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与历史同行的中国“俄罗斯学”

李永全

在中国，俄罗斯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俄罗斯研究始终与中俄（苏）关系的发展密切相连，始终与中俄关系的历史同行。

近些年，俄罗斯研究逐渐被“俄罗斯学”的概念替代或涵盖。“俄罗斯学”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也是一个新兴学科。说它是历史悠久的学科，是因为“俄罗斯学”与它的研究对象是共生的，只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称谓不同而已；说它是新兴学科，是因为以“俄罗斯学”作为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术语是近些年的事。即使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中俄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学”是综合学科，把俄罗斯作为完整的结构、特殊的社会现象、自然和精神的有机体，即把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进行研究。

当“俄罗斯学”的对象是研究俄罗斯文明时，这个学科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性的。但这不是本序言要谈的主要问题。

出版《“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初衷是抢救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来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抢救“俄罗斯学”的历史也是抢救“俄罗斯学”研究单位的历史。第一辑《“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单位的年轻人正是通过这些历史叙述了解本单位历史的。那是一段段值得回味、值得思考、值得记忆、值得骄傲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大都随着中俄（苏）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第一辑的成功出版增加了我们继续编撰《“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信心，也激发了学界前辈和年轻人回顾历史和了解这段历史的兴趣。第一辑中有些文章涉及的历史时期已经超出1949年，具有百年“俄罗斯学”在中国的味道，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第二辑《“俄罗斯学”在中国》的内容，除继续刊登有关单位的历史综述外，还包含一些学科史，如薛衔天老师撰写的《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室》，结合中苏关系的跌宕历史介绍了学科发展，读来既有历史感，也有责任感。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撰写的《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全面考察了苏联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苏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历史，是一篇难得的学术佳作。本辑还刊登了一些专项历史回忆，如黑龙江大学的俄汉辞典编撰历史、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汉俄辞典编撰历史以及一些影响较大的“俄罗斯学”领域学术期刊的发展历史。

当然，这项工作还有许许多多不足之处。比如，一个单位的发展历史是很难撰写的，要写得全面、准确、权威就更难。我们觉得，在抢救历史和填补学术空白的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写出来就是成功，而完善将是一个漫长的、严谨的学术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知无畏”地开始了这项事业。事实上，对于第一辑的文章，大多数单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学术界更是给予我们巨大的鼓励。

《“俄罗斯学”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的学科和领域非常广泛，探寻这段历史既有吸引力，也有压力。已经撰写和发表的文章在这个进程中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想走得更远，需要学界前辈、朋友和同行的支持。

在《“俄罗斯学”在中国（第二辑）》出版之际，向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致以敬意！欢迎对这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