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压力与挑战

在抗战爆发前夕创办，在古都北平沦陷后停刊的《文学杂志》，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具有文化征候的意义。尽管当时只出版了4期，却聚集了包括胡适、周作人、沈从文、朱光潜等一批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

创刊号上，朱光潜的一篇《我对于本刊的希望》，表面上是关于如何办刊的个人表白，但在文中以“我们”自居的口气，暗示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识，毋宁说也是他们对文学的自由和自由的文学的理念的阐释。

朱光潜主张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派存在发展，使其相互交锋。在激烈的交锋中，遵守应有的原则：“公平交易”与君子风度。即你要自由，也应该尊重别人的自由。“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正是一种宽容异己、平等待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文艺上，他主张应该“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应使文艺“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即使是与自己不同的风格与趣味也应该持一种包容的态度，“互相观摩，互相启发，互相匡正”。因此，他将《文学杂志》的风格定位于“宽大自由严肃”[1]。

战前出版的《文学杂志》，既是自由主义作家重整队伍的努力，也是他们试图建设健康、纯正与热诚的中国新文艺——自由主义文学——的实践。这种努力与实践却因为抗战的爆发而被迫终止。团聚在其周围的作家在战争的冲击下风流云散。如果说《文学杂志》的创刊，是自由主义文学在抗战之前的一次集结号，一次颇有高潮意味的大会演；那么其在抗战爆发之后的停刊，也意味着一个高潮的被迫终结，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自由主义文学进入与战争密不可分的20世纪40年代。问题是，对于自由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作家而言，40年代究竟意味着什么？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给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勾勒出自由主义文学所处的政治的与文学的历史语境，以便更好地了解自由主义文学在抗战的大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