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部曲：中国与印度洋

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郑和七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予以探究。首先的问题是，“郑和七下西洋”中的“西洋”，到底指哪里？在跟随郑和出海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中，记述有“南浡里国”条。南浡里国就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上。“南浡里国”条记载：

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番名那没黎洋，西来过洋船只，收帆俱望此山为准。[1]

这里，帽山就是通向西洋的标志。按照马欢的表述，“那没黎洋”就指西洋。“那没黎”是马来语Lambri或爪哇语Lamuri的对音，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亚奇河（Achin River）下游哥打拉夜（Kotaraya）一带。帽山，据英国学者考证，就是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方向上的韦岛（Weh Island）。所以，“南浡里国”条中的“西洋”，确切所指的就是沿着苏门答腊北部海岸向西延伸的海域，而那里正是如今的印度洋。[2]明朝时并没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洋是一个现代的表述。因此，“郑和七下西洋”就是“郑和七下印度洋”。

具体来讲，郑和第一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古里，也就是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Calicut）。在《瀛涯胜览》中专门提道：“古里国乃西洋大国也”；[3]《星槎胜览》中也提道：“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与僧加密迎。亦西洋诸国之码头也”。[4]郑和访问古里，进行了册封和立碑等政治外交活动。然而，访问古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古里也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地，卡利卡特大学副校长K.K.N.古鲁在他的一本书《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的前言中曾表示，“卡利卡特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5]在费信《古里国》的诗中就提道：“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6]从地理上说，古里一直向北便是中国古代所称的西域，明朝人明确知晓古里就位于西域与西洋的连接点上。以往有些学者根据清修《明史》认为明朝只是为了宣扬国威而进行航海外交的观点是有偏差的。当时的古里并不在德里王朝统治下，而是在扎莫林王朝的统治下，明朝并没有选择政治上更强势、经济上更发达的印度德里王朝开展联络，可见海上交往并不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炫耀，而是与当时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和延续性有关。在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记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7]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将波斯湾国家忽鲁谟斯国、红海阿丹国（今也门亚丁）乃至东非国家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都看作西域。换言之，以明朝的眼光看，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极大地延伸到了印度洋的西部。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明朝选择古里作为最初目的地的原因——在当时，虽然印度的科钦地区相比于繁荣的古里并不逊色，但明朝并没有选择科钦，就是因为明朝的目的不仅仅是到达印度，而是通过航海找到联通西域的道路。

继而，古里的地位从一开始的目的地逐渐变为中转站。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又开辟了新的航线，即从古里航行到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明确记载了以古里为始发港的五条航线，它们分别是：①古里至忽鲁谟斯国；②古里至祖法儿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尔；③古里至阿丹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是古代西亚宝石、珍珠的集散中心；④古里至剌撒国，有学者认为剌撒国在索马里附近，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也门沙尔韦恩角，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⑤古里至天方国，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元代称天房，《岛夷志略》称其为天堂，而这都是指克尔白。[8]

印度洋全覆盖航线的建立，体现了明代中国的“印度洋时代”特征，忽鲁谟斯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忽鲁谟斯在明朝的记载中一般被称为“西域的忽鲁谟斯”。从东汉甘英“临东海而望大秦”之后，中国对西域的探索就被安息帝国阻挡在了波斯湾。从此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就被固定在了亚欧大陆，千年未变。然而在巩珍《西洋番国志》卷前收录的《敕书》中，“西域的忽鲁谟斯”这一认识发生了改变。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初十日《敕书》如此记载：

敕太监杨敏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9]

宣德五年（1431）五月初四日《敕书》记载：

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10]

此时明朝人对忽鲁谟斯的定位从西域到了西洋，这代表着明朝时期西洋和西域的全面贯通。另一个例子就是天方国。费信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如下：

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其国乃西海之尽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其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名为西域。[11]

又有诗言：

玉殿临西域，山城接大荒。[12]

这意味着，西海的尽头连接的就是西域，由此可见明朝人对西洋和西域相接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去天方国，陆路需要一年，且不通畅，而此时海路的开辟给了明朝更多的机会。从罗马时代开始，印度洋便是东西方交往的重心，证据之一就是《汉书》中记载了中国与斯里兰卡在汉时就已通商。可是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崛起，掌控了印度洋。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郑和下西洋之前，此后中国人改变了阿拉伯人称霸印度洋的局面。

