵略破坏了他生活的平静，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他的白马被抢走，他变得非常暴躁。他的好兄弟赵栓子的死教育了他，他开始进城为游击队刺探情报，这篇小说善于剪裁，通过人物的回忆写出了人物转变的真实过程，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人民性。陆地的《参加八路来了》是一篇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描写了一个农民参加八路军的过程。宋家庄游击组长身体魁梧，性格开朗、豪爽、憨直，他想参加八路军，但又舍不得自己漂亮、温柔的婆娘，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参加了八路军。这篇小说非常幽默，人物性格形象生动。他想参加八路军，但又放不下自己的小家庭，他怕别人嘲笑他，他一直想问我问题却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犹豫了几天终于向我打听。

“当‘八路’可真带劲啊！”游击小组长跟自己讲似的，喃喃地说。

“您也来参加吧？”我问他。

“唔，来，就是……可是你们啥时候走呢？”他问。

我告诉他，什么时候走，可没有准。要参加的话，到处都有“八路”的。

沉默了。不知他想的啥，我却疲倦得懒开口了。等到爬了一个山头，休息下来了。他才又冒出了一句问：

“当‘八路’不兴带婆娘，是吧？”

我对他讲了些八路军的规矩。他迟疑了一阵，但马上高声地对我笑着说：

“那么，你也没有婆娘吗？不能吧？哈哈。”

这几句对话真实地揭示了一个朴实的农民的内心世界，把农民的那种小杂念写得生动鲜活。在解放区农村，也出现了一些儿童英雄，邵挺军的《小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最早的描写儿童英雄的小说。小洪年纪不大，但机智勇敢、胆大心细，他替同学们放哨，智救抗联干部，为军队送情报，把敌人骗进我军的埋伏圈，智斗汉奸，这一系列故事突出表现了小洪的胆大心细与机智勇敢。抗日战争改变了解放区各个阶层的思想与行动，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一些中间阶层如开明绅士、私塾教师开始逐渐拥护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抗日战争，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广泛的人民性。柳林的小说《转变》写的是一位开明绅士的故事。梁先生是地方名人，他有多重身份，身兼“县银号”的经理、“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动员分配部长”、“明德私中”的校董、多个商店的财董等多个职位。他善于经营，家财丰厚，他做了很多善事，受到全县人的尊敬。然而日本侵略军来了之后，他的家被焚烧一空，八路军赶走了日本侵略军，把他的院落夺回来并还给他。他最初不支持八路军，他要组织自己的力量抗日，他在“农会干部班”训话时再三嘱咐班长“千万不敢赤化”，八路军向他借粮食被他断然拒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他们县之后，八路军英勇奋战，赶走了侵略军，八路军首长的宽宏大量感动了梁先生，八路军真心抗战的行为折服了梁先生。他为他以前的行为感到非常惭愧，他向八路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与钱币等军需物资。宋晓村的小说《一个私塾先生》展现了一个私塾先生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态度变化。私塾先生李百祥是一个小学教师，他不但能教书，也能看风水、批八字、传秘方、治疾病，在村里很受人的尊敬，有一种号召力，他逢年有酒吃，逢节有礼收。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喜欢清静，主张忍让。抗日民主政府让他参加教师培训班，开始他很有抵触情绪，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了。他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心悦诚服，他积极地学习以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当然，解放区农村毕竟处于落后、保守的地区，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的落后思想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柳青的短篇小说《喜事》揭示了一些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小说以一个回到故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展现了农村生活的复杂现实。小说开头写故乡农村的风俗和习惯，新鲜而别致。由“喜糕”这一事物引出了招财的婚事。招财斜眼、个子矮小、丑陋，从小放浪不羁。他的父亲秉仁老汉担心他找不到媳妇，十六岁就给他成了家。招财又呆又傻，没有生活能力，他的婆姨魏兰英机灵能干，又有一副好口才，她跑到红军队伍后，成了“女宣传”，成了公家人，与招财离了婚。招财的父亲秉仁老汉感觉很没面子，很快又为招财找了一个，并且要求女方条件不能低于魏兰英。为了显示自己家的尊严，秉仁老汉大操大办第二次婚礼，请了两班吹手。新婚之夜，新媳妇发现新郎被调包，夫妻二人发生冲突，自此，夫妻两个打架没有停歇的时候。招财由于呆傻，被婆姨打得哭叫不得，不敢回屋同婆姨睡觉，秉仁老汉拿着木棍把招财送回屋睡觉，夫妻又打了起来，秉仁老汉气不过把新媳妇暴打一顿，新媳妇在招财的鼾声中收拾了一个包袱，天不亮就一瘸一拐地走了。招财不是不可以结婚，关键是男女双方要般配。这篇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为线索，让多个故事讲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充满了多个声音，多个声音可以自由表达见解，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态势。这种多声部的叙事可以揭示农村复杂混沌的社会现实，一部分老年人思想比较保守，固守传统观念；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并逐渐占据主流。这说明农村的保守势力虽然强大，但也难以回到昔日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对农民的一些弱点进行了批判，比如，秉仁老汉为了显示自家的尊严，不顾招财的自身条件硬要找一个漂亮媳妇，“我”父亲不顾是非曲直而支持秉仁老汉，这种为面子而不计后果、图虚荣而不尊重别人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思想。小说在艺术上很独到，在对农村风习的描绘中对农村现实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很有鲁迅《故乡》的笔法与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