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研究布莱希特，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魅力就在于他一生是个不墨守成规，颇有创新精神的作家、艺术家。他是德国20世纪剧作家、诗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欧洲“史诗剧”创始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曾经凭借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与他一道构建与时俱进的美学规则。他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尝试借鉴中国元杂剧写作技巧和戏曲表演艺术，突破欧洲传统美学思维，创立了“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学”。从青年时代起，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研读中国先秦哲学和历史文献，成为中国文化的知音，作品里充满中国智慧，晚年被人誉为“中国式智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与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一道，影响了整整一代欧美知识分子，引领他们走上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翻译了他的剧本《高加索灰阑记》，这是第一次与布莱希特打交道。紧接着又翻译了他的史诗剧理论《戏剧小工具篇》。此后还陆续翻译了他的一些剧本、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著作。选编过一本外国人研究布莱希特的论文集。我的第一篇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1979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为何15年以后才发表？过来人都能理解，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大家都忙于“反帝”、“批修”、下乡“滚泥巴”，有机会写点批判文章，抑或写点介绍外国文学的赏析性短文，尚可发表，而写布莱希特论文，纯系“贼心不死”，只能藏在抽屉里等待时机，况且还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不是做学问的时代。

我研究布莱希特，按照惯例，是从研究一般性问题开始的，比如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史诗剧创作与表演艺术、布莱希特“无韵抒情诗”、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等等。这些最初的研究成果，对于普及布莱希特史诗剧知识，帮助读者理解布莱希特艺术主张，发挥了启蒙作用。不过，从学术角度来说，它们毕竟属于“重复性研究”，当然，其中不乏个人研究的心得和理解。所谓“重复性研究”，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个调查研究过程，先弄清楚前人在这个领域，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些什么空白点尚待深入探讨。我编选外国人研究布莱希特论文集，做的就是这种调查研究工作。我最初写的那些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学术性随笔和短评，也是这种调查研究的结果，本书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就是从这部分文字中精选出来的。

我这人，表面看来循规蹈矩，其实骨子里是相当不安分的。文章尚未写几篇，就不再安于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琢磨着如何冲破既有藩篱，搞点新玩意儿。天马行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落实到行动上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当时发现，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应该是个不错的课题，那时各国布莱希特研究者，对此关注得不多，中国学术界对这个课题尚处于“不屑一顾”的状况。一位当时颇有成就的布莱希特研究者，认为议论这个问题，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我国学术界刚刚有人议论布莱希特的“中国情结”，便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虽然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可我在知识方面先天不足，对布莱希特曾经关心过的中国文化现象，除了对他所说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并非完全无知之外，我对中国唐诗、元代杂剧所知甚少，尤其是在先秦哲学方面，除了知道某些人名、书名，几乎是一张白纸。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无法应对这个课题，只好一边继续写重复性文章，一边摸索出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巴巴拉·考尔巴赫的德国女汉学家来北京访问，邀我随便谈谈。她回国以后给我复印了一部韩国学者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布莱希特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其中谈到布莱希特戏剧创作的蓝本问题，他说唯独《四川好人》蓝本问题至今未搞清楚。我注意到，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我研究布莱希特的突破点。从此我在阅读中注意朝这个方向搜集和积累资料。有一次我在德国学者维尔纳·密滕茨威《布莱希特传》里，发现了布莱希特最初拟定的《四川好人》创作提纲，我发现这个提纲的内容，与元杂剧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剧情十分吻合。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了好几天，那时我常常想，当年伽利略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大概也会激动成这副样子，这不就是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吗！

从此我盯上了这个课题，一定要把别人未弄清楚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并由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蹚出一条新路。为此我下定决心中断正在进行的课题，花十年时间补上中国古代哲学这一课。好在当时书店里出现了许多先秦哲学译注本，为我这样对古代汉语一窍不通的人提供了方便。我弄到手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墨子全译》，后来又弄到《庄子全译》《道德经·南华经》译注本等。说也奇怪，进入这片新天地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越读越觉得自己无知，于是从来不敢阅读的《道德经》《周易》《尚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列子》等，囫囵吞枣，读得爱不释手。我逐渐弄明白，为何布莱希特那么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原来这片天地，竟是那么辽阔广大，精湛深邃，绚丽多姿，魅力无穷啊。