可以说，郑和七下西洋其实就是明朝对印度洋区域的全覆盖全方位外交，而这一点在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瀛涯胜览》记载了郑和所到的20个国家；《星槎胜览》的《后集》中提到了《瀛涯胜览》所没有记载的东非部分，虽然一般认为《后集》记载的是费信听闻而非亲历的内容；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与《瀛涯胜览》 相同，也记载了20个国家，三部书的记载可以使我们确认，郑和的航行对印度洋基本上是全覆盖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以往中外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一般是以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中国与西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中国与东非的关系为线索分别研究的，这样就将郑和下西洋的“西洋”——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分割了。因此，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明朝对印度洋地区的航海外交，某种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郑和七下印度洋说明明朝对印度洋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是把印度洋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规划外交活动的，因此在印度洋中枢的古里产生了直达波斯湾和东非的航线。由此可以看出，从忽鲁谟斯到祖法儿，到红海的阿丹，乃至到东非木骨都束，一环扣一环，这是一种针对整个印度洋的航海外交规划。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航海外交基本不是依靠武力进行的，即使发生过短暂的军事冲突，也很快化干戈为玉帛，这与明太祖时期“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笔者认为，15世纪初的中国，实际上在印度洋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在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外关系其实经历了从崩溃到重建的过程。明代的外交政策在15世纪初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全面地转向海洋，中国由此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走势，就是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转向。郑和的船队，有二万七千多人，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即1405年到1433年，七次从南海出发航向印度洋，出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海外交。可以认为，明代中国在印度洋的航海外交活动促发了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也为全球一体化在海上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的转型与明初制定的外交政策有极大的关系。明太祖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不征”的国策，此外交政策的确立表明，明统治者放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从而形成了明朝外交有别于此前的显著特征——试图不依靠武力来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体系。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朝贡体系，从而构成了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笔者认为，当时的印度洋国际体系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国家权力整体上扬，三十多个国家都被包括在了国际体系之中。

第二，国家间相互依存。在体系中的所有行为主体都处于直接的相互联系中，达成了经济资源合作共享，其合作基点是不存在领土扩张与实土贡赋要求，即扩张和掠夺不是印度洋体系下国际交往的主题。

第三，非对称性存在。虽然具有大国小国的差距，但国家之间关系相对平等且相互信任，国际社会具有一定公正性。

需要说明的是，朝贡关系的建立不是明朝独有的现象。朝贡是久已形成的东西方区域交流的共同观念，在古代国际关系中被广泛认同。一旦作为一种共识被承认，它的实践就成了一种国际原则与国际惯例。[13]以往学界讨论朝贡概念，一般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以批判居多，其实这种意见并不确切。各国接受朝贡关系，也是一种国家间的认同。朝贡关系凸显了印度洋国际关系的共性。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政策长远走向的表现：一是体现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进入海洋导向的重大转折，二是联通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海陆通道，三是连缀了印度洋区域各国，维护了海上交通航线，展现了中国航海外交“不征”和“共享”的特征。中国把印度洋周边可以交往的主要国家都联系起来，通过合作共建了一个不同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国际体系，并建立了一种国际秩序。同时从地缘经济上来说，这也推动了印度洋区域内各国资源合作机制的形成。明朝此举与此前蒙元帝国的大肆征伐扩张，也与后来西方探险者掠夺财富、占据领土的做法截然不 同。

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霸权理论是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海上霸权理论是西方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因此，西方学界讨论郑和下西洋时，仍然会做出“中国称霸海洋”这种表述，认为中国在从日本到非洲广阔的东海岸之间享有霸权。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在她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指出，11～13世纪存在亚洲、中东农业帝国与欧洲城市之间连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该体系在13世纪发展到高峰，在1350年以后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慢慢衰退；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进行下一个阶段世界整合的时候，13世纪的世界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了无痕迹。[14]

从这种表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对13～16世纪的世界体系的研究中还留有大量空白，西方长期以来忽视了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卢格霍德虽然提到了郑和，指出的却是“为什么郑和转过身去撤回舰队，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的问题，并认为其结果是中国人从海上撤退，集中精力重整农业生产，恢复国内市场，随之中国也失去了谋求世界霸权的欲望。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受到了霸权理论和霸权话语体系惯性的影响。近几年来，西方印度洋史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部分时更多的是表达对郑和行为的质疑和不解，而具体的历史事实，西方学者则很少提及。

实际上，通过15世纪初郑和的航海外交，中国将此前相对孤立的印度洋周边地区连接了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这样就使印度洋国际关系体系化的过程开始成型。质言之，郑和七下印度洋，通过印度洋联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构建了一个新的印度洋国际体系。在印度洋上，中国的对外交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互动与交流。郑和使团不仅起到了使明朝沟通海外之国的政治作用，还对印度洋区域内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