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经历与知青年代[1]

彭宇文：你们当时考大学是怎么一个过程？

李立：1973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我就参加了那一次高考，那次考试成绩据说不错，渭南地区（华县属于渭南地区）第二名，在我们华县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当时气氛不对，当时鼓吹的是张铁生交白卷儿，白卷先生才行，你考得好不行，再一个厂里也不太愿意放我。因为我在厂里工作上算骨干，也不愿意放我。

刘亚敏：这是第一次考大学，后来没有上学？

李立：没上学。然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参加了这一次高考。但因为我年龄大，开始时没被录取。

刘亚敏：那个时候多大年龄？

李立：30岁，1978年30岁了，30岁了没被录取，我后来也就灰心了，不准备上学，决心在厂里继续干，都请了客了。后来扩招走读的，把我又扩招进来了，1978年3月到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李立：这位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叫朱海雄，当过国务委员宋健的秘书，后来在国家级高新区驻香港的窗口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支持和帮助了内地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

海雄：服务，就是服务，没服务好。

李立夫人：比李立看着年轻些。当年读书的时候年龄就小一点。

李立：他就比我年轻。

彭宇文：1977级、1978级大学生里面，年龄有些差距。

李立：对，当时我30岁，还有比我大的，有31岁、32岁的，最小的是孙军，孙军才16岁。

海雄：你比我大7岁吧？

李立：对。

彭宇文：您当时是23岁读书。

李立：当时有父亲上1977级，儿子上1978级的，只差一级。咱当时大班那个姓张的同学就是这种情况，他儿子在西北大学是1978级的。

彭宇文：（海雄）您当时从哪里考来的？您从哪里考到这个学校？

海雄：陕西。

彭宇文：您也从陕西考来的，也在农村吗？

海雄：当工人，在韩城电厂。

李立：海雄的父母当时都是西安交大的教授。

彭宇文：您实际上是陕西人，再考到这里，然后又到北京工作去了。

海雄：算陕西人吧，没有生在陕西，但是长在陕西了，在陕西待了24年，27岁离开的。

彭宇文：像你们那时候高考准备的时间长吗？

李立：准备时间很短，从知道消息到参加考试，就三四个月时间。

彭宇文：你们当时怎么准备的呢？能找到资料吗？好像很难找。都是凭基本功？

海雄：哪有资料，反正都是凭着中学时候学的那些知识。

李立：掀掀老底子来，总有一些基础。

海雄：学习谈不上，到处找题，做题。谁弄点题来就当宝贝做，其实方向也没有，啥也没有。

李立：对，书都没有。

彭宇文：还是凭基本功，实际上可能还是凭高中的功底。

李立：对，1977级、1978级就是凭当年的基本功。

彭宇文：你们当时高考在哪里考的呢？

李立：我在华县。

海雄：我在韩城。

彭宇文：考场就在县城？

李立：在哪个县工作就在哪个县考。

彭宇文：当时有多少人考上了？

李立：参加考试的人不少，我看有上千人。但考取的人不多，考取的就百八十人。

刘亚敏：你们的工人经历对后来的学习有没有一些相互作用或反作用的一些方面？

李立：现在大家在争论上山下乡是什么，我们无怨无悔，有的人认为耽误了青春，我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这种艰苦的磨炼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从时间、经历上来说是有点耽误，您看我如果是正常年龄读大学的话，我后边绝不会搞政工，我一定潜心学问。我的中学同学后来见了我以后都很奇怪，说：“你当书记了？中学时大家都批判你只专不红。”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是只管读书的人，怎么想到以后能当上党委书记？就是我年龄已经大了，34岁才毕业，所以我就没上研究生，急于工作了，工作以后也当老师。虽然觉得学问还需要补充，但是又没那个心劲再去读书了，以后再没读书。

彭宇文：老爷子还是有学者的气质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您说的可能做书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李立：不敢想象，当时我们家人也都很奇怪。

彭宇文：海雄老师，您那时候一直在工厂吗？

海雄：没有，农村3年，工厂3年。当时高中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去了陕西大荔县，在大山里当了3年农民，然后再招工去的工厂。

彭宇文：那时候招工还是要有点条件的。

李立：那起码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当时眼睛都不行，都近视，测视力都作弊。开始作弊我还能搞个收音机发电码，比如上是嘀，下是嘀嗒，后来我同学说的你在这干啥，这还不够劳神的，不如直接点，就是说上就是这样，下就是这样。

