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福建词史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专题研究的对象？这个专题研究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我想每位翻开本书的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文体各具稳固的特性，大多独立发展，一文体虽对其他文体有所借鉴与融合，但绝不失去自己的特性。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往往感叹撰写综合的文学史，不如撰写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史，如诗史、赋史、散文史、戏曲史等，词史亦然。一部华夏词史，可能包含若干地域的词史，如浙江词史、江苏词史、福建词史等，但绝不是各地词史的简单合成。各个地域词史有其相对独立、稳定且开放的文化特征，华夏词史的撰写面临着如何精细把握来自不同文化土壤的词人词作之问题，往往不能做到圆满，留下不少缺憾。如集中研究某个地域的词史，以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态度去研究，就可能有一些新的建构与发现。
福建西有武夷山，东有大海，南有五岭，北有仙霞岭，其地成封闭之形势，自古以来不易与外界交通，故成独立自足的发展态势，其区域之行政分割与地域之文化特征，皆较稳定。唐前福建开发滞后，文学创作榛莽未开，大作家几乎没有。自宋代以后，除诗词外，其他文体创作也难以与中原作家媲美。词与诗相较，明代以后闽籍词人词作的影响力或胜于闽籍诗人诗作的影响力。谢章铤曾指出闽诗成派反而转衰的原因，乃在于闽诗过于注重声律而导致千人一面，缺乏创造性。其说有云：“闽诗萌芽于唐，名家于宋，成派于明，而谢古梅阁学《小兰陔乐府》乃曰‘闽无诗’。吾度阁学之意，殆以为非无诗也。夫人而能为诗也，惟夫人而能为诗，而闽乃几几乎无诗矣。磨砻声律，千潭一水，论者谓之闽派。虽不比江西派之粗犷、江湖派之委琐，然而万花皆艳，或不知有孤芳之赏也，八音和奏，或不知有移情之趣也，故派成而闽诗盛，亦派成而闽诗转衰。”[1]闽词很难说特别注意声律，而是多关注现实，因之生生不息，颇多创意。如谢章铤主盟的聚红词榭，郭则沄称为“聚红词派”，此派不太注重声律，而是着意反映苦难的现实，词的分量极重，影响持续而长久。福建词史自具研究之意义，目前尚无一部研究福建词史的专著。
写作一部福建词史，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 地域词集的编纂与地域词史的建构
研究福建词史，首先面临资料收集的困难，因为像福建词史这样的专题，要求著者能尽可能掌握不为人所注重的资料。陈庆元先生说：“研究地域或区域文学史，首先碰到的难题是资料的零星和分散，不易搜集。撰写中国文学史，重要的总集、别集、笔记以及作家的生平资料不难寻找，而区域文学史的资料一是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甚多，光绪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麈》中已慨叹过《漳州府志·艺文志》所著录的文集存者不过百之二三……”[2]因此，撰写福建词史，首先必须过资料关，如没有阅读历代全部闽词而去写作福建词史，很难取信读者。这种看法是来自笔者阅读大量词史著作的一种观感。好的词史著作，如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前半远胜于后半，之所以如此，就是严先生曾编纂过20册《清词史·顺康卷》，故前半所论尤服人心。不过也会有另一种意见，如乔力先生说：“作为地域文学史另一个重要学术背景与资料来源的，是那些相关的大批地方文献。如地方志里的文苑传和以地域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性诗文别集、总集里所收录的有关篇章内容。……说到底，这些个浩如烟海、皓首穷年也难以便览尽晓的中国文化文学遗存，固然是一笔取用不竭的巨大宝贵财富，但若换副眼光看，也极有可能只是一种沉重的‘包袱’。其间的积极意义与负面作用其实在不断渗染融合，由依附共存并生到相互演变更易，需要我们依据现代理性观念和文学眼光给予重新审视整合。”[3]乔先生的话冷峻而深刻，笔者在编纂《全闽词》时深有同感。但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的事情确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我曾慨叹我所在的城市厦门，她的词坛是多么的荒芜，完全不及福州词坛的繁荣兴盛，各种词史著作也毫不提及厦门词坛的存在。