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幻想小说的界定

一个命名要想达成共识，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需要时间的检验。就目前而言，我们对人文幻想小说这个概念还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还有待填充。为了明确它的主要特征，有必要对与之相邻的小说类型进行比较，有比较才能更好地鉴别。人文幻想小说并不是包括除科学幻想小说以外的所有幻想小说，它应该有自己的边界。人文幻想小说与许多幻想类小说都有关联和交叉，需要认真加以区分。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与人文幻想小说关系较近的几种类型的小说。

（1）科学幻想小说。科幻小说是以科学幻想为基础对未来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想象，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主题，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本的情节线索，其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性和幻想性。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人文幻想小说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对于人类和社会发展前景的幻想，以人类终极关怀为主题，以人性及人类情感思想完善或以未来为镜子反射现实弊端为情节线索，其主要特征是人文精神和幻想性。人文幻想小说与科学幻想小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容易区分的，只是有些把两者交织在一起的小说难以认定，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既有科学的主题和情节，也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可以把它看作科学幻想小说，视为人文幻想小说也无不可。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西方科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这几部小说虽然都有科学技术的内容，但是作品要表现的主题却是人文的，应该视为人文幻想小说。罗伯茨认为，科幻小说有四大要素：“关于星际旅行的小说”“关于技术的故事”“空间的旅行故事”“新的社会组织”。其中“关于技术的故事”是区别科学幻想小说和人文幻想小说的主要标志。原本一家的科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分开以后，难免会有一些遗留和争议的问题，不可能一刀切。

（2）乌托邦小说。“乌托邦”这个词最早由英国小说家莫尔所写的小说《乌托邦》而来，意为不存在的美好地方。乌托邦着眼于人的未来，表现了永久解决人类问题的美好愿望。自从莫尔的《乌托邦》出现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这类小说。但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科幻小说的产生，乌托邦小说逐渐被纳入科幻小说的范围。罗伯茨认为，仅凭“新的社会组织”这一点“就足以使乌托邦小说跻身于科幻之列”[3]。他好像认为把乌托邦小说纳入科学幻想小说是对它们的看重。的确，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高于一切，科学的宇宙观和生物观动摇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人文主义遭遇巨大挑战和威胁。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地球为中心的学说，动摇了人为万物之本的信念；达尔文的生物观推翻了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消灭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推翻了人为意识所控制的学说，人类沦为生物和本能的人。因此，后起的科幻小说顺理成章地收容了先起的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小说的独立性被剥夺了。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幻小说有点跟不上步伐，逐渐被边缘化。同时，科学技术带来的负效应日益突出，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应运而生。乌托邦问题也变得复杂化，乌托邦的概念广为延伸，诸如“社会乌托邦”“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阶级乌托邦”“个人审美乌托邦”“爱情乌托邦”“乡土乌托邦”“反乌托邦”，等等。乌托邦成了理想和空想的代名词。稍加留意就会发现，21世纪以来，乌托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仔细检视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概念的滥用现象十分严重，人们把与理想和虚无有关的东西都称为乌托邦。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一文指出“乌托邦”在中国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不科学；二是不切实际或不能兑现。文章认为，乌托邦科学的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践缺乏公正。“乌托邦”与“实干”的简单对立，使人忘记了幻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密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使乌托邦思想声名狼藉。如今，“乌托邦”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的代名词。[4]这与它的原意产生了较大背离。随着乌托邦小说的发展，乌托邦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乌托邦小说也变得十分复杂，乌托邦小说也成了一个杂货铺，许多看似与乌托邦不相干的小说也被当作乌托邦小说，乌托邦成为一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耿传明认为近代乌托邦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理想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所以“近代乌托邦也就出现了泛化之势，并且它也不再只是‘空想’的代名词，也可指称一种可实现但尚未实现的现实”[5]。所以，他在研究清末民初乌托邦小说时，把清末民初的“鸳蝴小说”和言情小说也视为乌托邦小说。李小江的《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一书，把《狼图腾》当作“后乌托邦”文本。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理想或者浪漫色彩，幻想性不足，可以说具有乌托邦精神，但并非典型的乌托邦小说。作者本人也强调小说主人公身上隐含了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即知青生活，“书中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的”。小说是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的。即使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也不是乌托邦小说或者人文幻想小说的标志。我们所说的人文幻想小说包含了典型的乌托邦小说，但它并不是对乌托邦小说的简单更名。笔者认为，使用“人文幻想小说”这一概念有三大优点：一是相对于乌托邦小说而言，比较中性，容易被人接受；二是比乌托邦小说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涵盖其他类型的幻想小说；三是相对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乌托邦小说，突出了幻想性。

