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思路与结构

为了理解历史，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去拣选历史之河冲刷过后的残余。如同自己每每站在三门塘渡口，望着流淌不息的清水江，捡拾布满岁月痕迹的鹅卵石时，“何为历史”“三门塘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历史如何得以传承”“村落空间在何种程度上隐藏和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这些问题盘旋脑际。我们几乎无法摆脱长期知识累积建构出的观念世界，但笔者至少想回到原点，一步步地去阐明作为物质存在的村落空间和作为观念的村落空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空间如何在历史中生成，即空间的历史化问题；三门塘人又如何利用空间去表达他们的历史记忆，而其中三门塘人特有的历史意识或许可以使其获得某种超越。

与现代都市整齐划一的空间布局相比，村落的建造有着自身的特色，它强调和尊重空间本身的独立性。在当今各大城市越来越丧失其原有风貌、趋于雷同时，一个小村落的个案或许可以呈现空间细腻多样而富于变化的一面。在田野调查中，人们对碑文的漠视，恰恰说明了人们对于文字表述历史的忽视，而直观的空间之物，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感知。当人们对历史产生质疑，无法回避的空间却带来了某种时间的重量——历史感。历史再现的方式不仅仅只限于传统史学的文字书写方式，它因文化而异，而与特定的地方性知识系统紧密相连，显现出其独特的历时性。

（一）文章思路

1.小地方与大历史

以村落呈现历史，这个历史不仅仅是村落的，也是区域的，并与更大范围的王朝政治经济变动相联结。作为地方社会的三门塘，始于明朝的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建制立县，编户齐民，包括三门塘一带的化外之地被纳入国家体系。至清代雍正、乾隆之后清水江一带木材贸易繁荣发展，其间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对三门塘这个小村落带来了种种冲击与影响。村落作为历史发生场的田野点，本书将对这一空间聚落的共时性把握和时间序列内的村落社会发展脉络做一梳理。

立足村落，又超越村落。三门塘在清水江下游的水系网络中扮演着当江歇客、代客买木的中介代理的角色，专门化的木材加工整修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地获得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从三门塘现存的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修路架桥、造船济渡、修庵建庙的村落活动中，邻边的许多村寨也参与到三门塘的村内事务中。木材贸易加深了区域经济协作网络的紧密度，同时传统文化网络中的地缘、亲缘、友缘关系被重新发掘和利用，这一区域性网络得到进一步的建构和强化。将三门塘置于一个基于共同经济活动之上的区域网络（三门溪一线）中，从木材贸易勾勒出的经济网络和传统的村际网络（地缘、亲缘、“四十八寨”的文化网络）这一角度，更深入地去探讨三门塘在其中的角色功能，以期对其村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度立体的理解。在对村落小写历史的描述中，完成对大写历史的解构。

2.空间与权力

村落空间在历史中形成，不同姓氏在村落社会中入迁定居、发展兴衰的变化在空间结构的历时性脉络中显现出来。三门塘作为清代中后期以来，清水江边一个木材集散地，村中谢、刘、王、吴几大家族通过对土地、山林的占有与控制，并以各自姓氏为名进行建祠、修路、架桥、凿井等活动，来表达各自的主体意识；在村落庙宇修建中，小范围姓氏结合而形成的“大小南岳庙”的对抗；在村落公共庙宇（兴隆庵）修建中，各姓氏的共同参与而完成村落作为独立整体意识的强化；在这些实体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各姓氏之间产生了依赖、控制与排他的力的制衡，并将聚落生活空间和谐风水的不懈追求视为这些行为背后的意识动因，对空间的占有、控制与使用便有了权力的意义在里面。

在人与物质性空间交互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象征空间：邪气在村落空间中的分布，是不同姓氏之间不平等的阶序关系的一种投射；“船形”作为三门塘人建构出的新的空间意象，将聚居不同位置的姓氏人群间的不平等关系带入了这一空间隐喻中，并将家族兴衰历史卷带其中；分布于不同空间内的老人家则与邪气产生与之抗衡的力量，其中反映了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对抗的关系。这些空间观念的演变，又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形塑，另外，空间中表现出的不平等两性关系本书也有所关注。

