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知人论世：辛酉至甲午年间的张之洞

清承明制而有所损益。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作为决策机关，经过乾隆一朝，官制基本厘定，其时满汉并立，大小相维，文武相制。之后内廷虽有张廷玉与鄂尔泰、祁寯藻与穆彰阿之间的党争，和珅、肃顺的专擅，但总体说来仍是以皇权为核心运转；外朝内地十八行省无封疆大吏叛乱，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加强。然而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在晚清发生了变化。

辛酉政变后，原有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模式变为太后垂帘听政、亲王入枢秉政的权力模式，其时同治、光绪虽曾亲政，但权力的中心在慈禧太后，直至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在近半个世纪内，慈禧利用满汉、南北、湘淮等各派势力，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在地方上，咸同军兴导致湘淮系的崛起，学界虽然对罗尔纲“内轻外重”的说法有所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起码直至甲午年，平衡湘淮系的地方势力仍是朝廷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天津条约》为框架的中外体制形成，外交对中国内政的影响不可忽视。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上述的辛酉到甲午间的权力格局中，有特殊的地位。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其于光绪初年跻身于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所谓“清流”中，在“清流”中表现突出，与张佩纶并有“青牛角”的称谓。[1]“清流”在光绪六年（1880）中俄伊犁交涉中声势大张，十年，慈禧太后运用“清流”的声势打压恭王奕䜣，引发“甲申易枢”。然而慈禧对“清流”势力实则颇有厌恶，如陈寅恪所说：“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2]中法战争后，李鸿藻退出军机，“清流”干将张佩纶、陈宝琛亦纷纷遭到贬黜，唯有张之洞免于获咎而继续留在两广总督任上，直至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启另一番事业。张之洞虽远在两广，但在朝廷中人事交际、势力捭阖不可忽视。

在地方上，两广号称南洋门户，“当华洋错处之冲，兼水陆边防之寄，政刑纷冗，兵食兼营”，[3]需要面临与其他省份不同的问题，而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亦面临着和其他时期两广总督不同的问题。第一，广东为中外交涉重地，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交涉的重点转移至南、北洋大臣，但由于香港、澳门、华侨问题，加以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边疆危机（尤其是中法战争的发生），两广地区成为中国环南海地区对外交涉的前沿地带。第二，咸丰四年（1854）洪兵起义以后，广东地方士绅势力崛起，他们联络在朝廷中的粤籍京官，时常干涉广东政务。张之洞督粤早期为各省大力筹备中法战争中所需的军械、饷银，后期清乡、大兴洋务，必然与广东士绅及背后的粤籍京官产生利益冲突。第三，经过洪兵起义以及同治年间瑞麟督粤的十年，广东地方勇营（以水师提督方耀的潮勇、陆路提督郑绍忠的安勇为代表）渐呈“尾大不掉”之势，形成类似“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中法战争中，钦差大臣彭玉麟、两广总督张树声先后引湘、淮军进入广东，加之张之洞后来重用冯子材，协调各方力量，是保障战时和战后地方稳定的关键。第四，广东是为数不多督抚同城的省份，加以中法战争时期电报的建设，张之洞能更便捷地掌握广西的信息。战时备战、战后善后、洋务开展，都必须平衡与广东、广西司道，钦差彭玉麟，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关系。张之洞督粤时期各项政策的执行，必须处理好这些问题，它们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的关系。

总的说来，将张之洞督粤放在辛酉到甲午政局中，从权力的实际运作角度切入，综合解读从中央到地方各派人际网络，既可推动张之洞人物研究的发展，又可贯通辛酉、甲申、甲午政局，做到知人论世。此外，作为“八大事件”之一的中法战争，研究相对薄弱，张之洞督粤前期正值中法战争，本书也希望能从侧面推进中法战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