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欧洲联盟》第一版出版于2006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13年。13年后的今天，欧洲还是那个欧洲，欧盟却不完全是那个欧盟了。它的成员国从25个增加到28个，欧元区也从12国增加到19国。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对欧盟进行了大幅改革。这次改革不仅提高了决策效率，增设了常任主席和相当于外交部长的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还创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欧洲对外行动署。这个机构发挥着类似于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作用。这些变化使欧盟看起来更像一个国家。

2008年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欧盟这个庞然大物。个别国家的政策失误使欧元区雪上加霜。这个货币圈内部的高度相互关联性使其成员国一损俱损，深受其害。危机考验欧元区的集体主义精神。救助深陷旋涡的国家要求伙伴国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如果不做出这样的牺牲，单一货币有土崩瓦解的危险。欧元区最后经受住了考验，在浴火中重生。

成员国数目大幅增加意味着集体行动更迟钝，但欧盟依然在变化，不仅机构在变化，政策在变化，环境在变化，而且社会氛围也在变化，观念也在变化。

12个东部国家的入盟改变了老欧洲的民族分布图景，现在无论是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还是意大利都融入了大批新欧洲的居民。它们利用欧盟内部劳动力自由流通政策前往老成员国寻找更好的生计。老欧洲甚至出现露宿街头的吉卜赛群体。更有甚者，在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再到平息的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欧盟，使欧盟国家领导人措手不及。欧盟决策圈在难民议题上呈现出一个新的政治频谱，频谱的一端是主张对难民敞开大门的德国、瑞典和丹麦，另一端是拒绝难民入境的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形成南北对立和东西反目的局面。

欧洲面临的更严峻考验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在外来移民的冲击下，民粹主义在欧洲有泛滥之势。他们在议会中夺得越来越多的地盘，有望与主流政党一决高低。这个潮流对欧盟的威胁还不在于日益高涨的排外呼声，而在于他们的疑欧和反联合的政治主张。他们发誓一旦掌控本国政府就启动退欧程序。不幸的是，这个威胁在英国已从远景变成了现实。

顺便说一句，英国脱欧程序已一波三折地进行了三年仍未见定局。这造成了笔者落笔的尴尬。本书截稿时不得不继续保留“欧盟28国”的表述和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成书付梓时英欧很可能已经分道扬镳。如此虑成真，望读者诸君给予谅解。

《欧洲联盟》（第二版）的宗旨是向读者展示欧盟的现状，这个现状自然要反映过去13年发生的变化。笔者接受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组织志《欧洲联盟》再版的修订任务。这个任务的核心就是要在新书中反映这些变化。要梳理欧盟在组织结构和人事上的重构还比较容易，要说清欧盟经历的经济与政治波折也不难，难点在于弄清欧盟的各种政策和条例的演变：哪些政策和条例已经被废除，哪些进行了修改，哪些还在继续生效。这是一件非常繁琐、细致和耗费时间的工作。

为了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笔者于2018年9～11月到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进行调研。这所学院是欧盟为自己培养公务员和为第三方培养欧盟事务专家的学校。这里有欧盟所有机构的出版物和信息，到那里搜集有关欧盟的资料再合适不过。笔者在那里进行了三个月的调研，每天坐在图书馆的电脑前或穿行于书架之间，翻阅对比各种公报、文件和数据。虽然笔者为弄清欧盟组织和法规的每一个细节已不遗余力，但最后定稿时还是忐忑不安。成书后不免挂一漏万，笔者对此负全责并祈请读者原谅。

在布鲁日欧洲学院访问期间，承蒙学术办公室主任蒂埃里·蒙福提（Thierry Monforti）先生、院长助理安·范·沃伦（Ann Van Vooren）女士、学院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伊莎贝拉·蕾丝克劳维特（Isabelle Lescrauwaet）女士和卡特琳·彼得斯（Katrijn Peters）女士的照顾和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感谢。笔者尤其要提及院长约尔格·蒙纳尔博士（Prof. Dr. Jörg Monar）和门镜教授（Prof. Dr. Jing Men），感谢他们的邀请并为笔者在布鲁日逗留和搜集资料做出的精心安排。

张健雄

2019年3月20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