不过，她也曾绽放过光华，如清末民国厦门鼓浪屿的菽庄词人群，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只是我们不曾特别注意它的存在罢了。所以，重新审视各种文学遗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历代词作的编纂齐全，对词史的写作仍然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撰写《福建词史》，我做了长期的资料准备工作，即尽可能编纂出一部考证清晰、收词全面的地域词总集——《全闽词》，这部书已于2016年出版。编纂这部书的目的，是寻求渐渐逝去的闽词传统，这个传统只有今天的我们才能重新确定。E.希尔斯《论传统》认为：“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4]而历史编纂学是完成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行考证和加以完善”[5]。《全闽词》的编纂，对福建地域词学传统的再造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全闽词》的收录标准是依据籍贯（祖籍）来收录词人词作的，这种方法有它合理的一面，也有它不科学的一面，但目前还难以找到比这种办法更好的办法了。依据籍贯来收词，是历来地域总集的收录办法，私以为不要轻易地改变这种办法，否则会造成混乱。如大词人柳永，在福建生活时间很短，青少年时代有可能在汴京度过，成进士后流寓各地做官。今天没人说他是河南词人，也没人说他是浙江词人，他只能是福建词人，尽管他不出生在福建，但他的祖籍是福建崇安，故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他是福建词人。再比如说，大词人辛弃疾是山东人，他曾在福州为官三年，并在福建写下了36首词，这些词作中一些名篇曾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今天编纂《全闽词》，就不能收录这36首词，如收录的话，山东学者肯定会有意见。《全闽词》根据籍贯收词的同时，也稍有变通，并不完全死守籍贯这一种做法，而是适当收录一些流寓福建的词人词作，如晚清聚红榭是一个影响相当大的词社，其中有两位外籍词人钱塘人高思齐、山阴人王廷瀛，他们生活在福建并参加聚红榭唱和，《全闽词》收录了这两位外籍词人的词作，如不收录他们的作品，就会导致读者对聚红榭的了解产生缺憾。这种变通处理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郑方坤《全闽诗话》收非闽人而关涉闽事者，梁章钜《南浦诗话》收非浦人诗而与浦地浦事相关者。朱彝尊《鱼计庄词序》云：“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6]今天如有人编纂“全浙词”，周密、张炎词是完全可以编入的。
我们不能把编纂《全闽词》和撰写《福建词史》的工作搞混，《全闽词》的编纂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收录外籍词人词作且必须从严收录，而《福建词史》的撰写通常要考虑词人流寓的情况，必须抱更加开放的态度。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说：“‘人’的籍贯，并不等于他受教育和从事学术的地域背景，尽管古代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大，但是在清代，学者常常是流动的，不光是‘不闻往教，但闻来学’，要追寻名师，而且名师也为了生计，要到处去坐馆教书或为幕谋生。”又说：“由于流动和通信的缘故，我们对于清代某种地域的文化，必须要有超地域的地域观，而且最好是流动的观念。”[7]流寓不仅仅是清代词人的情况，自宋代以来，福建词人常常流寓各地，他们的流寓情况，自是《福建词史》这个课题应予以关注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籍贯的巨大惯性作用，籍贯是传统士人对自己处世的一个定位。晚清民国郭则沄虽不出生于福建，但他的祖籍在福建福清，他只是在参加乡试时才回过福建一次，而其著述多不忘乡梓，如称福清为“故园”。郭氏《清词玉屑》卷十一云：“幼时闻先文安公（指其父郭曾炘）言，闽中种薯多者，以福清一邑为最，吾家祖籍福清之泽朗乡，尝归谒宗祠，所乡数十里间，青畴交互，弥望皆薯田也。久居京国，每闻市上唤开锅声，辄有故园之思。”[8]《清词玉屑》多论闽籍词人词作，也多讨论闽中词学，同样可见他眷怀乡国的浓浓情意。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关心一个人的籍贯，各种表格都会列出“籍贯”一栏。
