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一）关于扶贫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诚如前文所述，翻看习近平公开发表的著述、讲话等文献，我们会发现，涉及反贫困问题，习近平较多使用“减贫”“摆脱贫困”“脱贫”“消除贫困”“扶贫”“扶贫开发”等概念，而“反贫困”这个概念用得不多。习近平使用最多的是“扶贫”“扶贫开发”这两个概念。

扶贫，汉语字面的意思是指扶持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脱贫。作为现在几乎耳熟能详的词语，“扶贫”这个概念其实出现得很晚。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我们是找不到“扶贫”这个词语的。在近现代的文献里，也没有“扶贫”这个词语。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汉语里也没有“扶贫”这个词语或概念。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多次提到“减贫”“减贫目标”“减贫事业”，当然也提到“扶贫”和“扶贫开发”。[32]如果我们认同“扶贫”等同于“减贫”，那么，所谓的“减贫事业”其实就是“扶贫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里，找不到“扶贫”一词。就目前所见到的国家扶贫工作文件来看，“扶贫”一词最早出现在民政部1979年2月23日发布的民发〔1979〕14号文件[33]里。此前，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里多次出现“扶持贫困户”“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等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专门的扶贫机构以后，“扶贫”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里以及国内各大媒体上。现在，“扶贫”已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流行词语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里经常出现“扶贫”这个概念。但是这些文献从来就没有对“扶贫”进行具体的界定。不过，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关于扶贫的相关论述以及扶贫实践等方面能够感受到扶贫的内涵和外延。据此，可以将“扶贫”界定如下：扶贫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工作和实践。

谈及“扶贫”这个概念，人们很容易想到“扶贫开发”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看，这两者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不做严格区分。2007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扶贫开发历程（1949～2005年）》一书，是将书名中的“扶贫开发”翻译成poverty reduction的。这说明，该书的编者对“扶贫”和“扶贫开发”并没有做严格区分，而是将两者等同起来的。目前国内学界在对“扶贫”和“扶贫开发”两个概念的翻译上比较混乱：在将两者不做区分的情况下，“扶贫”和“扶贫开发”都被翻译成poverty reduction；在做区分时，“扶贫”被翻译成poverty reduction，而“扶贫开发”被翻译成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严格依照字面上翻译，“扶贫开发”被翻译成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扶贫”一词作为崭新的词语，自出现时开始，就包含“开发”的意义在内。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扶贫”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式使用的词语以及事业来看待的时候，一开始它就是“开发式扶贫”。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党和政府70年代末至今在扶贫问题上的具体做法上得到有力印证。因此，我国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扶贫”与“扶贫开发”概念事实上是很难区分的。也正是基于此，本研究对“扶贫”和“扶贫开发”不做机械的字面上的区分，一般情况下都是将它们看成等同的概念。

（二）关于反贫困概念的界定及说明[34]

在对“反贫困”做界定之前，有必要先弄明白“贫困”的概念。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贫困现象。人类社会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在很多时候就是围绕着贫困开展的。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来就有，但是对贫困问题展开相对规范的科学研究，一般认为是从英国学者布什、朗特里那里开始的。如果从英国学者布什、朗特里那里算起，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已有100余年历史。这相对于贫困现象的历史来说就太微不足道了。对于贫困是什么，人们能比较容易地根据缺吃少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收入等现象来做出感性判断。但是，真正给贫困以准确、科学的定义，其实并不容易。学者们对贫困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科学含义的可知性都表示了怀疑。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35]但是，不管怎样，关于什么是贫困，学者们还是不断探索、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100多年来，学者们不断对“贫困”做出各种界定，其中，朗特里、汤森、奥本海默、阿玛蒂亚·森等关于贫困的说法经常被人提到。世界银行1981年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1990年世界银行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我国学者对贫困也有不少界定。例如，童星、林闽钢就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36]当然还有其他的界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界定是随着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不断加深而呈现出动态的特征。所以，贫困的概念有一个演进过程。大致上，我们可以将贫困概念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20世纪70～9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大致上从经济层面来定义贫困，即用家庭收入或支出作为度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故这种贫困通常也被称为收入贫困。

20世纪70～90年代，阿玛蒂亚·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来看待贫困与饥荒的产生问题。该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权利体制的不合理甚至失败就会导致贫困和饥荒的产生。他认为，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具有各种权利，包括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劳动的权利、继承及转移的权利等。而饥饿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或恶化。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于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如个人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该经济中的生产方式。[37]此后，阿玛蒂亚·森进一步提出了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的概念，认为要用一个人的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处境。[38]根据他的理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更是能力的被剥夺。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方面的失败。[39]在他看来，影响一个人的能力剥夺的因素有收入水平、公共政策、社会制度的安排、经济的不平等（不同于收入的不平等的是，还包括失业、缺乏医疗教育条件等内容）和民主的程度，等等。在对贫困的认识方面，阿玛蒂亚·森是有贡献的，他将贫困的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了能力贫困，将对贫困的解释从经济因素扩展到了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层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更注重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贫困现象和贫困问题。这样，他们将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以及社会排挤引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将贫困的概念又扩展到权利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也是人的发展能力低下，它不仅包括教育、健康和营养等诸多方面的机会缺乏，而且贫困还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和无权无势等。穷人不仅在物质上受到剥夺，还受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剥夺。他们缺乏法律的保护、不受尊重、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40]

