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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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三个国家级传承人所在的广南县那洒镇贵马村、富宁县板仑乡龙中村以及麻栗坡县董干镇城寨村三个壮族、彝族村落进行深入扎实的人类学考察,呈现这一传统文化事象在全球化及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由单一的自然传承向多元的社会传承、学校传承过渡,客观分析由政府主导的保护、传承机制实施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聚焦这一过程中主位、客位判断的利弊得失,进而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逻辑与创新机制。

铜鼓舞是中国最古老的舞种之一,长期流传于中国西南彝族、苗族、壮族、瑶族、水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而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铜鼓舞主要流传于广南县、麻栗坡县、富宁县的壮族侬支系与沙支系以及彝族黑倮、白倮、花倮、高裤脚倮、白汉彝、白花彝等支系,是节日民俗仪式和丧葬祭祀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铜鼓舞是以击打铜鼓而舞为特征的中国民间舞蹈。如果要认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铜鼓舞,就应该从认识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铜鼓开始。早在春秋末期之前,铜鼓就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雕铸的乐舞场面之中。铜鼓舞是铜鼓从炊具到礼器再到乐器的社会生命演变过程的衍生物,是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形式,传达了人与铜鼓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祭祀礼仪中兼为法器和礼器的铜鼓也逐渐演化成祭祀礼仪之后的舞蹈的伴奏乐器,在此过程中形成最富特色的铜鼓乐舞,直到今天还广泛流传于文山壮族、彝族的许多村寨中。然而,随着文化生态的变化,铜鼓舞的巫术祭祀含义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职能的不断强化,原来的手段成为目的。大部分地方的铜鼓舞则趋于消失。2006年5月,铜鼓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其得以活态传承与保护。

事实上,铜鼓舞与大多数传统文化事象一样,其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方面反映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确实令人担忧。本书选取的三个田野点与当下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都面临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以及交通日益便利所带来的村寨空间不断被打破,无论是村民不断外出还是外来者不断涌入,都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结构的变化使维护铜鼓舞神圣性的集体也在发生变化,像其他依托“集体意识”而具有神圣性的诸多文化事象一样,铜鼓舞逐渐式微。而中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就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贵马村的村民们(壮族侬支系)在申遗之前就已经主动参与到“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去,把传统的壮族舞蹈“拢阿曰”和“拢阿拉”挪用和拼接成了铜鼓舞,并适时地使之进入了地方社会文化框架成为春节期间表演的自娱性舞蹈以及纪念侬智高的七月节期间盛大的祭祀舞蹈。这种极大依赖于村落中行动者的“传统”构建,通过村民的实践意识不断强化而成为文化系统中的无意识的动机,最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既定的传统并得以传承。龙中村的彝族(高裤脚倮支系)铜鼓舞则是在诸如荞年节、跳宫节等节日仪式中通过鼓乐歌舞的集体狂欢达到人神两界沟通的重要形式。然而修建高速公路以及村小学将神圣的文化空间“宫坪”挖毁、神圣的祭祀仪式没有熟悉经文及仪式规程的麽公主持、巨大的经济压力造成没人愿意出任“宫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去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使得跳宫节难以恢复,政府的资金扶持以及对仪式主持人的引导和培养是恢复节日仪式活动、建构良性文化生态的外源性动力。城寨村的彝族(白倮支系)铜鼓舞是具有神圣性的祭祀舞蹈,村民在诸如求雨或丧葬祭祀等神圣的集体仪式中通过集体参与的铜鼓舞而获得凝聚感。但是,如果文化持有者的集体意识在不断消失,那么,此类外源式的保护发展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铜鼓及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社集体所维持的,而当社区的集体由于村民不断外出打工、远离村落而逐渐松散之时,要使以集体意识为依托的铜鼓舞能够像从前一样延续是不现实的。如果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寨集体意识保证的,那么,重构集体意识则是村寨中的铜鼓舞能够传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当地政府除了保证大量资金扶持等诸多措施的实施以外,在保护过程中与村民共同构建了新的集体,从而使新的集体意识得以培养,进而使铜鼓舞的神圣性得以重新建立,最终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能够可持续传承。

综上所述,当传统遭遇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激发文化持有者的内在驱动力,积极吸纳文化意义上的新成员进行集体意识的重构或是通过节日仪式中文化象征符号神圣性的恢复来建构和谐的社会互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无论是在实施之初的无以借鉴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逐步调适,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值得肯定的是,那些原本留存在民间、乡间不为人所知的传统文化事象因为各级非遗代表作的申报和认定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信从而使他们自发地参与到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的工作中去,且与以政府文化部门、学者、艺术家、文化资源开发者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一起内外合力,让铜鼓舞在当下日益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持续留存并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