地域词史的写作是一种建构，建构是有目标的行为。《福建词史》建构的重心当放在审读词作，不对词作进行审美判断，就难以撰写词史。只有在注重词作审美创造的基础上，才能兼顾词作本事的推求。一首词虽有相应的历史事实的发生，但如果写得太差，似不应在词史中占有过多的位置。除了词作审美的发掘外，还要重视说明词体文学如何在闽地发生发展。蒋寅先生说：“地域文学史区别于文学通史的特性，不在于只论述出生于某个地域的作家，而在于说明文学在某个地域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历代文学活动与这个地域的关系，以此呈现文学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9]闽词的审美特性与词体文学在闽地的发展，以及闽词与时代的关系，是我撰写《福建词史》必须关注的重要目标。
二 闽词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在前人的论述中，闽诗、闽词都已成派。闽派诗的特征，前人已备足论述，闽派词的特征则鲜有清晰的论证。就《福建词史》的写作来说，我们不但要找到词中闽派的特征，还要说明它是如何演变的。
在论述闽派词的特征形成前，我们不妨看看闽派诗的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二者实有关联。在闽诗的发展历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以明初林鸿为首的盛唐诗派，此派提倡学习盛唐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张廷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云：“鸿论诗，大指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闽人言诗者率本于鸿。”[10]明代闽人论诗确实推崇林鸿，如徐熥《〈晋安风雅〉序》云：“闽中僻在海滨，周秦始入职方，风雅之道，唐代始闻，然诗人不少概见。赵宋尊崇儒术，理学风隆，吾乡多谭性命，稍溺比兴之旨。元季毋论已。明兴二百余年，八体四声，物色昭代，郁郁彬彬，猗欤盛矣！”[11]“郁郁彬彬”指的就是学习林鸿盛唐诗派的诗人很多。此派可称声律派，注重声律是其特色，如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所云：“余观闽中诗，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12]这是首次以闽派称林鸿一派的诗歌。自进入清代以后，闽人言诗很难说“率本于鸿”，又有了新的变化。陈庆元先生认为清初张远已开闽人学宋风气。[13]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论黄任诗云：“闽人户能为诗，彬彬风雅，顾习于晋安一派，磨砻沙荡，以声律圆稳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论若金科玉律，凛不敢犯，几于‘团扇家家画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间，聪明净冰雪，欲语羞雷同，可称豪杰之士。其艳体尤擅场，细腻温柔，感均顽艳，所传《秋江集》《香草笺》诸作，傅阆林前辈谓其实有所指，拟诸玉溪之赋《锦瑟》、元九之‘忆双文’、杜书记之作‘青楼薄幸’‘楚雨含情’，殆诗家之赋而兴也。”[14]此说肯定不守晋安诗派（即盛唐诗派）的黄任取法晚唐的诗风。汪缙《题石斋先生诗卷墨迹》记黄石斋（即黄道周）语云：“吴江计甫草（即计东）少从石斋先生游，尝问诗法于先生。先生告之曰：‘吾闽人诗法与汝吴中异。吾闽人诗以意为君，吴中诗尚格律词华。一入于格律词华，真意渐亡矣。如云间陈卧子，予门人也。其为诗已与吾异趣，况其他乎？”[15]清初闽诗走向已发生偏离晋安诗派的格局，由重声律转向尚意。陈声聪《兼于阁诗话》附录《闽派》说：“诗有称闽派者，始于清末民初近数十年间。闽诗人，唐以前无闻焉。五代间有黄滔、徐夤，宋有李纲、蔡伸、张元幹、刘克庄，明初有林鸿等所谓‘闽十子’，清初有许泌（珌）、高兆、曾灿垣等称‘七子’，均不闻有一派之称。道咸间张际亮以诗名一世，然所为乃李白、岑参之诗。同光间谢章铤以经师为词章，有论诗诸作，亦不名一家也。迨林寿图始刻意为山谷，陈书、陈宝琛、郑孝胥相继为宋诗，酌西江之水，扬坡、颍之波，陈衍又从而激厉之，广接众流，著为诗话，晚居乡里，创说诗社，影响颇巨。然其论诗宗旨纯正，其偏重宋人者，正所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所言足代表一时风会，初无门户与地域之见也。然当时诗体，确有所谓浙派、吴派、粤派、湖外派、江西派、闽派等。浙派承秀水钱载余绪而益加深僻，沈曾植、袁昶为其代表，金兆蕃稍和易。吴派受钱、梅影响，翁同龢独重大，金和乐府多危苦之词，稍后孙景贤古近体惊才绝艳，尤为梅村嫡传。粤派则陈恭尹、屈大均、黎简树其典型，黄遵宪崛起于后，为时宗匠。湖外多为选体，王闿运、邓辅纶其模楷也。至江西派与闽派，后来为韩孟，为黄陈，似已合流。惟闽人尚有兼喜东坡、荆公、诚斋者，或以此又成闽人一风格欤？”[16]此言追溯闽诗的发展历程。诗有闽派之称乃始于清初，不始于清末民初。除此以外，陈声聪所论大体得当。所论清末民初的同光体诗法乃是“力破余地”，尤别具法眼。或可说：宋代闽诗多谈性命尚气节；明代闽诗多崇声律少真意；清代闽诗以意为主；至清末民初闽地又学苏轼、王安石、杨万里诗而力破余地。闽诗以明代晋安诗派与晚清民初宋诗派影响最大。
