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训诂卷：《中国训诂学概论》选编

第一章 绪说

第一节 何谓训诂学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这里所谓“字义”乃是文字的“用义”，而非字形构造所示的“本义”。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形为文字所独有，音义乃语言文字之所同，所以解说文字本义的学问固然也可以视作训诂的广泛领域中的一部，但是严格的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的。因此，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音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缺精确的。那么，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

“训诂”二字一名的含义及其由来，以及“训诂”与“训诂学”的区别是我们应该首先明白的。大概在秦汉的时候，是只有“训故”的称谓的，而且训故和经学、小学简直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离，那时研究经学古学或小学的学者，也仅是为了讲解古书而去训释古籍中的古字故言，去阐发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至于如何训释古字故言——即训诂的方法技术以及理论系统等等的问题，却尚无自觉的有系统的概述及综合的研究；换言之，那时只有“训故”而无“训诂学”，只有工作的实行而无学理的解说。理论的产生是靠着事实的归纳，在一个训故工作刚萌芽的时候，自然不会同时就有成熟的系统理论的。这也是时代使然，直到二千年后的现在，不是还没有一部“训诂学”的著作出现么？

训诂的“诂”字，汉人通行写作“故”，诂是故言，故是古旧，诂、故、古三字的含义虽小有广狭专泛的不同，声音语原却是完全一样的。而“古训”一名在《尚书》和《诗经》里面都早已提到过，于是一般慕古的学者就说这是后来“训故”、“训诂”的出处，因为他们误认“训故”可以倒说成“故训”或“诂训”的缘故。清朝有名的小学家都如此肯定地主张，从未有人发生过疑问，例如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里说：

“……而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

如果我们仔细去翻读一下《书》《诗》的原文，就知道钱氏的话纯是有意的附会。《商书·说命》里说：

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孔《传》解释这段话说：“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训而能以长世，非说所闻。”可见古训只有古昔的教言之意。又《诗·大雅·烝民》篇说：

仲山甫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毛《传》说：“古，故。训，道。”郑《笺》说：“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我觉得旧日的解说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两书所言的古训都是指着“先人教言，圣王遗典”的意思，犹之乎《国语》中称“遗训”一样。《周语》说：

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问于遗训，就是式于古训、学于古训的意思。所以《诗》中的古训一名，虽然郑《笺》及《列女传·明贤篇》所引都是直书作“故训”，而毛公又取以为《诗故训传》之名，但是《诗》中原意既是明指古昔教训而言，而“训故”一名在汉人的用法上又不能颠倒作“故训”，那么古训和训故绝不能混为一谈而傅会其含义及出处。况且在《诗》《书》的时代，去古未远，典籍未富，也不需要训故的工作。这样看来，训故一名的成立及取义自当以汉人所说为准才对，因为训故的萌芽虽散见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语录传记之中，然而训故专著的出现及大成却到秦汉之间才开始的。

汉人著作，关于训故的称呼，也不很一致，例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列传前后所说便多不同：或名“训故”，或单称“训”，或单称“故”，或名“解故”，或名“训纂”；不过以“训故”和“故”的称谓为最多而普遍，而且这些名称的含义也几乎完全一样的。现在为了明白起见，姑就志传所说，略举数例如下：

（一）行文多复称“训故”：

（1）《志》曰：“《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2）又曰：“鲁申公为《诗》训故。”

（3）《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4）又曰：“宽至洛阳，……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

（5）又曰：“谊为《左氏传》训故。”

（6）《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师古曰：“故谓指趣也。”）

（7）《扬雄传》：“训故通而已。”（师古曰：“诂谓指义也。”）

由上七例，可知训故就是能正读古字，通晓古言。《苍颉篇》为秦人编集的字书，到汉宣帝时就非专家不能正读了。这里所谓“读”，是指字音字义而言；所谓“义”，是指日常通行的用义而言。可见通晓古字古言的音义而为之训解明白者便是“训故”，杜林、申公、贾谊等人之为诸书作训故都是此意。师古所说，失之广泛，故即古字古言也。而《扬雄传》独作“诂”，盖当时即有此新体，依例当为“故”。

（二）简称“故”者多为书名：

（1）《志》曰：“《诗鲁故》一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2）又曰：“《诗齐后氏故》二十卷。”

（3）又曰：“《诗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4）又曰：“《诗韩故》三十六卷。”

（5）又曰：“杜林《苍颉故》一篇。”

案杜林为《苍颉》作训故，申公为《诗》训故已见前引文中，行文称“训故”而书名则称“故”，可证故即训故的简称，所以《唐志》把《苍颉故》直名为《苍颉训诂》了。至于师古《注》将故字又解为动词，似乎不大妥当。此外还有把古字古言直叫作“故”的，亦可证故字非动词。例如：