眼看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尽管书读得津津有味，可我并未乐不思蜀，我的初衷毕竟是研究布莱希特。我遵循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个方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发表在2004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上。这篇论文堪称“十年磨一剑”。该文不仅按照原来设想，首次回答了《四川好人》的蓝本问题，还重点论证了布莱希特如何吸纳中国元杂剧剧本构成元素，形成史诗剧的结构特点。以如此明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布莱希特史诗剧研究领域，还是第一次。这篇论文被刊物主编盛宁先生称赞为“材料之翔实，义理之缜密，令人拍案叫绝”。这个评语给了我很大鼓励，让我有进无退。这篇论文随即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上，一时之间，我的邮箱差点儿被海内外约稿信、翻译广告挤爆。

从此以后，我的精力主要用于研究布莱希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我发现自己读了一些先秦哲学，真的如同掌握了一把钥匙，可以用来打开布莱希特的百宝箱了。重读他的作品，无论是剧本、诗歌、散文，还是理论著作，虽然还是那些文本，却有了旧貌换新颜的感觉。难怪德国人说，不懂中国哲学，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从前读他的诗歌《题一座中国茶树根雕狮子》，只是觉得作者文字的运用，精练到令人折服的程度。读过《列子》以后，你会发现该诗前两行：“坏人畏惧你的利爪，/好人喜欢你的优美”，正是套用了《列子·杨朱篇》中“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两句话。连主语、谓语都不差分毫。当你联想到子产相郑三年，国泰民安，诸侯不敢侵犯时，你会觉得这首诗的立意，是多么深远与高大啊。我在阅读另一首标题为《1940》的诗时，眼前立马浮现出“学，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这是《墨子·经说下》中的一句语录。作者袭用墨子讨论“逻辑悖论”的文字，以父子对话形式，表现了自己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严峻形势，内心的忧虑和乐观主义信念。类似的发现越来越多，我也不再像当初发现《四川好人》的蓝本那样激动了。例如我还发现《伽利略传》中的伽利略，遭到宗教裁判所软禁，撰写《两种科学体系的对话》，多么像“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的周文王，被殷商囚羑里而演八卦的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的主人公，他在德国纳粹面前装疯卖傻，口无遮拦，常令侵略者陷于尴尬境地，令人想到这不就是“佯狂披发，以晦其明”的箕子的变形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当我意识到布莱希特把《易经》原来的德文标题，从“Buch der Wandlungen”改译成“Buch der Wendungen”时，我的第一反应，何止是激动，简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一字之差，表现了他对《易经》真谛的理解。原来在他看来，《易经》的真谛不只是“变易”，它的更深层次含义是“转变”。用中国话来说，是“物极必反”。用欧洲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试想从“乾卦”到“坤卦”、从“泰卦”到“否卦”、从“损卦”到“益卦”、从“既济”到“未济”，不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吗？布莱希特真正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居然能把东方人与西方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思想材料，融会得如此贯通，理解得如此出神入化。你不能不佩服他。联想到他晚年那种中国式的谦和善良，虚怀若谷，宽容大度的为人处世态度，我常常想，布莱希特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伟大知音。我这样解释他，兴许有人会说，这是“捕风捉影”。我不会怪罪任何人，因为这是我的理解，见仁见智嘛。说实在的，我与丁扬忠先生在布莱希特研究这方舞台上，“二人转”唱得太久了，好想有新人参与进来，给这个领域增添生机。

布莱希特一生写过不少语录式散文，其形式类似孔子的《论语》。德国浪漫派时期的领军人物，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一生写过上万条类似的语录，表达他的哲学、文艺学思想。德语称这类“语录”为“Fragment”，我国学者陈恕林先生在他的《论德国浪漫派》中，把它翻译成“断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版家和学者，把布莱希特写的这些语录式散文，编辑在一起出版时，取名为《墨子/易经》。如今成了世界各国布莱希特爱好者，借以了解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一个窗口。我在阅读这些语录时，逐渐萌生一个想法，何不采用中国学术界熟悉的研究古代文献的译注法，来解释布莱希特的作品呢？近年来我做了些尝试，其中的一篇收在本书第一辑里，与本书其他文字一起，企望得到学术界同仁指正。

2017年2月23日，记于车公庄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