（3）政治小说。乌托邦小说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早期的一些乌托邦小说，诸如《乌托邦》 《太阳城》 《基督城》《大洋国》等，都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卡尔·曼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集中论述了乌托邦与政治的关系。乌托邦小说的出现通常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和尖锐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转型和更新换代的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幻想一个代替现实的更美好的社会出现。因此，乌托邦小说构想的理想社会往往与现实社会形成潜在对比。有些乌托邦小说的结构常常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状况，另一部分是理想的社会形式，政治意图十分明显。有些小说的作者往往同时也是政治家，如西方的莫尔、哈林顿等。哈林顿的《大洋国》就是用小说的形式为英国提出一部宪法草案。我国的梁启超也是如此，他也在小说中探索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问题。这类小说通常也被视为乌托邦小说。“政治小说”这个概念有很大局限性，只适合特指某个时期的小说。晚清时期的政治小说虽然“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但也仅限于这一特定时期。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在谈到“政治小说”时对其共同特征进行了归纳：“一、情节框架的虚幻性、寓言性和情节背景与某些内容的现实性、时事性结合；二、人物设置的影射性和形象的概念化，正面人物大多理想化，倒是有些反面人物较生动；三、叙事语言中掺入大量宣讲语言；四、采用章回体形式，又吸收了一些外国小说技法。”[6]从这些特征看，政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有某些交叉性，有些政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有重合，有些又有差异。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政治小说，也可看作人文幻想小说。而另一部晚清时期的政治小说颐琐的《黄绣球》，却算不上是人文幻想小说。小说虽然也虚构了一个自由村，女主人公发誓要绣出一个新地球，并且梦中得法国罗兰夫人指点，致力于男女平权，解放妇女，开办学堂，实行了自由村的自治，但是小说只在谈现实改革问题，并没有把人物和社会置于虚幻情境。人文幻想小说往往具有某些政治色彩，具有幻想性的政治小说可以纳入人文幻想小说，并非所有政治小说都可以视为人文幻想小说。

（4）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往往把新时期以来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小说都看作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这类小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幻想性强一些，有些并不强，不能看作幻想小说。如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本把莫言的《红高粱》收入其中，但从人文幻想小说的角度看，这部小说算不上是幻想小说。想象与幻想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王富仁在《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一文中谈到了想象空间与梦幻空间的区别。他认为，想象空间类似于现实空间，这个世界“即使视为想象的世界，也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而梦幻空间“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7]。对比一下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姜戎的《狼图腾》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莫言的《生死疲劳》写的是驴、牛、猪、狗的世界；姜戎的《狼图腾》写的是狼的世界。同样写的是动物，但前者是幻想的，后者是现实的，一目了然。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狼图腾》是一部寓言小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但它仍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并非幻想小说。从目前来看，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更容易朝现实倾斜，而魔幻性相对较弱。而且魔幻现实主义是舶来品，许多作家并不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反而声称有更多的民族文学的传统因素。阎连科说他的小说是“神实主义”的实验；莫言虽然承认他受到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但他同时强调他小说的中国元素更多，受蒲松龄的影响更大。从他的《生死疲劳》来看，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幻想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中国当代人文幻想小说需要有一个更恰当的命名。