彭宇文：他在边上给您做手势。

李立：他在旁边做手势就行了，这方便就多了，那还要戴个耳机。

彭宇文：那时候大家都相互理解，知道不容易，互相帮助。

刘亚敏：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没有高考，没有考上大学，您的经历到现在会是怎么样的？

李立：那就一直在工厂了。

海雄：那怎么假设？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刘亚敏：教育真的是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啊！

李立：按我的想法，如果跟我当时一块在厂里那些人的情况来比较的话，我可能会在厂里当个领导。

彭宇文：当个厂长。

李立：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之类的。因为跟我当时同样处境、同样经历的人，他们现在是这样的状况。

彭宇文：恢复高考还是改变了人生。

李立：那是。高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彭宇文：你们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是非常激动地去考吗？是家里让您考，还是周围的人都考，您跟着考，还是怎么样？

李立：我是非常积极主动地要去考。

彭宇文：自己很积极想去。

李立：因为我从小就想上大学。特别是我，本来第一批都没有录取了，第二批又加上了。

海雄：他属于扩招的。

李立：扩招走读。

刘亚敏：当年为什么要扩招？是名额增加了还是什么原因？

李立：主要是当时学校住宿条件有限，住不下那么多人，所以后来扩招进来的人都是走读生。

彭宇文：扩招是全国性的扩招还是陕西省的？

李立：全国性的扩招。1977年12月份考的，1978年1月份录取。过完春节，1978年3月份才到学校的。

海雄：过完春节就开学了，开学的过程当中说要扩招。

李立：所以我来得晚一些，我来的时候他们解析几何基本学完了，学到什么曲线了。但是那个双曲线什么的，我中学已经学过了，都会。扩招的学生都是走读的，我就有辆自行车每天骑着从家里到学校，我家住在城里西大街桥梓口，离学校也挺远的。

彭宇文：你们还是基础很好，一次能够考上还是不容易。

海雄：那个时候就是矮子里头拔高个儿。

彭宇文：但真的是不错的，你们一直在农村和工厂，就没有丢学习吗？还是一直在看书吗？有没有条件呢？

李立：也没那个条件，看书也是跟教材不着边的，比如我喜欢无线电，我看一些无线电理论、无线电维修什么的书，它跟高考没关系，你就是学进去了也没用。

刘亚敏：那个时候考完了，比如录到哪个大学也是按分数来录吗？还是按片、按省份呢？

李立：按分数。所以当时把我录上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家庭出身并不好。

彭宇文：但是这事后来好像放开了。

李立：放开了。我录的这个红外专业，在“文革”前是绝密专业，是西电的绝密专业，学生上课去笔记本都不能拿出来，出门警卫员就把你笔记本课本都收了。你要去复习，专门指定自习室，绝密专业完全是为军工服务的，做红外导弹。所以考上这个专业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我对红外还懂一点。我看了一些课外书，知道凡是物体热量在绝对零度以上，也就是零下273度以上，都是辐射红外线。

彭宇文：这个专业是您自己选的，还是分配的？

李立：不是。当时给我分的。

彭宇文：当时自己填不填报专业？也填吧？

李立：也填。

彭宇文：但是没录到您填的专业。

李立：对。我当时没报这个学校，我非常喜欢物理，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物理系激光专业，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物理系，第三志愿是陕西师范学院物理系，全部是物理系，也许后来人家看我喜欢物理，就把我分到红外专业，这个属于技术物理系。

彭宇文：当时高考报名的手续复不复杂？

李立：不算复杂。

彭宇文：要单位同意吗？

李立：那要，单位得开介绍信。但是考试复习，单位没法组织，都是个人自己想办法。我们单位就是那几个报考的人凑成堆，大家在一块，比如您有一本书，我有几道题，大家坐到一块复习。

彭宇文：你们那些人考上了几个呢？

李立：考上的还是少数，大概能有1/5的人考上吧。

海雄：那就很高了，我在的那个电厂，900多名青工，参加考试的人装了三辆大卡车，一辆卡车装三四十个人，最后就我一个人考上了。

李立：那我们考上的人多一些。这可能跟厂里面整体的水平有关系，我们一块儿考的有好多都是高三的，老高三的，他们学完了高中课程，多数都考上了，只是考上的学校不是很好。

海雄：我们那地方考试，因为韩城电厂当时在陕西省是新建的一个电厂，正在搞基建，然后开始招人，老师傅都是40多岁、50岁，工人就是从农村知青当中招，第一批招了700多人，第二批招了200多人，我这个年龄算是最大的，后来两年又招了一些人，比我们更小一点。可能他们的基础差一点，我们工厂里头就没有像老三届高中生这样的人。当时学得少，也不让学。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些书下去了，知青办的人一看，说那不行，先劳动，要想看书，以后再说。