闽词特质与闽诗特质不是同中有异，而是异中有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曾追溯道光以前闽词的发展历程，有云：“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明代作者虽少，然如张志道以宁、王道思慎中、林初文章，亦复流风未泯。又继以余澹心怀、许有介友、林西仲云铭、丁雁水炜、韬汝
。雁水与竹垞、电发友善，其名尤著。近叶小庚太守申芗亦擅此学，著《词存》《词谱》等书。”[17]其中所论存词较多的词人有柳永、刘克庄、余怀、丁炜、叶申芗，如加上林则徐、刘家谋、谢章铤、王允晳、何振岱等人，观其词则历代闽词的特质不难考见。
宋代闽诗多谈性命尚气节，宋代闽词基本不谈性命却不乏气节。柳永是宋词第一位大家，也是闽籍最为杰出之词人，有“词圣”[18]之称，对后世影响极大。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三《书〈乐章集〉后》言柳词功用甚巨，“中具浑沦之气”[19]，其润色鸿业的气魄中不乏浩然之气。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云：“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20]柳永自诉平生功业与生理感官享受不能兼得的苦闷，相当诚实，触及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有论者把柳永《戚氏》与《离骚》并而论之，当有原因。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引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21]屈、柳皆擅自诉，当是并而论之的一个原因。艺术性不是很强的刘克庄词，却得到刘熙载的好评。刘氏《词曲概》云：“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又云：‘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词品耶？”[22]刘克庄词多用散文笔法，时露粗糙之处，但其词中有拳拳爱国之心，且关注民瘼，欲拯救斯民于水火，所以刘熙载颇重其词品。宋代的闽词有些不够浪漫，读不到像李之仪《卜算子》（君住长江头）和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那样清新明快的词作，但颇有品格颇有气节，则是肯定的。
明词虽不振作，但明代两位闽籍词家却不能忽视，一是林鸿，一是余怀。徐伯龄《蟫精隽》卷八云：“国初三山林鸿子羽尝作《苏武慢》八章，旷视一世，今录其四云：‘家本儒流……几个富人能比。’豪气为何如哉！”[23]林鸿非专力作词，自不能开词中闽派。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说：“明代开国时，词人特盛，且词家亦多有佳作。如刘基、高启、杨基、陶安、林鸿诸作，均多可取。虽诸家多生于元季，尚沐赵宋声党之遗风，然刘、高诸词，竟可磨两宋之壁垒，而姑苏七子等，要亦多能问（闻）者，不可不谓为开国时风气所使然也。”[24]赵氏把林鸿等人词的成功归于明初尚存赵宋声党之遗风，或可再商，而林鸿词有其地位则是一定的。余怀自六岁时离开故乡莆田，再也未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他的著作一律署上自己的籍贯，以示不忘桑梓。余怀词主要写国亡之后在江浙一带的漂泊之感，词中憎恨新朝之愤多以柔笔出之，愈能见其决绝之情。如《〈闲情偶寄〉序》云：“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而今老矣，不复为矣。……余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交鼓
瑟，宫商迭奏，竹肉竞陈，犹当支颐鄣袖，倾耳而听之。”[25]所言难掩孤愤之情。林鸿之豪、余怀之柔，俱是真性情，故足有感人心者。故可以说：明代闽词，以性情见长，与明代闽诗乏性情[26]有异。