（6）《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7）《扬雄传》：“《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案古文《尚书》多古字，孔安国读以今文便可自成一家；《志》也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可知司马子长所从问的“故”就是古字古语的意思，自非读以今文，解以今语而不易使人知晓，所以《史记》中引用古文《尚书》的地方，并非原文，只是用今字代古字，以今语译古语罢了。扬子云是个好古的怪人，自我作古，予圣自居，著述拟之于经传，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大概《玄》文多故者，就是好用古字古言，犹今人之好用典故及喜写古字耳。

由上七例，可知某故某故者，即言某书之古音古义耳，古字古言谓之故，古音古义亦谓之故，故字既然沿用为古代语文音义的专称，所以解释古字古言的音义便叫作“训故”也。

（三）书名“解故”者，即“训故”之异称：

《志》曰：“《书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案解者释也，判也。艰深晦涩谓之结，判分滞结即谓之解，是解亦训释顺通之意，解故犹训故也。此例他不多见。

（四）书名“训”及“训纂”者，与训故稍有不同：

（1）《志》曰：“《淮南道训》二篇。”

案杂家中又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本《淮南子》二十一卷，除叙目命名《要略》外，他如《原道训》《俶真训》等都以训名篇。《要略》说：“惧为人之愍愍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高诱的《叙目》也说：“其义也著，其文也富。”这样看来，名训的取义有些和训故不同，而且此例也不多见，盖系后起之名。其体辞多说博，其旨阐微著隐，着眼在说解义理，已超出训释古字古言的朴素本色了。

（2）《志》曰：“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3）又曰：“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案此二书介于《苍颉传》及《苍颉故》之间，盖亦训释《苍颉篇》音义之书，犹后来颜师古、王伯厚之注《急就篇》耳。杜林既为《苍颉》作训故，又为之作《训纂》，虽皆注释之体，其间必有不同之处，否则，何以分为两书而异其称呢？原书久佚，不可详究。

（五）外此四类，毛公以“故训”名书者，并非“训故”的同义倒文，不应混入。《志》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蒙案：郑玄《诗谱》及陆机《毛诗草木鱼虫疏》皆称“训诂传”，朱彝尊《经义考》也称“训故传”，这都是错误的。盖汉人称谓以“训故”为多，称“故训”者仅毛公一人，后人不明二名的来源及取义各别，就以常见者改不常见者于无意之中，甚至积久相沿，误认为一，所以《正义》本《毛诗故训》作“诂训”，颜师古斥为流俗失真，陆德明《释文》又认为可以两通，他说：“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诂、故固然是古字的后起分别文，但是毛公所谓故训，只可作“古训”，而不可以作“诂训”，因汉人无以“训故”倒作“故训”，或“训诂”倒作“诂训”者。我们绝不能因其音同义近而混淆莫辨，以讹传讹的。

又《故训传》命名的取义，孔氏《正义》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传。……”孔氏的说法颇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训传”是用了《诗经》“古训是式”的意义，故训本是故昔的典训，这故昔典训的所指，无论是师说或雅义，都尚较合理近是；然而他还强要牵扯到《释诂》等的篇名上去，就很有些傅会了。（《蒸民疏》又从郑《笺》而为之说，以古训为古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故训的故字是形容词，训故、释故的故字是名词，二者绝不相同。段氏《说文注》说：“《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诂，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可见《故训传》虽亦为训诂之作，然而故言之传和顺释故言的立名取义都不大相同的。马瑞辰有《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一文，所说也多错误，详见下文所引。

看了以上五类略例，训故一名的源渊大概可有个简括的认识吧。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古字古言后人多不识，故为之作释也。此其一。汉人称谓以“训故”为最多而普遍，或改名“解故”，或简称“故”，称谓虽殊，取义则一。至于单名“训”的，旨在广其辞说，与训故之仅为推求古音古义者不同，统言无别而对称有异。此其二。《毛传》以“故训”名书，非训故之倒称，故训犹言故昔训释之意，虽亦训故之体，立名究不相侔，不可混而为一；后人或名训故为诂训者，相沿而讹也。此其三。

不过，汉人传注之作，并不仅限于训故一类，广义言之，如传、记、传记，说、说义、略说，微以及章句等四大类的著作，也都属于训故的范围。究竟它们的体例之间有如何的不同，这也是我们极应明白的。兹据《汉志》所载，略撮其要：

（一）传、记、传记、杂记。

（1）《易》有《周氏传》、《韩氏传》。《儒林传》曰：“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又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

（2）《书》有《大、小夏侯解故》，又有《传》四十一篇。

（3）《诗》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等；又有《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韩内传》、《外传》等。《志》曰：“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儒林传》曰：“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又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师古曰：“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案《楚元王传》云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是《鲁诗》本有传也。《史记·儒林传》文上“传”字下多一“疑”字，《汉书》误脱，当读“亡传疑，疑者则阙弗传”。虽然，依师古《注》中之意，可见故和传是有区别的，这由齐韩二家之有《故》又有《传》也可以看得出来。

（4）《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志》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其事实皆形于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5）《礼》有《曲台后仓记》。《儒林传》曰：“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