（5）寓言小说。寓言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中西方都有。西方的《伊索寓言》大多讲的是动物的故事，中国的寓言故事则多是人间事。它们共同的手法是类比和讽刺，故事只是一个外壳，故事所指的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具有哲理性。寓言与神话不同，神话是幻想的，寓言则是现实的。近年来，寓言小说与乌托邦小说一样也呈泛化之势，人们往往把寓意与寓言混为一谈，虽说“寓意是寓言的灵魂”，但寓意与寓言体是两码事。寓言体是一种文类，是小说和故事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小说都有寓意，如果把含有寓意的小说都称为寓言，则失于宽泛。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出现了所谓的“寓言化写作”现象，文学研究关注到这一现象，但对于寓言小说的认识没有统一的意见，且有把寓言与寓意相等同的倾向。龙慧萍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把王小波、格非、阎连科的小说以及李佩甫的《羊的门》都视为乌托邦寓言小说。[8]从人文幻想小说的角度看，李佩甫《羊的门》与王小波、格非、阎连科的小说有很大不同。《羊的门》现实主义的成分更大些，幻想性不足，如果说它有深刻的寓意，带有寓言性是可以的。李小江认为，《狼图腾》“的确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寓言”[9]。她界定寓言小说的理由是它的思想性。她认为：“寓言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基本性质，就在于它首先是思想的然后才是文学的”[10]。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的小说应该都是寓言。可见，寓言小说有思想，但思想性不是衡量寓言小说的标准。在笔者看来，寓言小说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抽象性，抽象得如梦幻一般，完全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就属于这类小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既不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也不符合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定义。因为卡夫卡的小说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没有金钱及其力量，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财产与财产拥有者，也没有阶级斗争；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语言；既没有政治，也没有警察和军队。所以，他认为，“卡夫卡更像是代表了一种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种历史上并没有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它几乎永恒地伴随着人类”[11]。这就是说卡夫卡的小说是高度的抽象。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也属于这类小说，他的小说是一种哲学想象。中国当代小说家陈村的寓言小说也是这样，如他的《美女岛》等。人文幻想小说包含这些抽象和幻想叠加的寓言小说、武侠小说。这类小说具有幻想性，但它在时间性上则是历史的，往往以某个历史事件为线索。小说的主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表现民间的侠义精神。故事情节与科幻小说有些相似，崇尚武功和技术。这类小说有其独立的品格，是一个独立类型，属于通俗小说。人文幻想小说如果无边地覆盖，同样有遮蔽这些小说价值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奇幻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游戏为目的，为幻而幻，具有童话特征。一些研究者发现，这类小说表现出一种“人”的退隐现象，脆弱的人类往往需要借助法宝、异能、魔力，人物不登场，登场后主动退却，沉沉睡去，或者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类幻想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大异其趣，应该不是同类。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人文幻想小说的大致轮廓和边界了，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表现人文精神和主题，故事情节以人文社会问题为题材线索，以人与社会的完善为基本宗旨，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建构新的哲学和价值观念、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和审美体系、新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批判和嘲讽现实社会的弊端，警示社会危机和风险，预见未来社会发展走向，规划未来社会发展远景。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以人类终极关怀为目的，以人性的复杂性和合理性为基础，或者展开美好想象和幻想，给人以美的向往和梦想；或者警示社会重大隐患和问题，给出改变不合理现状的目标和前景，具有超前意识和前瞻性。

第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指向，不是现在某时，也不是过去某时，而是未来某时。有人认为“时间表征是一个寻找时间、展示新文化的过程”。这一点十分重要。有研究者发现：从民国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发生了一个当前化的过程，时间表征的基本方式都是“当下逼近型”，即使是技术上要超越很远时间才能达到的未来故事，作家也要在作品中营造现实的感觉。他认为这与现实空间的逼仄有关，只有现实空间的宽松，才能放飞想象和幻想空间。[12]未来时间的操作避开了个人体验，采取现实社会以外的参考物，扩大了文化和思想视野。如梁启超写于20世纪初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故事时间是60年后。林语堂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奇岛》，故事发生的年代是2004年。王小波的小说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小说中故事的时间是2015年、2020年。扎米亚京的《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写26世纪的故事。乔治·奥威尔的《1984》写于20世纪50年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这些小说都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样便于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营造新的社会环境和人的生存环境。如老舍的《猫城记》的故事地点在火星上；林语堂《奇岛》的故事地点在中太平洋一个人迹罕至的孤岛上；柯云路的小说《孤岛》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火车上；梁晓声《浮城》的故事发生在与大陆架断裂、漂浮在海上的一块孤岛上。

小说的叙述方法主要是预叙，作者所讲述的社会制度、人物的思想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社会，或者与现实存在很大距离，是超验的表现。这类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象征写法，或者超现实主义写法，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小说，老舍的《猫城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小说，都是这一类。对于卡夫卡的小说，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再讲一遍：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作为可能来理解。在卡夫卡那里，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维度。”[13]他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叙。

第三，人物形象和社会形式是非现实的，具有梦幻色彩和很强的幻想性。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莫言的《生死疲劳》等。

另外，以乌托邦故事为情节线索探索乌托邦精神和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和小说形式，这类小说虽然不像中西方传统人文小说那样虚幻，但它是以近现代乌托邦精神在中国的演变为线索和题材的，情节也建立在对乌托邦的追寻、实验和反思中。如阎连科的《受活》、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等，我们把这类小说也归入研究的范围。

人文幻想小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在不断演化。大致来说，传统的人文幻想小说是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是理想主义的，把未来想象成世外桃源。如西方人文幻想小说《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大洋国》等。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构成了毁灭性打击，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破灭了，出现了很多对未来人类的预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人类。人文幻想小说包括科幻小说都对未来人类社会充满了恐惧，甚至绝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卡夫卡的创作都是这类情绪的代表。现代人文幻想小说正朝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