3.空间与记忆

在村落形成发展的百年历史里，人们对村寨的感知是以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为基础的，空间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图式，它不仅仅是一张村落地图，更是记载村落人群关系，历史记忆与超自然信仰的文化整合体。村落历史的延续，较之书写，依赖于标明情境的建筑物与仪式显得更为容易。人们对于不同空间的命名，有关空间功能性的故事被人们记住，而有关家族的故事则掌握在部分年长者手中。空间的风水传说故事，为村中几大家族的兴衰演变提供了合理化解释，也在当今的旅游开发中为人们提供了拥有和使用空间资源的依据，历史给空间添赋了经济价值，某些家族建筑也从而转变为村落景观物。

随着旅行者、研究者、地方官员涌入村寨，三门塘人对村落家族空间记忆的讲述变得多元，凭借空间里的文化元素，人们在建构他们的记忆。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今旅游开发却强化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当地人借助空间内的实存物讲述、表达着在当下改变利用的记忆，某些地理景观通过当地社会的运作，具有了再现历史的象征作用，其中哪些主导观念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记忆的选择也是本书探讨的内容。本书尝试通过空间研究，发展出一条社会记忆的研究路径，使对历史的本质问题回归到人的活动和文化创造上来。

（二）文章结构

除导言、结语外，本书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村际网络图景”。通过对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的木材采运情况的梳理，提供一个村落故事发生的宏观历史背景：三门塘作为清水江下游的一个木材商埠，参与到了因丰厚利益而引发的清水江下游沿江六个村寨的“当江”“争江”的历史事件中。其中涉及以坌处、三门塘为中心的水系、经济、文化网络，以及三门溪一线的抱塘、中寨等村寨构成的微观木材采运系统，通过对基于天然水系木材贸易的市场网络，以及基于“四十八寨”的传统文化网络的考察，从中去深刻理解三门塘在那个历史时段中村落社会的发展形貌。

第二章“谱系建构与姓氏空间”。通过四大家族的族谱材料、碑文与访谈材料大致勾勒出谢、刘、王、吴四大家族的定居历史，人口繁衍、聚落发展的过程，以及谢、刘、王、吴四大姓氏入迁三门塘之后，展开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修路、架桥、修井等事宜，展现村落物质空间的营建过程。一方面，族谱为家族分立提供了血缘认同的历史证明与家族历史的书写时间；另一方面，留存于当下的建筑物，给予了不同姓氏空间的确认凭据，各个家族的居住格局展现了入迁的时间序列。三门塘人带着是“移民”还是“土著”的疑惑，努力地追溯自己的血脉源流，也试图寻找到自己在村落形成历史中的坐标。

第三章“佛教与村落空间”。自明代以来，三门塘便受到了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佛教积德行善文化价值的驱使下，三门塘人自清朝雍正年间至近代的修渡从未停歇。它既是三门塘木材买卖商贸的活动基础，也是代表了国家力量的官员、宗教势力的僧人、商号、外村人与当地人共同参与的结果。作为家族聚居的核心区域在村落空间上表现出相对的封闭性，寨头的渡口和寨尾的庵堂则显现出开放性。在佛教观念的影响下，渡口与庵堂的修建是在木材贸易这一经济活动支撑下进行的，从中也可看见由僧人寺庙力量主导地方事务到地方宗族势力主导的转变过程。

第四章“历史记忆与空间意象”。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木行、祠堂、家族故事的材料大致勾勒出几大家族的历史概况，呈现三门塘人如何透过“船形”的空间意象来看待村落家族居住空间对其兴衰的影响。船形隐喻其实是人们根据较近的木行、宗祠历史给出的一种充满象征意涵的空间观念，它也成为人们对于村落各家族兴荣衰败历史记忆的一个叙述体系。

第五章“力量的空间”。透过对村落空间内邪气、安住在不同空间内的老人家的讨论，来展现村庄姓氏人群的权力结构与空间力量之关联。通过对不同时期邪气、庙宇的变化过程，看到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与地方家族势力影响下，三门塘人的活动与物质性空间的结合时展现的文化图景。

第六章“空间中的物——桥”。明代以来三门塘的各种桥，成为表达不同时期人们价值观的符号体系，村落文化通过这一符号意义历代相传，并成为村落内部与外部，民众、士绅、官员之间互相沟通的一套解释话语。人们通过桥缔结关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意义秩序。

第七章“血与土交融的空间”。通过三门塘地方性知识中的“团”，来讨论与其相关的村落组织、仪式及两性关系。随着村内姓氏人群结构的变化，地缘与血缘一起成为村落社会的构成原则，也成为不同空间内人群组织活动的基础。从家族仪式的七月半、招龙谢土，生命礼仪寄拜、打三朝到村落仪式“推寨”，人们在村落仪式中享有共同的象征，作为村落知识与历史记忆的操演与传承的一种方式，在各自的活动中表达不同的个体经验与意义。