进入清代，道咸同光间闽籍词家谢章铤负起振兴闽词之责任，闽词之中兴始能成立。黄宗彝《非半室原刻词存叙》云：“枚如（谢章铤字）毅然拂众论，独于斯道有心得，且以词人多闽产，嗣续薪传，非我其谁？其自任之重如此。”[27]正是赖其集合同党，长时间用功填词；又赖其倾尽心力，搜刻同人唱和之作，闽词才有中兴可言。[28]谢氏作《词话》初稿完成后，就请同年友刘存仁作序，刘存仁《〈赌棋山庄词话〉序》评曰：“今读枚如之文，峭厉廉悍似韩非，连忭恢谲似蒙叟，已适适然诧为奇才。继读枚如之诗，骚情掩抑，一弦一心，如老鹤孤嘹、幽兰独笑。今又旁溢而为诗余，以抒其抑扬抗坠、骀宕不尽之思。乌虖！美矣！而谓能移我情否耶？”[29]《序》十分契合谢氏以苏、辛为楷模的主张，谢氏感动之余回信表示感激。他说：“不揣狂妄，学填数十阕，于断绝寂寞之中，为吾闽永此一途。然愿甚奢，而才识俱不逮，秋蚓号窍，诚不足当大雅一吷。惟进而教督之，匡正之，则真为无穷之赐，且更望助我张目，于此道树立一帜，亦吾闽一大生色也。”[30]咸丰朝，中国社会秩序天翻地覆，近乎崩溃。外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事，内有太平军攻陷江宁定都事，中外各种势力反复博弈，此消彼长，乌烟瘴气，百姓被祸最烈，生灵涂炭。谢章铤的词以反映现实苦难为基调，词风以豪放为主，势使然也。谢章铤一直主张向苏、辛学习，非仅学习他们的词风，更主张学习他们的心襟、怀抱、品格。谭献《复堂日记》（己丑）云：“阅闽中《聚红榭雅集诗词》，倚声似扬辛、刘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独造语，赞轩较和婉入律。”[31]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云：“长乐谢枚如广文章铤侨居榕城，好与同志征题角胜，曾裒刊《聚红榭唱和诗词》，词学因之复盛。虽宗法半在苏、辛，亦颇饶雅韵。”[32]张德瀛《词征》卷六云：“谢枚如章铤词，如古木拳曲，未加绳墨。”[33]冒鹤亭《小三吾亭词话》卷四评谢氏词云：“其发声，天籁为多。……舍人词，豪放是其本色，不悉登也。”[34]陈兼与《闽词谈屑》评谢氏词曰，“其词近苏、辛一路”[35]。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八云：“赌棋词主苏、辛。”[36]以谢章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无疑成为清代闽词的主流。当然，谢氏的豪放词风也并不能笼盖一切。如陈遹祺学秦、柳，王允晳学宋末词人，也获得成功。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云：“先按察公里居时，与里人结社酬唱，有‘南社十子’之目，其中即多工词者。如陈子驹明经遹祺《浣溪沙》云……黄笛楼邑丞《蝶恋花》云……皆秦、柳遗音，何尝为聚红词派所囿？”[37]《清词玉屑》卷六云：“王碧栖学碧山、玉田，为闽词别派。”[38]郭则沄肯定陈遹祺、王允晳不为聚红词派牢笼之自主，他们的词正是以婉约与骚雅格调见长。清代闽派词主要是指以谢章铤为代表的聚红词派，与清代闽派诗重意不同，此派词重词量，以反映现实为迫切之务，这与内忧外患有极大的关系。
三 福建词学与中原词学的分合
北宋定都汴京，南宋定都杭州，京城的所在就是文化的中心。如果我们把黄河以南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区域称为中原词学区，则孤处东南的福建可称福建词学区。研究词史应包括研究词学史，如《清词史》就探讨了许多词学理论问题。福建词人兼词学家者代不乏人，他们往往把词的创作和研究结合起来，词的理论从创作中得来，又复指导词的创作。如黄裳、刘克庄、叶申芗、丁炜、谢章铤、林葆恒等，都是词的创作和词的研究兼擅之人。福建词学与中原词学有分有合，所谓分就是各自探讨一些问题，所谓合就是探讨彼此都关注的问题。
如何填词的问题，是福建词学与中原词学都关注的问题，但闽籍词家与中原词家的关注点是不同的，闽人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闽音是否利于填词上。福建偏处东南，语音与中原差别太大，中原人士每苦于福建人的发音，宋代朝廷曾在福州开正音所，收效不大。词中的闽音问题，渐为人关注。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载晋江（今属福建）人林外（字岂尘）“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亦传为吕翁作。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埽’（扫）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39]。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也记载了此事。闽音与填词的关系问题遂凸显起来。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八云：“闽语多鼻音，漳、泉二郡尤甚，往往一东与八庚、六麻与七阳互叶，即去声字亦多作平，故词家绝少。”[40]词家绝少不符合历史事实。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五云：“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