刘亚敏：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不管是下乡，还是后来读大学，都像热血青年，反正我们这代人主要是通过电视来看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感觉都挺有志向，挺热血的，是不是？

李立：是啊！我在农村的时候，参加水库劳动，沟底下，堵个大坝把水截住，我每想到那个情景，都想的是《欧阳海之歌》。

彭宇文：火热的心，是吧？

李立：确实是火热的心。挺有意思的。

海雄：当时上山下乡也是国家的统一要求，就得去，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都得去。

李立：你认为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你都得去。

海雄：既然去，就往好的方向去干。

彭宇文：接受，接受它。

李立：反正咱们都不是在农村混的人，都还是好好干的人。

海雄：人的任何一个经历，对以后都会有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您说哪个好、哪个坏？而且每个人的经历又不一样，很难提出一个模式。

李立：对，因人而异。

彭宇文：当时考上大学，你们到了大学以后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李立：难得的学习机会。

彭宇文：是脱离了工厂，脱离苦海的感受，还是有了一个更好的奋斗前景的感受呢？

李立：我没有认为工厂是苦海，所以没有脱离苦海的感受，但确实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必须紧紧抓住，千万不要放弃。

海雄：我倒是没什么感受，为啥呢？就忙着去读书了，还想什么感受。

彭宇文：考进去后应该是很高兴的啊。

李立：我觉得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一辈子都想上学，终于圆了我这个梦。

海雄：所以您看，我们这个大学读下来，明显的感觉就是，如果我继续做学问，别说他了，我肯定也觉得不行。您想，您23岁才进去读大学去，大学毕业27岁了，是吧？然后再读研究生，年龄太大了。

彭宇文：年龄有点耽误，晚了一点。

李立：做学问有点耽误。

海雄：一定要承认这个，是吧？人年轻的时候记性多好使，那时候我那么好的记性都在读什么？我们在农村的时候读《毛泽东选集》，三篇文章，《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读这三篇，都是精神层面，激励性的精神，是不是？

李立：那才是真正的理论。

刘亚敏：感觉你们在那个时候的确有信仰。为什么那么饱有激情？信仰是什么？为奔向四个现代化服务？

李立：那是，我那时候还是有理想的，就是要改变祖国的面貌，为祖国振兴努力。爱国是我们家传家的精神，所以我给儿子刻了一方印章，上面的内容就是“爱国、正直、宽容、廉洁”，这是我们李氏的家风，第一就是爱国。

李立夫人：我们那阵想的都是世界上还有2/3的地区没有解放。

海雄：还要解放台湾的。

李立夫人：真的有信仰。

海雄：我还想跟你们聊聊我们的知青年代，刚才想想，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区别在哪？我想，不是说我们那时候看起来有激情，有远大的理想，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您的理想信仰都跟身边的自己的每一件事结合在一起。就比如他说修水库去了，就觉得我这就是在为那个地方的建设下功夫了，我把这个事情干好就行了。都是这样的，我们交公粮也好，抢收也好，不管干什么，都觉得是在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刘亚敏：都在做贡献，也是有存在感的。

海雄：都会实实在在地体现到每件具体的事情中，你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很踏实。

李立：很有劲，当时整个的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像我们在工厂整天就是激励斗志，帝国主义卡我们的脖子，不给我们化肥，所以我们一定要拼命干，把我们自己的化肥生产出来，整天就干这些事。上级给我们这样讲，我们给下面的工人也是这么讲。

刘亚敏：如果让你们这一代人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和后来的人生经历，你们想对国家的教育说点什么呢？我觉得刚才海雄老师讲的就特别好，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其实你的成长就是在做贡献，你去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在做贡献，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体会不到这些。

彭宇文：现在比较多的，确实就是刚才您说的，有些眼高手低，不够务实。

李立：现在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抓好做人的教育，他就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不知道干什么，就是钱、车、房子、结婚、生孩子，再循环，很没意思。我们培养孩子，要让他们懂得为国家做点事情。最重要的是教会做人，尤其是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彭宇文：是这样，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教育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反思的问题，要反思的东西很多。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环境导致的一些问题。

李立：对。教育是教书育人的事。

海雄（对李立夫人）：来，给我们俩照一张合影，我拿着给同学去炫耀一下。

刘亚敏：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心态都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