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麻国庆

在中国各民族的空间布局中，海南岛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海南岛背靠大陆，面向大海，与南中国海文化天然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海南岛都属于中国大陆的边陲，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岛屿文化”形态。不管是在历史时期还是现代社会，海南岛都保留了很多大陆文化的印记，与大陆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海南岛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不应仅停留在海岛的狭隘空间概念中，还应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族群间的交往方式和互动往来，充分重视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海南岛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下具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作为一个文化发展起步较晚的岛屿，其文化的外源性十分突出，即在黎族本地文化的基础上，由汉、苗、回、疍家等民族或族群文化，以及近代华侨文化、农垦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长期相互碰撞、整合生成的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类型。海南岛亦是中国联系东南亚社会的交通枢纽，因此海南岛的民族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版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书汇聚了多名学者近年来在海南岛调查研究的成果，涉及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研究，疍家渔民、华侨研究以及海南岛西部沿海古盐田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均基于研究者在海南岛进行的田野调查得来，是关于海南岛族群不同视角的较为全面的呈现。

黎族研究发展到21世纪，对其进行研究的群体不断扩增，在学者的学术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产生了固定的研究群体，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促使黎族研究发展为“黎学”，其重要性得以彰显。与此同时，黎族研究的内容和范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涉及的领域和专题更广，并且每一领域都不断再细化，使人们对黎族的认识更为深刻。张峻的文章主要探讨黎族农民互助制度及其行动逻辑与现实基础，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合作制度和能力问题。作者通过对海南黎村互助组织的调查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间的合作不仅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也在工具理性和传统道德双重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较强合作精神的合作关系，这是黎村人互助联合形成的基础。黎村人的总体性逻辑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它与村落社会的结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等都有关联，已成为黎村人处理日常事务的一种惯习。正是在这种惯习的影响下，自发的秩序和组织才得以形成，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合作成为一件对黎村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查干姗登关注的是黎族的狩猎生计及其变化。她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末，海南省政府开始施行生态保护工程，对海南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加以保护，开始实行禁猎政策，而后黎族的狩猎生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农耕逐渐发展成为黎族主要的生计方式，狩猎则成为黎族重要的副业。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的碰撞影响着黎族狩猎生计方式的变迁过程。

海南岛是从南岭走廊的族群进入南中国海的重要落脚点和中转站，其民族研究在华南乃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上一直有独特的地位。从明代起，苗族自广西等地陆续迁徙到海南岛，繁衍生息，苗族在海南岛的扎根与繁衍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大陆文化与岛屿文化交融的例证。如今苗族已是海南岛上的第三大民族。区缵关注跨海苗族在海岛上的发展，他认为，这为苗族文化与岛屿文化增添了一种多样性。他以海南岛南部山区那会苗村为个案，主要讲述了苗族人的迁村生活和种植橡胶的故事。历史上，那会苗族在不断迁徙漂泊。在21世纪初，地方政府推动水库建设征地导致大部分村民迁离原址，从而形成新旧村并存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橡胶销售成为那会苗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家庭为单位，以夫妻为主要劳动力，每年都要面对台风天气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的问题。那会苗族迁村后的生活和生计困境表明，应对岛屿山地苗族的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

在海南岛的少数民族中，海南的回族有其特殊的地位。相对于中国的穆斯林主体而言，海南回族似乎身处于一片文化的孤岛，但实际上，海南回族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始终保持着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联系。由于地缘的关系，海南岛与东南亚的交通甚为便利，社会文化交流频繁。在民族志研究的层面，海南回族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在海南岛的民族研究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不仅在民族志的层面上，还在理论上具备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条件。

当市场化的社会发展趋向逐步消解着不同地区的“地方色彩”时，张亮所关注的三亚回族却能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中寻找到自己群体的集体定位。三亚回族渔业生产和蔬菜种植的集体经济瓦解后，三亚回族不得不直接参与到重新形成的市场社会中。不过，在经济伦理和经济互助网络等因素的作用下，三亚回族迅速找到了自己新的社会定位——生意人。起初，三亚回族除了局部的互助与合作外，在整体上以“个体户”的身份各自为战，但很快在市场各个行业竞争中自觉整合，形成了“全民经商”的集体意识。国家政策为三亚回族提供了运用少数民族身份制造社会情境的可能，市场经济规则促使三亚回族运用国家赋予自己的政治资源参与竞争。三亚回族主动选择“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等外来力量中对群体发展有益的因素，规避不利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三亚回族必须充分动员自己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资源。最终，三亚回族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解释。三亚回族在当下中国社会中面临的任何机遇和挑战、产生的各种不解和无奈，都可以回归到其文化根基和社会禀赋中寻求答案和获得支持。