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幹（长乐）、赵以夫（长乐）、陈德武（闽县）、葛长庚（闽清）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41]如若闽音不适合填词，何以宋代闽词大盛？[42]谢章铤是从古韵角度去审视林外词的押韵，并未从理论上论证闽音是否有利或有碍于填词的问题。其词友黄宗彝《〈聚红榭雅集词〉序》认为：“夫三代正音，吾闽未替，则以闽人填词，谐律固其余事。”并多方举例论证闽音利于填词，其有力证据是：“天下方音，五音咸备，独阙纯鼻之音，惟吾闽尚存，乃千古一线元音之仅存于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纯行鼻音，则尤得音韵之元矣。”[43]既然元音尚存，则闽音利于填词就是可能的事了。但黄宗彝所论似嫌笼统，闽音与填词之关系仍不得而知。陈兼与《闽词谈屑》则提出了另一番见解：“瞿蜕园（宣颖）在日，曾问予：‘吾聆闽人读诗词，似乎平仄甚乱，及视其作品，则又无字不叶，无音不谐，又何故？’予答谓子不谙闽语之故，闽称南蛮
舌，然读字阴阳平侧之间，固是非常明晰。”[44]黄宗彝论闽音利于填词，是着眼于古音而言，他曾著有《闽方言古音考》，对闽地古音素有研究。陈兼与论闽音利于填词，是着眼于当代闽人读四声非常清晰而言。陈兼与的见解更为可取。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世之论词者，每谓闽音四声多舛，故工词者绝少。实不尽然。乡俗：幼学即究八音，八音者，别四声之上下，辨析尤密。”[45]据上可知，丁绍仪之言确有偏颇。明末清初闽县黄晋良《〈游初草〉序》云：“吾乡可百万户，不辨四声者无一家。”[46]闽音利于填词，也有后天习得之故。
词的断句标点，关系到对词体规律的掌握。福建词学与中原词学都关注词的断句标点，但在词的断句标点上的做法不尽相同。《词律》《钦定词谱》未出之前，有人主张据前代名词格律范式填词。朱彝尊《〈枫香词〉序》云：“（宋牧仲）至为长短句，虚怀讨论，一字未安，辄历翻古人体制，按其声之清浊，必尽善乃已。”[47]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凡64则，论词谱13则，论词牌名7则，论词韵6则。论词谱，主张谱无定例，用某体题下注明即可；论词牌名，主张应从旧名；论词韵，主张用韵应遵成法。这种方法颇能贴近唐宋时代词人作词的实际情形，有可取之处。在具体的填词上，当有人据朱彝尊、邹祗谟的主张去做。至于用这种做法去整理自己的词集，并用符号将断句之法显示出来，则推清初闽籍词人丁炜为成功者。他的《紫云词》两种刻本（清康熙间希邺堂刻本、咸丰四年重刊本）均使用符号，以表示自己对词的句式节奏的理解。丁炜填词之时，《词律》《钦定词谱》尚未刊行，他是根据自己考索词作以及图谱所得，在弄清词体句式格律的情况下再填词，所以既能把握词体规律，又能做到句意明晰，这本来就是作词应该达到的标准。丁炜给他词集断句标点的做法是：在一韵之内按文意断句，标点上不使用“豆”的标法，只有“句”和“韵”的标法。丁炜给词集的断句标点，是一项有启示意义的事情。道光年间，叶申芗在《天籁轩词谱·发凡》中提出“分句自以文理为凭，不必拘定字数”的做法。这是叶申芗词学著作中最精彩的内核，如此明确地说出分句的做法，是不多见的。晚清林纾曾提出填词应“遵词不遵谱”的做法，或可看作承自丁炜、叶申芗。丁炜、叶申芗的断句标点之法，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如何填词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词学理论的发明，福建词学与中原词学各有成就，但福建词学理论更有时代特色。“词量说”是谢章铤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谢章铤《刘芑川〈东洋小草〉序》云：“且夫水之载物，以物之轻重为量，重者见深，轻者见浅。维人于世亦然。量至于是，见至于是；见至于是，言至于是。”[48]此人之“量”即指人的器量、胸襟、怀抱、品格等。谢氏生活的时代要求词家更有“量”，他一生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使得生活在这个时代尤其是道、咸两朝的词家蒙受巨大的苦难。他在《词话续编》卷三中说：“余尝欲辑丧乱以来各家吊亡悼逝诸作，都为一集，言者无罪，闻者足鉴，传诸檀板，以警将来。是以《小雅》告哀之义，而当局者所宜日置之坐右也。”[49]然道、咸以来有些词家的创作仍然守着香软柔弱的词风，积习难改，而词学理论方面仍有人在倡导清空醇雅、比兴寄托，显然已不是时代的迫切需要。谢氏的“词量说”在清词史上意义甚巨。对清词卓有研究的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引证谢氏词话最多，也最认同谢氏的观点，包括对“词之量”的注重，举凡谢氏重点介绍的以词写时事有成就的词家，严先生基本安排篇幅予以探讨。“词量说”的意义不低于周济的“寄托说”、陈廷焯的“沉郁说”、况周颐的“重拙大说”。因为后三说虽在一定的程度上倡导涉世，但其注意的中心仍在词的艺术层面，且深受传统诗学批评的影响。[50]客观地说，“词量说”是清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词学理论。