2002年，美国华裔学者洪朝辉对社会权利贫困进行了深入探讨。[41]他认为，社会权利贫困的概念得益于三大与贫困有关的理论：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理论、能力理论以及一些经典的公民权利理论。洪朝辉认为，社会权利是经济待遇的根本，也是政治民主的起点。2004年，洪朝辉在一篇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四大类。物质贫困是指狭义的贫困，其主要特征是温饱得不到保障；能力贫困是由于文化、教育、技能的不足而导致谋生、求职能力的缺乏，并由此出现经济贫困，属于想工作但没有能力工作所造成的贫困；权利贫困是指制度层面对部分人群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限制和歧视所导致的生活贫困，属于想工作能工作但没有权利和机会工作所导致的贫困；动机贫困的主要表现是依赖福利、懒于工作，属于有工作能工作但不愿工作所导致的一种贫困。[42]洪朝辉对社会权利贫困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贫困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合上述所列观点可以知道，贫困是一个涉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特征很强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对贫困概念做一个界定：贫困是指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被排斥而呈现出的脆弱性的、艰难的生活状态，它既包括经济上的脆弱（如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缺吃少穿，也包括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中缺乏相应的机会和应变能力、缺乏对相应权利的享有等而导致的生存和发展的困难状态。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不是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动态地将人置于所有社会领域做比较性的全面考察来界定贫困的概念，都是有缺陷的。

界定了贫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界定反贫困的概念就容易了。到底什么是反贫困呢？反贫困就是政府或组织采取措施缓解和消除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中缺乏相应机会和应变能力、缺乏对相应权利的享有等而导致的生存和发展困难状态的实践活动。

鉴于学术界还很少有像笔者这样界定贫困和反贫困的概念，在这里，笔者还要慎重地做两点说明。

第一，笔者对贫困和反贫困概念的界定是有科学依据的。笔者是在深入考察贫困概念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认为界定贫困的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收入方面，而应该把导致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各方面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都纳入进来才是全面的、科学的。事实上，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不再仅仅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待贫困和贫困现象了，而是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来看待贫困和贫困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学术界仍在探讨的一些关于贫困的概念上也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学术界经常探讨的有经济贫困（物质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科技贫困、数字贫困、信息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等概念，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术界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入。因此，笔者对贫困和反贫困的概念的界定是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的。

第二，笔者所界定的贫困和反贫困概念，可以看成广义的贫困和反贫困。所谓广义，顾名思义即范围较宽的定义。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这说明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概念其实是有缺陷的和难以服众的，同时也启发我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待贫困和反贫困，可能更科学和更符合人们的认识水平。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笔者所界定的贫困和反贫困概念可能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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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5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31～3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页。

[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16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62页。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37页。

[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7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90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91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303～30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27～428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50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612页。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1038页。

[17] “三西”地区是指甘肃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的47个贫困县。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55页。

[19] 参见刘永富《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攻坚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农产品加工》2014年第5期；刘永富《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老区建设》2015年第21期；刘永富《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机关党建研究》2019年第5期；黄承伟《深化创新扶贫攻坚的“省级样板”——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黄承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南——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红旗文稿》2017年第16期；黄承伟《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脱贫攻坚最新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老区建设》2019年第5期；郑剑《坚定的人民立场 真挚的爱民情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建》2016年第2期；宋亚平《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中国民政》2017年第4期。

[20] 参见熊若愚《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初步研究》，《新东方》2015年第4期；张占斌《习近平同志扶贫开发思想探析》，《国家治理》2015年第36期。

[21] 参见缪慈潮《指导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光辉著作——学习习近平同志〈摆脱贫困〉的几点体会》，《福建理论学习》2014年第10期；张文彪《从〈摆脱贫困〉中学习和领会习近平“行动至上”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李先灵《脱贫致富的政治与思想保证——学习习近平〈摆脱贫困〉的体会》，《学习月刊》2016年第4期。

[22] 参见文建龙、朱霞《习近平〈摆脱贫困〉的反贫困思想》，《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

[23] 参见王洪标、潘顺照《习近平扶贫思想探析——以〈摆脱贫困〉为考察对象》，《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4] 参见何辛幸《创新机制 精准扶贫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广西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的思考》，《广西经济》2015年第4期；黄承伟《深化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5] 参见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论坛》2015年第30期；易棉阳《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宫玉涛、常良宇《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初探》，《实事求是》2017年第3期。

[26] 参见邓义昌《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意蕴》，《桂海论丛》2017年第2期；孙晓阳《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内涵探讨》，《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赖风、朱炳元《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底蕴》，《阅江学刊》2017年第2期。

[27] 参见陈驰《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及其在毕节试验区的实践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苗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与南疆四地州扶贫研究》，喀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28] 参见吕彬彬《习近平关于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9] 参见韩琳《论习近平的民生观》，《大连干部学刊》2014年第7期；刘志明《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想》，《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张万连《习近平关于改善民生战略思想论析》，《延边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

[30] 参见李广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工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1] 参见李龙强、李桂丽《习近平“环境民生”的逻辑进路和现实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3期；张永红《习近平生态民生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32] 详细情况请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717～723页。

[33] 该文件全称为《民政部转发黑龙江省民政局、肇东县民政科联合工作组关于太平公社扶贫工作的调查报告》。

[34] 该部分文字主要来自文建龙《权利贫困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第34～40页。

[35]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版）》（上册），胡代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第658页。

[36]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37] 参见〔印度〕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和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6～10页。

[38] 〔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85页。

[39] 〔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5页。

[40] 参见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第20页。

[41] 参见洪朝辉《论社会权利的“贫困”》，〔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4期。

[42] 参见洪朝辉《论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美〕《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