第八章“是侗非侗”。在特定历史发生的村落空间内，当地人对自身的族群身份认同显现出多元化。他们通过对自己的节日、食物、歌谣、建筑等来讲述他们所指涉的“汉文化”与“北侗文化”。在当下的旅游开发情势下，三门塘人重新书写了村落景观，他们通过记忆来诠释他们的传统村落空间，并给出一个“是侗非侗”模糊的情感认同，却在现实利益情境下表现出强烈的本族文化的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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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萨林斯用四个主要的概念，来分析及呈现历史过程：结构（structure）、事件（event）、实践（practice）以及非常时期的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

[2]按照格尔兹的说法，一方面，一个事件是一个普遍现象独一无二的现实化，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偶然实现；另一方面，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也就是说，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改变了。

[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借助特殊能力，将时间压缩成神话中特有的一部分。

[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第332—333页。

[5]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该书从叶书记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叙述了林村的种种变迁。

[6]刘志伟、科大卫在多年对华南地区研究的基础上，以宗族为核心进行讨论，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阎云翔对东北村庄“礼物交换”的研究，展示了国家政治经济过程与民间社会交往模式之间的关系。另外，关于村落研究的论著还有很多，如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是把中国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贯通和透彻理解的一本书。

[7]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

[8]林耀华：《金翼》，庄孔韶、林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导言第1页。“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个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取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

[10]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David Faure，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

[1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David Faure， Helen F.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明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6]刘志伟：《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体系》，中国社会史学会1998年年会会议论文，江苏苏州，1998年8月。

[17]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8]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8页。

[19]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28页。

[20]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ley-Blackwell，1992，p.4.

[21]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生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 space）三位一体的概念，并与觉察的空间、认知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一一对应，这种关联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连接起来。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史与历史学家所界定的历史有着巨大差异，他认为空间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空间史具有强烈的建构色彩，所谓空间的历史就是社会关系通过空间的实践镌刻在社会空间之上的过程，因此社会关系的变动，可能导致社会空间阶段性的变化。尽管列斐伏尔的讨论是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但他将权力、社会关系、日常生活与空间联系起来的研究视角，对于本土化研究也有极大启发。

[22]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

[23]黄应贵的《土地、家与聚落——东埔社布农人的空间现象》是从家屋建筑讲述家族与聚落内部社会关系，呈现了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布农社区空间的演变过程。中心与边陲，神圣与世俗诸如此类空间的二元对立划分，便是此书更为强调的由人的活动与物质性空间相互结合运作而产生的各种新的空间建构所具有的力。它在聚落内规范家族土地范围，调整家族成员、两性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社会秩序。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空间被物化成为商品，当它成为利益争夺的对象，更凸显出空间的权力性质。参见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第73—132页。

[24]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43—144页。人们只能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操纵来推行纪律，他认为权力-知识的关系根植于空间里，不管在哪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就是最根本性的东西。“纪律创造出复杂的空间，这些空间既是建筑的，也是功能性的和等级制的。正是这些空间创造了各种固定的位置，并使流通成为可能；这些空间划分出人的各个部分，并且确立了它们之间的操作性联系；这些空间也标示出了地点及价值；他们不仅确保了个人的服从，也建立了一个对时间和姿态进行更优安排的体系。”

[25]布迪厄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争夺制度高位或权力资本，不断地展开彼此的博弈和争夺。

[26]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阐发的“结构化”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是在人与人的共同在场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使得人的社会活动场景被“固定化”，区域化包含了在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上千差万别的分区。

[27]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8]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0]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陈春声：《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2]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书中将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视为社会记忆的四大媒介。

[33]数据由坌处镇三门塘村计划生育户口簿统计所得。

[34]以上数据于2003年由村委会提供。

[35]Geertz ，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中文译本有《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6]乔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M.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乔治·E.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

[37]2007年冬天，住家的阿姨得知我身体不好之后，和我在当地认的干妈一起，去往三门塘上游一个亮江的寨子请当地灵验的一位童子婆帮我询问境况，我很感谢两位阿姨为我做的一切。通过我寄给他们贴身用过的一块围巾，童子婆告诉她们我是在三门塘村口复兴桥和渡口一带中了“邪气”，所以在那年春节前他们请村里的道士一起在那一带做了法事，并要求我在家也一同做了相应的仪式，并将具有法力的“符”寄给我，以庇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