蒋寅先生《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51]讨论了明清经典文本代表的“大传统”与地域文学代表的“小传统”的互动，认为有时“小传统”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使用“吾闽”达18次，这说明他对作为“小传统”的福建词学传统感到自豪。我们今天对福建词学传统的追寻，也是对“小传统”影响力的一种确认。
《福建词史》一书的写作，会面临方法上的困扰。在撰写中，我最注目的仍是福建这片大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52]我们可以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福建是闽词精神表演的场地，我们不应把福建这片大地看得太高或太低，福建明媚的天空有助于闽词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闽词。闽词最宝贵的特质则一定产生于福建，如内忧外患对士人心灵世界的深刻影响，这与福建处于抵抗外侮的前沿地带以及闽人的性格特点有关。
[1] 谢章铤：《〈自怡山馆偶存诗〉序》，《赌棋山庄文续》卷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州刻本。
[2] 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6～17页。
[3] 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
[4]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9页。
[5] 〔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73页。
[6] 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7]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8] 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1661页。
[9] 蒋寅：《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10]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1] 徐熥辑《晋安风雅》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5册），齐鲁书社，1997，第373页。
[12] 清顺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阁刻本。
[13] 陈庆元：《清初闽诗人之冠——张远》，《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2期。
[14] 清乾隆间刻本。
[15] 汪缙：《汪子文录》卷二，《汪子遗书》，光绪八年（1882）刊本。
[16]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全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第317～318页。
[17] 谢章铤撰，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第4页。
[18] 当今柳永故里武夷山市五夫里乡民尊称柳永为“词圣”，这是五夫里乡民对柳永这位乡贤最好的褒扬。所谓“圣”者，即是在某一领域取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卓然超群的成就，始能称“圣”，如诗圣杜甫、赋圣宋玉（一说司马相如）、医圣张仲景、茶圣陆羽等。“词圣”一词在今天的词学界尚未流行开来，然并非全无来历。陈锐《〈词比〉自序》云：“大抵词自五季以降，以耆卿为先圣，美成为先师。”（龙沐勋主编《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民智书局1934年刊本，第113页）冒广生《〈遐庵词稿〉序》云，“词家之圣莫圣于柳、周”。（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第2156页）是则五夫里乡民称柳永为“词圣”，已有人为导夫先路。