海南岛沿海分布着众多港口，依赖海洋生存的渔民有各自的生存方式与文化逻辑。潘英海教授利用海南省三亚市的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所陈列的文物探讨疍家人与海洋生态之间的关系，以疍家人赖以为生的船与绳缆为重点，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说明三亚疍家人与周遭族群及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疍家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海洋族群”，其生计模式是一种“游捞”的生产模式。因此，疍家人迁徙式的渔捞生产模式与定居岸上的渔民不一样，所代表的海洋文化与渔民的海洋文化意义也不一样，而目前学术界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大多以陆地的观点看海洋文明，有待拓展以海洋文化、海洋族群为主位的研究视野，尤其对岛屿社会与海洋文化的研究，应予以足够的关注。

刘莉的研究对象是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文章以海南岛东南港口疍家人的食槟榔习俗来阐释疍家人移居海南岛后的族群互动和文化选择。为了获得更广阔范围内的认可，海南疍家人在海陆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超越各种限制，融合了陆地元素。海上疍家人的“陆地印记”是其在新的时空环境下逐步“上岸”、走近直至走进陆地群体的过程中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王利兵关注的是以远海航行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海南潭门渔民。他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观点和方法出发，考察潭门渔民的海洋适应与文化发展。潭门渔民作为一个以远海航行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海洋族群，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皆与海洋密切相关。潭门渔民联帮出海和潜水作业的历史传统是适应南海海洋环境以及远海渔业生产的产物，尤其是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独特的珊瑚礁海洋环境决定了潭门渔民只能采取潜水捕捞的作业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潭门渔民的行为模式，从潭门渔民采用的父子或兄弟结对模式中可见一斑。此外，远海航行作业对社会结构及文化层面产生重要影响，如亲属关系网络和海神兄弟公信仰。

海南岛地处热带，全岛遍及各种规模及不同类型的晒盐场，自唐代开始，百姓煮海为盐。在运销方面，清代之前，海南所产海盐任由百姓自由买卖，海南岛盐业划入国家专营的时期较晚。坐落在海南省西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千年古盐田”正是自产自销延续下来的盐业生产所在地，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逐渐引起诸多关注。

谷宇以家族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家庭、家族的构成与运作，分析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盐田经营状况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盐田经营中所展现出的家族关系，以具体的个案描述了家族与盐田经营之间的关系。从经济与社会关系角度，关注海盐流通与亲属关系的扩展，指出盐田妇女在依托亲属关系拓展海盐市场的同时通过海盐的流通扩大了通婚范围，推动了盐田村亲属关系的扩展与延伸。这种经济嵌入社会的过程，正是岛屿社会中的盐田人进行盐田经营的文化逻辑。此外，作者还从历时性角度考察了古盐田的发展历程，继而揭示出在城市化建设中盐田村的各家族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守护古盐田。

同样是对古盐田进行研究，周开媛采用人类学方法，从盐田的形成及构造、海盐制作中的工具知识、海盐制作的工艺流程、海盐制作和使用中的传统知识等四个方面，对传统日晒制盐技艺展开了细致的民族志记录与描述。

海南岛位居南中国海要冲，是中国联系东南亚社会的交通枢纽。作为著名的侨乡，华侨研究是海南岛研究的重要内容。陈杰和黎相宜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基础上，从空间呈现、空间实践以及呈现性空间这三个维度讨论海南冠南侨乡的公共文化空间变迁，并讨论其与侨乡范式的关联。文章指出，一方面，伴随着有关“侨”的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趋于弱化，依靠海外华侨的文化馈赠来支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侨乡范式”逐渐式微。侨乡作为特殊的乡村类型，其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也面临与其他乡村同样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构成的生活传统和社会关系网络还呈现延续的状态。因此，传统的侨乡范式虽已式微，但并不能马上做出“侨乡范式”终结的判断。比如，作者考察的对象有冠南嫁到海外的新娘，这些女性新移民成为支撑侨乡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又比如，近些年新型的侨区发展模式在兴起，各级侨办积极推进“侨之家——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点”创建活动，动员社会力量构建社区的为侨服务网络及公共文化空间。可见“侨乡范式”作为侨乡研究的重要命题，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反思。此外，马潇骁描述了一位印尼归侨在海南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海南岛多元文化族群的构成有其内在体系，海南岛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共融，更在于其文化主体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社会网络建构实践。因此，不能把海南岛的人类学研究孤立地放在海南这个岛屿里面来看，应将这个岛屿的文化纳入中国整体的文化体系。当下，海南岛研究更是要与热点问题联系起来。在全球化浪潮席卷海岛社会之际，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重新确定海南岛的学术地位，对于我们认识整个环南中国海的区域与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研究者的实践和探索，为促进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