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建:武陵山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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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

第一章 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意义

第一节 武陵山片区体育非遗的文化生态问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经文化传承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风俗习尚,它与人类进程相伴始终,在人类史和民族史上展示了社会文明发展演化过程。政府历来重视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传承与保护工作。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既要尊重和发展一切优秀健康的文化、习俗和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将“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2006年将龙舞、狮舞、湘西土家族摆手舞与毛古斯舞、锅庄舞、苗族芦笙舞、朝鲜族跳板与秋千、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蒙古族搏克等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不仅在于运动项目的推广,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弘扬,所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不仅仅只是运动项目,它还携带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累,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宏观背景下,对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深入研究,更凸显出时代性和紧迫感。

武陵山片区地域辽阔,区域内有2500多万人口,涵盖渝、鄂、湘、黔4省市边区40多个区、市、县,世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覆盖湖南、重庆、贵州、湖北4省市交界的“老、少、边、山、穷”40余县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第一批至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计1219项(含扩展项目名录),仅武陵山片区就达到68项(占5.6%),涉及少数民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仡佬族、白族)的有45项,[1]以及143项省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但是,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宝贵遗产如今却面临着生存环境遭受冲击,保护工作认识不足、管理不到位,保护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缺位,文化传承人未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缺少管理人员和研究队伍,保护财力支持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人类(体育)-社会”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必须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方法、理论和实践入手去解决。所以,本项研究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建设这一特定文化现象,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以人为本的民生视角,对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现状、传承机制、社会功能、存在价值等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充分体现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特征和需求,有利于丰富体育学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体育学理论和实践体系。本项研究拟构建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体系,将文化生态理论与发展人类学理论相结合,通过生态系统诊断和社会评估方法,将基础理论拓展到应用实践中,凸显本项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文化生态理论”首次引入对体育非遗的研究。本项研究将对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结构、文化生态变迁、生态系统诊断、生态系统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等展开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探索。

(3)建立体育非遗的生态保护模式与机制。本项研究提倡“必须从政府扶持繁育的单一发展取向,走向政府补偿、市场补偿的综合干预取向”,使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模式和机制与体育传承、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群众需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满足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民众、服务民众”的发展理念。

(4)立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持续性。本项研究着眼于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的适应性,运用生态诊断、生态评估、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等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解决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生态化、可持续困境。

(5)服务于武陵山片区地方性知识应用与实践。本项研究注重武陵山片区地方性知识的特定价值和存在意义,综合运用参与式社会评估与生态系统综合诊断等方法,探索适应武陵山片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社区居民健康促进、区域文化竞争力等协同发展的实践。

(6)有利于武陵山片区国家扶贫战略的推动和实施。本项研究将全民健身工程、社区居民健康促进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效融合,有利于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文化竞争力等发展,增强地方性知识的特定价值和存在意义,有利于国家扶贫战略的推动和实施,从而对促进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战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