[19] 宋翔凤：《乐府余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第2499页。
[20] 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8，第1132页。
[21] 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第36页。
[22] 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第519页。
[23] 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12，第387页。
[24] 赵尊岳著，陈水云、黎晓莲整理《赵尊岳集》（叁），凤凰出版社，2016，第953页。
[25] 余怀著，李金堂编校《余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28页。
[26] 如张远所云：“夫闽海之偏僻壤也，山高峭而川清冽。其风俗尚气节，其为诗宜乎奇峭而秀异矣。自林子羽以平淡之诗鸣，严沧浪、高廷礼辈后先继起（此句应为：自严沧浪以平淡之诗鸣，林子羽、高廷礼辈后先继起），唱为盛、中、晚之说，遂习以成风，逮《晋安风雅》书成而闽风寝弱矣。后之作者，袭其肤浅浮泛之词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趋唐人之余响，其不振也宜哉！”（张远：《张恫臣诗序》，《无闷堂集》，清康熙刻本）此指出因沿袭林鸿一派诗风已久，导致明代闽诗性情不足的弊端。
[27] 刘勷：《非半室词存》，民国10年（1921）铅印本。
[28]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前言”，第9页。
[29]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第1页。
[30] 《赌棋山庄词话》卷五，《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第116页。
[31] 谭献：《复堂日记》，清光绪间仁和谭氏《半厂丛书》本。
[32] 《词话丛编》，第2816页。
[33] 《词话丛编》，第4185页。
[34] 《词话丛编》，第4717～4718页。
[35] 沈泽棠等著，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第130页。
[36] 《词话丛编二编》，第1523页。
[37] 《词话丛编二编》，第1294～1295页。
[38] 《词话丛编二编》，第1450页。
[39] 明正德刻本。
[40] 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41]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第115～116页。
[42] 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统计出宋代福建词人有140人，作词2097首，词人词作均居全国第3位。文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43] 谢章铤等撰《聚红榭雅集词》（卷1～2），清咸丰六年（1856）福州刻本，卷首。
[44] 《近现代词话丛编》，第129页。
[45] 《词话丛编二编》第1294页。
[46] 董秉清等纂《永泰县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77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影印，第182页。
[47] 《清词序跋汇编》，第184页。
[48]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一，清光绪十年（1884）南昌刻本。
[49]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第336页。
[50]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前言”，第4页。
[51]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5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