（6）《乐记》二十三篇。《志》曰：“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

此外尚有刘向的《五行传记》及《公羊杂记》等。《释名·释典艺》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汉儒最重师传，《汉志》及《后汉书·儒林传》述六经传授甚详。《释典艺》又曰：“记，纪也，纪识之也。”《汉志》《礼记》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大概训故只是就字释义，而传记则在转录师说，或推其意，或广其事，蔓延泛滥而不能守其本原，故《志》讥《诗》传咸非其本义也。

（二）说、略说、说义。

（1）《诗》有《鲁故》、《韩故》及《韩传》等。又有《鲁说》、《韩说》。

（2）《书》有《欧阳说义》。《儒林传》曰：“小夏侯说文，恭（秦恭）增师法至百万言。”师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志》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难逃，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只之说至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3）《易》有五鹿充宗《略说》。《儒林传》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又曰：“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传记之属已经就有些驳杂滥漫，而说义之类更是大放厥辞，絮絮不休；是故通人恶烦，智者羞学，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林传赞》感慨系之曰：“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志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三）微。

《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氏微传》等。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此例仅《春秋》有之，盖夫子微言大义，必待后学阐发而始著明也。

（四）章句。

（1）《书》有《欧阳说义》，又有《欧阳章句》；有《大、小夏侯解故》，又有《大、小夏侯章句》。

（2）《春秋》有《公羊传》、《榖梁传》，又有《公羊章句》、《榖梁章句》。

（3）《儒林传》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又曰：“（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刘歆传》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扬雄传》曰：“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

《毛诗传笺通释》书前有《毛诗训诂传名义考》一节，文中分辨训故和章句、训故和传、训和故等之间的分别，大致尚无过误，兹节录如下：

……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傅，非其本旨；……。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则训故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至于传则《释名》训为传示之传，《正义》以为传通其义。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

……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诂训传》。尝即《关雎》一诗言之，如窈窕、幽闲也，淑、善也，逑、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传之体也。而馀可类推矣。

马氏的说法，除了以“故训”为“训故”的错误外，其他尚无可斥之处。如果和前面所引《汉书》志传中的话对照参看，训故和传记、说义、微、章句等体之间的同异，当更为明显易知了。不过所谓差异，也只是自其异者而言之，大体上他们仍然互成联系，相依为命，所以有许多书常是兼备各体的。假如站在语学的立场上说，只有训故是一切解释古书方法的基础，而且也只有它较为可靠，较为客观，较为科学。

训故一名的由来及其取义既如上述，末了，再就训故二字的本身含义来说一说：《说文》云：“训，说教也。从言川声。”《释诂》：“训，道也。”道与导通，仅为名动之别。训字又通作顺，《大雅·抑》“四方其训之”，《左传·哀二十六》引作“顺”，《广雅》云：“训，顺也。”案训、顺、驯三字都从川声，盖即川字之孳乳分化，贯穿通流者谓之川，川不流则成灾，故灾字古写从一阻川，因此训、顺、驯三字都有疏通循从的意思。《说文》又云：“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案诂乃古字之分别文，古为古昔，古言仍是古，因为言，遂加言旁以别之，范围虽有广狭之殊，而语言本没有两样。《说文》云：“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故本为原故，引申之为故旧，故曰古故也。这样说来，故诂二字都是古字的孳乳分化。故汉人多书作训故，而后来则写成训诂了。

总而言之，故是古昔故旧的意思，因而古字古言亦谓之故，古字古言之原来的音义亦谓之故。（这里所谓原本，只是古书作者当时通行的用字之义，而非上溯到原始造字时的本音本义。）故字故言，时地悬隔，音义难明，必待训故家为之顺释疏通，然后始知古语某即今语某，古字某即今字某。不但一语一字之音义畅晓无阻，即句读篇章之义也都了然无疑。文通字顺，而后昔贤著述之情意始得大白于永世，不因古今南北语言变易而生隔阂。这种工作——顺释故言的工作便叫作“训故”或“训诂”。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沈兼士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一文里（《北大月刊》第八期），曾经指出训诂学的范围如下：

这可以说是训诂学范围的扩大，由专门顺释故言的工作，进而探寻历代古今语言转化的轨迹和规律，更进而调查现在方言的音义以究古语的遗留及流变，已有些侵入古语学的领域了。本书既名概论，当然不能都完全包括。

至如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说：“训诂之学与翻译之学同，所以以此字释彼字耳。”黄侃的《训诂述略》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至于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斯固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盖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也。”（《制言》半月刊第七期）案以上两说，固不能斥为非，亦不可认为是，似是而非，粗疏失要，都不能推明古人立名的精意。此外如何仲英的《训诂学引论》所说：“诂是通异言，训是说字义。诂为古今的代语，训为文字的义界。”以及还有人说的“推寻文字之原古，解说文字之本义，谓之诂；研索文字之流转，注释文字之引申，谓之训。诂为推原，训为通变。”凡此等说，都有些支离破碎，更不足道矣。